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维多利亚女王日记》、维多利亚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往来书信、英国官方公报《伦敦公报》及相关王室档案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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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11月的伦敦，泰晤士河上常年裹着一层灰白色的雾。
街道上的煤气灯昏黄闪烁，马车碾过湿漉漉的石板路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
白金汉宫深处的产房里，灯火通明，空气里混杂着石蕊香水、草药和某种难以名状的紧张气味。
一张铺满蕾丝和丝绸的产床上，21岁的女王维多利亚躺在那里，汗水把金发贴在苍白的脸颊上，双手死死攥着床单。
她的周围站着二十多个男人——四位御用医生、两位头发花白的老派助产士、几位穿着燕尾服面色凝重的枢密院大臣，还有一个站在床头角落里的德国青年。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着一个新生命的啼哭划破这个沉闷的秋日。
而那个被称作丈夫的德国青年，从头到尾只做了一件事。
这件事后来被写进了英国王室的私人信件里，成了维多利亚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下午，也在英国宫廷里掀起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政治风暴。
那时的伦敦正处于工业革命的高峰期，工厂的烟囱日夜不停地冒着黑烟，把天空染成了一种病态的灰色。
街上的马车越来越多，交通越来越拥挤，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登上了王位，她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宫廷里的勾心斗角，还有一个正在剧烈变化的国家。
【一】王冠下的少女
维多利亚登基的时候才十八岁，是个连宫廷规矩都搞不清楚的乡下姑娘。
她的父亲肯特公爵爱德华在她还不到八个月大的时候就死了，留下她和妈妈肯特公爵夫人住在乡下庄园里。
她的那个管家的继父康罗伊像个监工一样盯着她的一举一动，给她制定了一套被称为”肯辛顿体系”的严格规矩——几点起床、几点吃饭、跟谁说话、看什么书，全都要经过康罗伊的审批。
维多利亚小时候的生活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窒息。
她几乎没有机会接触伦敦宫廷里那些繁文缛节，整天骑马打猎，在乡间自由自在地长大，对权力、对宫廷、对人生都一无所知。
她甚至不知道王冠有多重，直到有一天，一位老顾问严肃地告诉她：“小姐，您可能是王位的继承人。”
结果老天爷开了个巨大的玩笑。
1837年，维多利亚的伯伯威廉四世死了，没有合法的继承人。
按照王室继承法，这个十八岁的乡下姑娘一夜之间成了英国女王。
十八岁的小姑娘戴上金灿灿的王冠，坐在冰冷的王座上，手里握着象征权力的权杖，心里估计在想：这活儿也太累了吧。
但她很快发现，当女王不仅仅是戴戴帽子、出席出席宴会那么简单。
每天都有堆积如山的文件要签，每天都有各种大臣要见，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她做出决定。
对于一个从小被保护得很好的小姑娘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不过维多利亚运气不错。
1839年，她的表弟、来自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的阿尔伯特亲王来访。
这个小伙子长得还算周正，说话带着一口软绵绵的德国口音，性格耿直得不像宫廷里的人。
他不像其他“丈夫候选人”那样对维多利亚殷勤讨好，反而毫不留情地指出她在文化和艺术造诣方面的不足。
没想到这种直率反而激起了维多利亚倔强不服输的一面，两人拌嘴、较劲，却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了解、越来越欣赏对方。
