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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四年，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名单上，张闻天、王稼祥的名字又列到了一起。此时距遵义会议已近二十年，他们仍在处理重要事务，只是眼前的桌面从军事部署换成了外交文件。
再过几年，两人的工作却先后受阻。张闻天离开外交部的实际领导岗位，王稼祥也逐渐难以主持自己创建的对外联络工作。此后，他们连继续讨论政策、查阅材料、外出调查的条件，都受到限制。
从红军领导机关到最后的居所，隔在两人之间的，并非同一次调动，也不是一条相同的下坡路。
01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进入遵义。部队刚从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中走出来，追兵还在后面，下一步怎样走，已经不能照着出发时的办法继续下去。
一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城内召开。博古作总结报告，周总理作军事问题报告，张闻天接着发言，把批评指向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军事指挥。会议需要解决的，不是由谁为已经发生的损失说几句难过的话，而是错误的打法还要不要继续。
张闻天此前已在中央领导机关工作，参加过过去的决策。他在上海进入中央宣传和政治局工作，随后到了中央苏区，中央领导人的身份并没有使他避开错误指挥造成的后果。部队退出根据地以后，这些后果又落在每天的行军和战斗里。
王稼祥同样身在队伍中，却是带着重伤走的。他早已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三年遭空袭受重伤，腹部伤势没有痊愈，仍随军长征。军事指挥是否得当，对担架旁不断减少的行列，也有直接的影响。
两人都有苏联学习经历，在中央任职较早，但这一次没有沿着旧日的意见继续走。张闻天对既有指挥提出批评，王稼祥支持毛主席的军事主张，提出调整领导的意见。原来参与同一套领导工作的人，开始推动改变其中的错误。
会上讨论到的，是可以在地图和战场上对照的事情。敌强我弱不能解释全部失利，机械地同敌人拼消耗，也不能因为出自原有领导就继续坚持。张闻天把这些问题展开，毛主席进一步批评军事上的错误，发言的人逐渐把分歧讲到了具体指挥上。
王稼祥支持改变军事领导，使毛主席的意见不再只是原先被排除在最高军事决策之外的人提出的批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会上表明立场，过去的组织关系并没有阻止他赞成新的办法，会议由总结失败走向了组织调整。
会议决定增选毛主席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军事指挥仍由朱德、周总理负责，周总理承担党内委托的最后决断责任，新的常委分工还要在行军中确定。遵义城内解决了重要的一步，具体工作并没有在会议散场时全部交接完。
张闻天受托起草总结军事问题的决议。队伍离开城里，他的工作仍要跟着进行，会议上形成的认识必须写清楚，传达到干部中去。过去由最高领导掌握的一套指挥办法被否定，下面的营连却不能只得到一个换人的消息。
二月初，中央领导分工进一步调整，张闻天在党内负总的责任，毛主席协助周总理指挥军事。张闻天接过的是党内总体工作，不能把所有日常问题都当成一次作战行动处理，军事指挥又需要能够随着敌情迅速决断。
张闻天还向军委纵队的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将军事问题总结同今后的行动联系起来。干部会议讨论并拥护政治局的决定，会议形成的调整随之传到队伍中。新的领导分工一面在中央落实，一面经由传达和解释，成为下面开展工作的依据。
红军随后转战黔北，一度争论怎样选择攻击目标。一个地方能否进攻，不只关系到在地图上再向前画一段线，还关系到敌援何时赶到、部队是否会被拖住。已经取得的调整，接着受到新的战场考验。
三月，中央又组成由毛主席、周总理、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全军行动。王稼祥在军事决策中的地位进一步明确，张闻天则在党内总体工作上同新的军事指挥配合。两人此时都在高层，但承担的责任已经分开。
随后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红军在敌人重兵围追中不断改变行进方向。文件与军情必须跟上队伍，中央领导机关也在行军之中。这一阶段形成的合作，依靠的是一次次具体决策能够落实，不能只靠会议上彼此赞同。
到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北上还是南下又成为尖锐分歧。张闻天支持北上，维护中央领导和红军的统一，并没有因军事指挥已有专门小组，便退出对重大问题的处置。王稼祥也继续随中央行动，重伤没有让他从长征领导工作中消失。
