张鹏：长征题材美术创作的现场之维

【编者按】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一重要时间节点，《中国美术报》推出长征题材美术创作研究专题，聚焦当下创作现场正在发生的深刻转向。近年来，大批美术工作者走出画室，沿长征路线走访，以脚步丈量山河、以手触摸物证、以访谈接续口传，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术脉络中生长出属于当代的创作路径。当代创作者正打破门类边界，将90年前的远征足迹与今日长征沿线的时代新貌并置呈现，努力完成一次面向当代审美的“时代转译”。

李振伟/策划

长征题材美术创作的现场之维

□ 张鹏

沈尧伊 《地球的红飘带》 连环画

创作现场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是脚下延伸的路、是手边留存的物、是耳畔回响的声音，也是艺术创作的生命源泉。当一批又一批艺术家沿长征路线重走时，他们带回来的不只是速写本上的线条和相机里的图像，更是一种被现场经验改变的观看方式。这种改变，正从三个方向打开长征题材美术创作的新维度：重走，让历史成为身体可以感知的过程；物证，让记忆落到可以触摸的实处；口传，则是土地之上代代相承的记忆方式。

重走成为创作方法

重走长征路，首先是一个“走”字。对于参与采风的艺术家而言，这个“走”并非隐喻，而是每天都要面对的身体实践：在泥泞中迈步，在陡坡上喘息，在高原反应中放慢节奏，在鞋底磨薄之后，脚步更沉稳更坚实。重走，是艺术家进入长征现场最直接的方式，也是创作现场本身，并成为当代长征题材美术创作的重要方法论来源。

这一“以行求知”的方法，在中国自身的学术与艺术传统中渊源极深。司马迁撰《史记》，20岁南游江淮，北涉汶泗，以亲历山川故迹为著史之基，才有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顾炎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所闻所见校之典籍，方有“脚下行来始见真”的学问。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走的正是同一条在行走中激活笔墨之路。可见，重走不仅是积累素材，更是一种体认方式与治学路径。

这一传统，同样贯穿于长征题材美术的经典创作之中。李可染创作《长征》之前，虽未亲历长征全程，但抗战期间入蜀数年，对山川气象的空间体验有刻骨铭心的领会。傅抱石创作《更喜岷山千里雪》，借鉴中国传统雪山图式与笔墨语汇，融入其在巴蜀地区的山川感受，形成浪漫壮阔的审美意象。沈尧伊五走长征路，坚持50余年创作长征主题的美术作品，从《而今迈步从头越》《地球的红飘带》到《遵义会议》等，他曾说，作为画家，有义务、有责任用画笔讲述长征故事，更要和美术界同仁一起，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今天艺术家重走长征路，并非简单的采风活动，而是中华知行合一的传统在当代的自觉回响。“行”本身即思考方式，“现场”本身就是认识历史与生活的课堂。只有深入这样的现场，不断积累、提炼和反思，才能实现对历史与当下的精神贯穿，也才能把来自足底的感受转化为画面的力量。

近年来，一些长征题材作品映现出这种重走体验的印记。画家在领会全景式俯瞰长征战略路线的基础上，将观察视角下移拓展，截取的常常只是一截泥路、几块乱石、一片雾湿的灌木。观众仿佛就站在当年红军走过的路上，更真切地感到，长征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重走者的身体感受和切身的空间体验，由此成为画面结构与笔触的内在依据，使作品更加贴近历史的真实质感，并获得精神共鸣。

更值得关注的是，还有不少作品将“走”的意象直接延伸到了今天的长征沿线。画面中，当年的羊肠小道与今日的高速路网并置，古老的石板路与穿山隧道相互映照。这不是简单的今昔对比，而是一种绵延的印证，长征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代代人沿着同一个方向不断走下去的奔头。来自现场的切身感受，让艺术家真切体会到了这种绵延，也让他们笔下的路不再只是历史场景的再现，而成为一条仍然在生生不息的道路，成为一种精神的延展。

物中见大义

如果说重走改变的是观看的方式，那么现场中的“物”，关乎的是触摸历史的方式。据采风所见，长征沿线散落着大量与历史相关的物质遗存：生锈的马蹄铁、残破的瓷碗、被风雨侵蚀的标语残迹、老房东家传了三代的军大衣、村口当年红军饮马的老井，它们仍在风吹日晒之中，带着泥土的痕迹和时间的蚀刻。

这些物证，正在被越来越多地带入画面。近年来的一些主题性展览中，有艺术家尝试将长征沿途采集的实物或材料引入作品，也有作品将红军当年使用过的草鞋、军号、马灯等实物与绘画和影像并置，使实物成为画面的有机组成部分，让历史物证与艺术再现形成对话。值得注意的是，艺术家与这些物证的相遇，并非偶遇。在近年一些重走长征路的活动中，创作选题多经专家审慎遴选，这意味着许多被融入画面的旧物，不是随机的遗存，而是经过历史眼光的拣选。