阿尔伯特抵达温莎仅仅五天之后，维多利亚就主动向阿尔伯特表达了爱意。
1840年2月10日，身着白色婚服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在伦敦圣詹姆斯宫皇家教堂完婚——从那时开始，身着白色婚纱结婚成为了一股风潮，逐渐流传至今。
婚礼盛况空前，整个伦敦都沸腾了，人们纷纷走上街头观看这支盛大的游行队伍。
维多利亚在日记中写道：“我从未如此幸福过。”
婚后不久，维多利亚就怀孕了。
这对于刚登基不久的年轻女王来说，既是喜事也是愁事。
怀孕对普通女人来说是天大的喜事，对女王来说却是天大的麻烦。
你想啊，英国王室几百年来的传统，王位继承人出生必须有一大帮人亲眼见证，免得有人搞“狸猫换太子”的把戏。
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法国路易十四的王后特蕾莎生孩子的时候，产房窗外和宫殿里挤满了公爵、伯爵和大臣，王后吓得直哭，国王专门安排了一支乐队在旁边演奏安慰，她照样尖叫着说”我不想生孩子，我想死”。
更让维多利亚没想到的是，在她怀孕还不到四个月的时候，一场刺杀差点改变了所有事情。
1840年6月10日，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乘坐敞篷马车从白金汉宫前往海德公园散步。
刚出宫门没多久，阿尔伯特就注意到路边有一个“长相狰狞的矮小男子，手里拿着什么，指着他们”。
还没等阿尔伯特反应过来，那个名叫爱德华·牛津的十八岁青年扣动了手中的扳机。
第一枪打偏了。
维多利亚还以为附近有人在猎鸟。
紧接着第二枪，她灵活地弯下了腰，枪声擦身而过。
一旁的随从立刻把枪手按倒在地。
事后阿尔伯特在信里写道：“我们继续前往海德公园，在里面小逛了一会儿，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一方面是为了让女王透透气，一方面是想告诉民众，我们并没有对他们失去信心。”
身怀六甲的维多利亚受到了不小的惊吓，但也因此更加坚定了要在分娩时做好万全准备的决心。
【二】一份比国事还正式的待产清单
女王怀孕的消息一经公布，宫廷里那些穿黑袍的礼仪官就忙疯了。
他们翻出了詹姆斯二世时期的旧档案，照着几百年前的格式拟定了一份见证名单。
名单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枢密院的大臣、国会的议员、王室的近侍、教区的牧师，还有几位远房亲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儿——有人负责记录孩子出生的准确时间，有人负责见证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有人负责确认婴儿的性别，还有人负责在出生证明文件上签字盖章。
整个过程严谨得像是在策划一次国家审计，而不是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
维多利亚看到名单的时候愣住了。
她没想到生孩子会变成一场如此盛大的官方仪式，比她处理国事还正式。
她试着提出能不能减少一些人，只留必要的医生和助产士。
礼仪官们面面相觑，最后委婉地告诉她，这是百年传统，女王陛下也不能例外。
维多利亚叹了口气，没有再坚持。
但她心里暗暗做了一个决定：她要在规矩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保留自己作为母亲的权利。
产房被布置成了一个奇特的混合空间。
一边是女王的寝床和产褥用品，铺着最柔软的丝绸和蕾丝，床头还摆着维多利亚亲手缝制的婴儿小衣服。
另一边却摆着大臣们的座椅和文件柜，墙角的桌子上放着墨水瓶和羊皮纸，旁边还有一把椅子，显然是给某个记录官员准备的。
整个场景就像是在产房里开了一个内阁会议，只能说英国人办事确实讲究。
更让维多利亚不适应的是，按照传统，产房里不允许出现任何女性外人。
所有接生和见证的工作都由男性完成——这不是因为英国人特别保守，而是因为在当时的王室观念中，女性的参与被认为会“影响产程”。
这个规矩听起来荒谬，但在维多利亚的时代却是铁律。
维多利亚虽然贵为女王，但在生孩子这件事上，她也必须遵守这套百年规矩。