红军到达陕北，战争任务又发生变化。日本侵略加深，怎样把抗日力量组织起来，进入中央议事日程。张闻天主持瓦窑堡会议等重要工作，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形成。
方针定下以后，还要处理同东北军、国民党方面的实际关系。过去在战场上相互交战的力量，能否转向共同抗日，既需要谈判接触，也需要改变公开提出的口号和条件。张闻天参与这些政策的制定，中央向不同方面送出的意见随局势不断调整。
一九三六年八月，张闻天为中央起草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九月，中央又提出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军事上争取生存同政治上扩大合作联系起来，党内总体工作的内容，已经从怎样带红军走出围追，延伸到怎样改变全国的抗日力量组合。
从遵义走到陕北，张闻天、王稼祥并未只在一场会议上短暂站到前台。他们分别承担党内总体工作和军事、政治工作，又共同进入抗日局势下的新部署。原来的军事危局有所改变，接下来要建立的，却是比长征队伍范围更广的合作关系。
抗战全面爆发后，这套领导分工还要继续调整。地方组织、部队、统一战线和国际联络，都带来新的事务；曾经在行军途中一起商议前路的人，开始有了不同的工作去向。
02
一九三七年，王稼祥赴苏联治疗旧伤，并承担同共产国际联系的工作。伤病影响了他留在国内活动的时间，离开部队以后，他仍带着党内需要沟通的问题出发。
张闻天继续在国内主持中央有关工作。洛川会议召开，全面抗战中的路线和任务需要确定；各地党的组织和新改编的部队向前展开，中央要把战争方针、统一战线政策和日常党务联系起来。
抗战的战场很快扩大，争论也随之而来。与国民党合作抗日以后，共产党应保持怎样的独立性，军队的指挥和根据地的发展怎样安排，不能只由一地的经验决定。武汉、延安和各地之间不断往来的报告，把这些分歧带回中央。
一九三八年，王稼祥从苏联回国，向中央政治局以及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意见肯定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强调中央领导的团结，并支持以毛主席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
王稼祥把需要传达的事情带到会议上，六中全会接着讨论抗战以来的经验和存在的错误。毛主席作政治报告，会议强调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把共产党的一切行动都置于国民党同意之后。王稼祥由国际联络带回来的意见，在这次调整中发挥了作用。
会议以后，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确立，张闻天更多负责宣传教育和干部培养。原来负总责的工作格局逐渐改变，中央日常工作的组织方式也随形势继续变化；张闻天仍参加中央领导，并非交出一把椅子便离开延安。
干部教育很快成为实际工作中的一项重担。各地青年和党员进入延安，需要理解抗战方针，也需要学习怎样在根据地处理问题。张闻天参与宣传、理论刊物和马列学院等工作，文件、课程、干部学习都要有人组织，前方扩大后的队伍仍需从这里获得支撑。
王稼祥回国后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领导职务，参与军队政治工作。他在赴苏和养病之间往返，仍为党的建设、军队工作起草文件，讨论组织与纪律问题，工作并未仅限于与国外传递消息。
延安整风展开，过去的领导错误被重新检讨。张闻天也要检视自己参加过的决策，他随后把一段很长的时间放到农村社会调查上。此前在会议上讨论的教条与实际脱节，要落到真实村庄中辨认。
一九四二年初，他率调查团从延安出发，前往陕北、晋西北。调查不是到村里听一场汇报便离开，土地归谁、牲畜有多少、家庭怎样安排生产，都要逐项了解，再把不同人家之间的情形比较起来。
调查团在神府、兴县、米脂等地停留，住进农村，接触农户，也调查市镇商业。贫富不同的家庭同样遇到生产问题，政策到了村里产生什么后果，不能只从村干部交上来的一张表里看完。张闻天和同伴把一份份材料整理成调查成果。
经过一年多，调查团回到延安。张闻天写成《出发归来记》，向中央汇报沿途工作和所见问题。此时他离日常最高决策的中心已远了些，但过去在中央作政策判断的人，仍把调查所得送回中央。
一九四三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调整领导机构。毛主席任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书记处由毛主席、刘少奇、任弼时组成。张闻天和王稼祥不在这一新的书记处名单中，两人在中央领导机关中的具体位置，至此又有了明确变化。
随后张闻天参加党内历史问题的总结，王稼祥也在病中思考革命经验，并撰写文章。这些工作仍影响党的思想与组织活动，却已不同于长征途中三人军事小组随时处置全军行动的方式。
