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57年，卢芹斋死在瑞士，七十八岁。身边没有家人。
他生前说过想叶落归根，回中国入土，最终没有回来。葬在了巴黎西郊一座小城的墓地里。
一个人死了快七十年，按理说该盖棺定论了。但卢芹斋的棺盖上了，论至今没定下来。
不是资料不够，是两边的证据都太硬，硬到谁也吞不掉谁。
法国人给他授过军团级荣誉勋章。欧美收藏界叫他“古董教父”。
同一时期，国内有人想把他钉在耻辱柱上，叫他“卖国贼”。
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两套评价体系给出的答案几乎完全相反。这种撕裂本身就值得停下来看一看，因为撕裂里面藏着比“好人还是坏人”更麻烦的东西。
先看那件最绕不过去的事。
昭陵六骏里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唐太宗陵前的两块浮雕，1910年代被打碎运出，后来到了美国。
1918年前后，两件石刻经卢芹斋之手流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宾大最终以十二万五千美元完成购入。
卢芹斋自己的说法是，这两件东西是他向中国“中央当局”买的，属于“合法买卖”。
这个说法后来被一份档案撕开了。
“合法买卖”这四个字，在这封信面前站不住。这不是观点之争，是证据问题。
卢芹斋当年对宾大说了什么，档案里留下了另一套说法。
但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清朝垮了，宫里的东西、王府里的东西、地下的东西，以各种渠道涌向市场。
1949年以前流失海外的中国古董，有专家估算约有一半经过卢芹斋的手。
他不是一个在真空里做坏事的人，他是一个在失序时代把坏事做到最大规模的人。这两句话不矛盾，但分量不一样。
再看他在巴黎做了什么。
1925年，卢芹斋买下巴黎第八区库尔塞勒街48号的一栋旧公馆，花了三年改成五层中式楼阁。朱红外墙，琉璃瓦，飞檐翘角，在一片灰白色奥斯曼建筑里格外扎眼。
巴黎人叫它“红楼”，也叫“中国塔”。
他把中国青铜器、石雕、古画陈列在里面，办展览，出图录，和伯希和这样的法国汉学家来往，请专家为藏品编目，硬是把中国古艺术塞进了西方收藏界的视野。
西方一批学者和收藏家，最早就是通过卢芹斋这扇门，开始认真看待中国墓葬艺术和佛教造像的。
二战期间他去美国避难，红楼被置于吉美博物馆的保护之下。作为代价，他捐了部分藏品。
这些东西都是真的。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
一个人可以同时做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把中国的美介绍给世界，同时让中国失去那些美的载体。
传播的功劳和剥离的代价，不能互相抵扣。
他让西方看见了，这个“看见”本身是真的；那些东西离开了它们原本所在的地方，这个“离开”本身也是真的。
卢芹斋自己不是没有想过这笔账。
紧接着他又替自己辩了几句。
这段话读起来很复杂。
前半句的“羞耻”像是一个老人回头看时不得不承认的东西，后半句的辩解又像是一个商人做了一辈子的事，到老也不肯全盘否定自己。两句话放在同一段里，互相没有取消对方。
不能因为后来可能发生的事，来证明之前已经发生的事就是对的。
留在国内的昭陵四骏并没有被毁掉，它们今天在西安碑林。
以“防止未来被毁”为由，为当下已经完成的剥离开脱，在逻辑上走不通。保护不等于占有，结果上的部分留存，倒推不出过程上的正当。
所以回到那个问题：历史究竟怎么评价卢芹斋？
没有单一的评价，而且很可能永远不会有。
国内学术界对他的专门研究至今偏少，海外和国内用的几乎是两套互不翻译的语言。一个说“教父”，一个说“盗贼”，两边都不是在编造，两边都抓住了真实的一面，但两边都不愿意把另一面装进自己的叙述里。
如果非要在眼下给出一个最接近事实的表述，大概是这样：
一个人可以把中国的美讲给世界听，同时让中国失去那些美的肉身。历史没有替他调和这个矛盾，也没有义务替他调和。
他的家庭是另一本账。
十五岁的玛丽·罗斯被安排嫁给他，奥尔加以岳母的身份住进同一栋房子。那个家里，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将近四十年没有变过。
1957年他死在瑞士，想回中国，没回来。
一个把大半辈子中国古物送往西方的人，最后连自己的归处都没能落定。
这件事本身不像报应，倒像一个迟迟没有写完的句子，停在了一个谁也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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