中国学术中本有“格物穷理”的传统，朱熹的“即物而穷其理”，强调穷理不能离物而空谈。而在中国审美传统中，又有“睹物思人”“物我交融”的深厚积淀。长征路上的这些物证，恰恰处在历史记忆与日常生活之间的交汇点上。它们当年是战士的行囊、百姓的用具、生存的依凭，今天仍散落在日常生活的角落里，于有形处见无形，成为可触可感的精神见证。

回到经典长征美术作品中，可以发现“物”从来不曾缺席，李可染《长征》、傅抱石《更喜岷山千里雪》和董希文《红军不怕远征难》中，画家笔下的红旗、枪支、草鞋、水壶、木棍，那些星星点点的行囊，被画家以极简练的笔触点出，从属于全景式的宏大场面，成为精神的注脚。近年来的主题创作，则更多体现出物证由画面附属走向独立表达。

近年来在长征主题创作中，一些艺术家将现场采集的“物”以各种方式引入作品。有的将沿途取来的泥土、草木灰混合进颜料，让长征土地的物理微粒直接成为画面的构成要素，使作品与那片土地血脉相连。有的作品择取红军长征中的野菜、草根、树皮等食物意象，有的采集数十双当地百姓手工编制的草鞋，以物质的匮乏反衬红军战士精神信仰的强大，让历史的重量以最朴素、最直接的方式呈现在观者面前。还有的画家将新建工程元素与当年的渡口、古道并置，让长征精神成为一种仍在生长的现实。长征题材美术创作中的物证意识，让这些沉默的物开口说话。中国传统讲见微知著，长征路上的每一件实物，都凝结着集体记忆与国家精神，也终将汇入艺术创作的洪流，见证一个大时代的磅礴行进。

口传中的承递

如果说物是沉默的见证，那么人就是鲜活的记忆。创作现场最丰富的资源，是路，是物，更是人。

在长征沿线，至今仍生活着许多与这段历史有着特殊关联的普通人：当年为红军带过路的向导后代，收养过红军伤病员的农户后人，几十年如一日守护着一座座无名烈士墓的村民，还有那些能用地道方言讲出祖辈口中长征故事的老人。他们口中的故事，是在灶台边、田埂上、火塘旁一句句讲出来的，构成了另一条鲜活的长征记忆脉络，具有一种文献所没有的泥土气息。

中国史学传统中有口传一脉。司马迁撰《史记》“罔罗天下放失旧闻”，使人物形象血肉丰满。顾炎武游历华北，访遗老、录口述，融汇于《日知录》与《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由此保留着最真切的历史感受。这种对口传的重视，使中国史学在关注典章制度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对活态记忆的珍重。

这些口传记忆进入美术创作，是近年来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有的艺术家在重走过程中聆听老人讲故事，然后把听的感受转化为视觉语言，这类作品往往不表现激烈的事件场景，只画老人坐在门槛上的侧影，或者坐在自家门前的石阶上，手里摩挲着一件旧物，嘴唇微启，画面上也许看不到与长征直接相关的元素，但讲述者的姿态本身，就是记忆传承最朴素、最动人的形式。也有创作尝试将同一段故事在不同讲述者口中的多种版本并置呈现，以见出记忆本身的流动性和生命力。更有作品直接以听为题材，描绘当代人在长征路上倾听老人讲述的场景，让传承本身成为被表现的对象，诉说着一种仍在进行的记忆传递。

在经典长征美术的创作过程中，口传早已是重要的素材来源。沈尧伊创作《地球的红飘带》时，除查阅大量文献档案外，还专程访问了多位健在的长征亲历者和沿途百姓，口传细节融入画面，为连环画增添了一种档案式的实感。正是这种来自民间的、带着体温的口传记忆，使《地球的红飘带》不仅是一部宏大叙事的史诗，更是一部由无数普通人记忆汇流而成的人民记忆的视觉文本。

长征精神从来不只存在于文献与档案之中，它通过口耳相传、代代相承，在中国乡土社会的血脉中延续。一个民族的历史感，既来自官方历史的书写，也来自民间记忆的涓涓细流。

来自创作现场的真实体验，指向了中华文化自身深厚的学术资源。重走、物证、口传，这三个维度从中国学术与艺术自身的脉络中生长出来，与长征这片土地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回到现场，是对经典的深化；深入现场，则是对精神的重铸。长征题材美术创作的当代新境，正在于让这条红色长路既留在历史的深处，也铺展在每一个普通人的记忆与生活之中。唯有深入现场，方能领略历史的回响；唯有以行求知，方能让长征精神在当代中国的美术版图上，继续生长出鲜活而持久的生命力。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 | 李振伟

制作 | 殷 铄、刘根源

校对 | 安亚静

初审 | 殷 铄

复审 | 冯知军

终审 | 陈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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