一九四三年七月，王稼祥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在《解放日报》发表。他把党的经验同毛主席的理论贡献联系起来，论述中国革命如何形成自己的道路。旧伤使他不能总在工作现场活动，文章却由报纸送到各地，参与了此后对革命经验的认识与总结。
一九四五年七大选举时，两人的处境出现进一步差别。张闻天当选中央委员，随后仍进入中央政治局；王稼祥没有当选正式中央委员。毛主席向代表说明他的历史贡献，王稼祥随后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实际组织地位比红军时期已有下降。
七大闭幕后，战场很快转向新的地区。张闻天赴东北，担任合江省委书记等职，面对的是巩固地方政权、组织生产、开展土地改革和支援前方。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到边远地方，工作没有随职务名单上的排序而自动结束。
王稼祥经过治疗，也到东北工作，负责城市工作和宣传事务。哈尔滨等城市已经解放，商店、工厂和市民生活都等着恢复，党的工作不能只有军事上的推进，还得使已经接管的城市继续运转。
张闻天调查东北经济，研究不同经济成分如何共同恢复生产；王稼祥参与拟定城市工作方针，处理公私关系与劳资关系。战争仍在进行，两人的名字更多出现在地方建设和政策文件中，支援战场的事情从这里一件件办下去。
城市接管以后，原有的商号、作坊和工厂并不会因为换了政权就自动恢复。工人需要工资，企业需要原料，乡村生产又要通过市场交换。王稼祥等提出的城市工作意见，把发展生产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联系起来，要求接管工作接着转到恢复经济上。
一九四八年，张闻天为东北局起草关于经济构成及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将国营、合作社、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和小商品经济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提纲报到中央后得到重视，并经修改继续传达，地方工作中遇到的经济结构问题，由此进入新中国成立前的政策准备。
到全国胜利前夕，他们已离开红军时期那种最高层的日常军事指挥，却又积累了新的地方与经济工作经验。下一次调动到来，方向不是回到前线指挥所，而是国门之外。
03
一九四九年十月，王稼祥赴莫斯科就任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新成立的共和国开始建立自己的使馆，国家关系、党际关系和急需推进的合作事务，一同进入使馆的工作。
过去在共产国际代表机关中处理联络，如今代表的是新中国。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外交关系要通过正式渠道展开，使馆既要同驻在国交涉，也要把情况报告国内，许多事情需要边做边建立办法。
王稼祥兼有外交部副部长身份，还承担党际联络。他参与新中国同苏联方面的联系，随后又回国筹建专门从事对外党际工作的机构。不同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需要来往，不能把所有事务都装进驻外使馆的国家外交渠道。
一九五一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成立，王稼祥担任部长。原来比较分散的联络逐步集中到一个部门，来往的信函、代表团与情况研究有了专门的组织。他离开莫斯科以后，工作不是随之缩成一个顾问头衔。
张闻天在这一年接任驻苏大使。两个人从东北走向外交，又在同一座使馆前后任职。张闻天带去的除了国际经验，还有在农村和东北研究经济的习惯，他要求使馆注意了解苏联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把能够供国内参考的经验送回来。
了解情况的工作由此从外交礼宾向更多领域展开。工业怎样组织、建设中怎样安排管理，都要找得到具体材料，不能只把驻在国已经采用的办法当作适用于中国的现成答案。张闻天推动使馆研究这些问题，也把国外的经验与国内的建设需要接到一起。
驻苏期间，国家间的重要谈判和经济合作不断开展，新的工业建设需要设备、技术和人员，外交交涉必须同国内的具体需要衔接。张闻天参加这些工作，使馆上报的材料也不能只停在驻在国领导人发表了什么讲话。
报告从莫斯科发回北京，国内的问题也随之来到使馆。项目怎样落实、合作怎样进行，都有下一轮需要查明的事项。驻外使节已经不直接指挥军队，却仍在处理同国家建设有关的重要工作。
一九五四年，张闻天、王稼祥同列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周总理任首席代表。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问题进入国际谈判，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讨论重大国际问题的会议，两人的工作又在同一个代表团里交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