据说维多利亚得知这个规矩的时候，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她亲自去查看了产房的每一个角落，确认了所有见证人的身份，甚至还逐一询问了每位医生他们的专业背景和接生经验。
这种细致入微的态度，让在场的宫廷侍从们目瞪口呆。
【三】堂姐的阴影与女王的准备
维多利亚之所以这么较真，背后有一个她从未谋面却深深影响她的女人——夏洛特公主。
夏洛特公主是维多利亚的堂姐，乔治三世的孙女，乔治四世的女儿。
根据英国王室的历史资料显示，她出生之后的继承顺序排在自己的姑姑和叔叔前面。
乔治三世对夏洛特非常喜爱，国王亲自充当她的教父，整个王室都把她当成未来的女王来培养。
当时乔治四世还没有正式登基，身为摄政王的他一直想将女儿嫁给荷兰国王威廉二世，这对于英国在西北欧的影响力有帮助。
但夏洛特从十五岁便开始与威廉四世的私生子乔治·菲茨克拉伦斯在一起，后来又恋上自己的叔叔约克公爵的私生子，这一切都让乔治四世光火不已。
夏洛特不想嫁出国，最终与萨克森-科堡-哥达的王子利奥波德结婚，虽然对方很穷，但她没别的办法，退而求其次选择了一个脾气好又理智的人。
婚后夏洛特与利奥波德非常恩爱，她曾给乔治四世写信说，她觉得他非常有魅力，上床睡觉的时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开心。
婚后不久夏洛特就怀孕了，整个英国王室为之欢腾。
然而不幸的是，大概因为夫妻之间过于亲密，她很快流产了。
1817年夏洛特再次怀孕，同年十月十九日，她迎来了决定自己人生走向的重要一刻。
可事情发生了偏离，夏洛特的肚子竟然迟迟没有动静，一直到十一月三日才出现阵痛。
怀孕的日子里，她吃得多、动得少，这已经为悲剧写下了预言。
夏洛特的护理医生理查德·克罗夫特爵士不让她吃东西，还请了见证的官员到场。
可公主一直没办法顺利分娩，最后在私人医生马休·贝利的提议下请来了产科医生约翰·西姆斯。
而克罗夫特爵士不让西姆斯看公主，也不允许他用产钳。
就这样，公主的分娩从三日宫缩，一直到五日晚上九点才生下一个没有呼吸的男婴。
可惜一切都来不及挽回了，夏洛特于午夜之后剧烈呕吐，腹部疼痛，很快因流血过多失去意识，再也没有醒来。
克罗夫特爵士因为懊悔于三个月后自杀，从而成就了当时最出名的”产科三重悲剧”。
维多利亚对这场悲剧记忆犹新。
她不想像堂姐那样将一切交给运气或医生，她要做充分的准备。
在怀孕期间，她每天坚持长时间散步，有时即使在疾风中她的精力也非常充沛。
她还咨询了多位医生，了解各种可能的风险和应对措施。
她提前练习了呼吸方法和用力技巧，虽然那些方法在现代看来粗糙得可笑，但在当时已经算是相当先进的准备了。
维多利亚不知道的是，阿尔伯特比她更清楚这件事的难度。
作为一个来自德国小公国的亲王，他在英国宫廷里本身就是个外人。
他的德国口音、他的生活习惯、他对英国政治的不了解，都让他在这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举步维艰。
大臣们表面上对他客气，背地里却称他为“那个德国人”。
【四】深夜的产房
十一月二十一号的下午，白金汉宫的产房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维多利亚已经进入了产程，宫缩一次比一次猛烈。
她咬紧牙关，手指死死攥住床单，指节泛白。
房间里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四位医生围在床边，手里拿着各种器具，脸上写着严肃和紧张。
助产士们在角落里忙碌着，准备着各种东西。
大臣们穿着正式的礼服站在房间两侧，一个个脸色绷得死紧，仿佛不是在迎接一个新生命，而是在参加一场国事审判。
产房外的走廊里，宫廷侍女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
有人担心女王撑不住，有人猜测这个德国王子是不是根本帮不上忙。
流言蜚语像瘟疫一样在宫廷里蔓延，但产房内满屋子的人全都绷着，空气里透着一股子冰冷的仪式感，谁也不敢把情绪写在脸上。
只有一个人，从进门开始就没离开过床边，全程只做了一件事。
这件事，在那群西装革履、等着看王室大事的大人物看来，简直不成体统。
而在那层层叠叠的注视之下，那个始终没挪窝的人正在做的，恰恰是那一夜所有人都没料到的重头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