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赵巧云，你知道你男人的真实身份吗？！"
孙县长把那份压着鲜红大印的文件"啪"地一声摔在我家那张缺腿的旧桌上，桌身猛地一颤，桌面上的粗瓷茶碗骨碌碌滚到了边沿，差点摔成两半。
屋外黑压压围了一圈人——周村长、赵支书，还有四五个穿制服的公安，把我这间四面透风的土坯屋堵得水泄不通，像铁桶一样。村里的狗叫成一片，整个村子都乱了套。
我攥紧衣角，手心里全是汗，腿在抖，脑子里嗡嗡直响。
我转头看向身边这个男人——我的新婚丈夫，谢科夫。
他还是那副样子，像根楔进地里的木桩，1米94的个子把屋里仅有的一点光挡去了大半，站在那儿纹丝不动，连眼皮都没多眨一下。那双浅灰色的眼睛，平静得像一口深不见底的井，叫人心里发慌。
我嫁给他，整整三天了。
三天前，我还是全村最可怜的女人。原来的男人以"不能生育"为由，写了休书，红纸黑字，摁了手印，就那么扔在我面前，连个正眼都没给。娘家兄嫂嫌我晦气，包袱直接扔出了门，说"嫁出去的水，泼出去的命，再也回不来了"。我一个人坐在村口的石墩上，身边只有一个粗布包袱，周围是穿堂风，不知道往哪儿走，也不知道还能走去哪儿。
就在那天，这个男人出现了。
他背着一个褪色的军用挎包，刚从北边的劳改农场出来，风尘仆仆，连顿像样的饭都没吃上。我第一眼见到他，心里只涌出一个念头——这不是我们这儿的人。
不只是因为他那一米九四的身量，把村口的槐树都比矮了一截，更是因为他那双浅灰色的眼睛、那个微微高挺的鼻梁，还有皮肤底下透出来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异域气息，像是从另一个世界走出来的人。
媒人说他是劳改犯。我说我不在乎。那时候我想，一个被人嫌弃的女人嫁给一个被人嫌弃的男人，两块破瓦拼在一块儿，凑合能遮风就行了。
可谁知道，婚后头几夜，他便让我见识了什么叫"不一般"。那双骨骼修长的手，每一个动作都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分寸，轻重拿捏得恰到好处，像是真正懂得某种我读不透的道理。我问他在劳改农场干什么，他说"挖地"。我问他家在哪儿，他说"没了"。我问他以前做什么，他沉默了很久，才低声说出几个字，说完便不再开口，像把石头沉进了深水，连涟漪都没起几圈。
就是这么个人，偏偏到了第三天——县长亲自带队，把我家围了个严实。
那份压着红章的文件，结结实实地摔在了我眼前。
我死死咬住嘴唇，腿在抖，心跳快得连我自己都听得见，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01
我叫赵巧云，1962年生，黄土坡村人，嫁过两回，头一回嫁的是本村的刘建国。
刘建国这个人，说好听叫本分，说难听叫窝囊，但窝囊的男人有时候比精明的男人更危险，因为他们窝囊的时候忍着，一旦发作起来，用的全是最损的招。我们成婚六年，头三年我拼命想怀孩子，喝了多少苦药、磕了多少土庙的头，数都数不清。
县城的大夫说我宫寒，让我喝汤药调养，我一碗不落地喝了整整两年，苦得连饭都吃不下，刘建国有时候坐在桌边看我喝，脸上没什么表情，也不说辛苦了，就那么看着，像在看一件跟他没什么关系的事。
后三年他开始变脸，先是跟村东头的寡妇李翠花眉来眼去，后来干脆天黑了不回家。我问他去哪儿，他说："你管得着吗？"然后把碗往桌上一蹾，饭也不吃，扭头就走，门槛踢得"砰"一声响，整间屋子都跟着抖了一下。村里人都看在眼里，背后议论得欢。
张婶子有一回在井边故意大声跟旁边的人说："哎，生不出孩子的女人，迟早是要被嫌弃的，这是命。"说完还往我这边瞟了一眼，我攥着绳子把水桶打上来，什么都没说，扭头走了，走到没人的地方，靠着土墙蹲下去，把眼泪咽进肚子里。
那是1988年的春天，村里的杏花开得很好，一树一树的白，风一吹就落，铺了满地。我记得那天刘建国回来得很早，进门就把那张红纸拍在桌上，也没抬头看我，只说了一句："你自己看。"我走过去，低头一看，那两行毛笔字写得歪歪扭扭，却清清楚楚——休书，以妻赵氏不育为由，今日断绝夫妻之缘，此后各不相干。末尾摁了一个乌黑的手印，像一块石头，压在纸上，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抬起头，看着刘建国，他正在翻墙角的旧箱子，把我的两件旧棉衣扔出来，扔在地上，连叠都没叠，动作利索得像在扔破烂。我在那儿站了很久，才开口问了一句："建国，你想清楚了？"
他头也没回："早想清楚了。"
就这五个字，把六年的日子扫了个干净。
我娘家就在邻村，当天下午我拎着包袱走了两里地去敲门，开门的是我嫂子钱秀梅。她看见我，脸上的笑僵了一下，侧着身子站在门口，没有让我进去，先问了一句："咋了，回来干啥？"我把休书递过去，她展开看了看，没说话，回头冲屋里喊了一声："他爸，你来一下。"我哥赵大柱出来，站在门口把那张纸看了，然后叹了口气说："巧云，不是我们不想收留你，可你这情况，放在家里让人怎么看？你嫂子肚子里还揣着一个，你回来住着，说不清楚。"
我嫂子站在他旁边，把两只手笼在袖子里，低着头，不说话，但嘴角有个弧度，说不上是什么意思，反正不是难受。我把包袱重新提起来，说："行，我知道了。"然后转过身，一步一步往外走，背后的门"吱呀"一声关上了，那声音闷闷的，像是给什么东西盖了个盖子，结结实实地，把我盖在了外头。
我在村口的石墩上坐下来，四月的风还带着凉意，吹得眼眶发酸。前面是一条土路，往东走是镇上，往西走是刘家，往哪儿都不是我的地方了。包袱搁在膝盖上，我低着头，不知道坐了多久，才听见一串脚步声由远及近——沉稳、有力，不像村里人走路那种踢踢踏踏的散漫劲儿。
我抬起头，看见了他。
02
他第一眼就把我吓了一跳，不是吓得往后退的那种，是眼睛一下子被钉住了、挪不开的那种。
一米九四的个子，在我们这个到处是庄稼汉的小村子里，简直像是从另一个尺寸里走出来的人。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袖口磨了边，左肩背着一个褪色的军用挎包，挎包的带子被汗水浸得发硬，拍在肩上留了一道深印子。
他的头发是深棕色的，在阳光底下微微泛着光，脸上轮廓深，鼻梁高挺，眼睛是浅灰色的，和我们这片黄土地上生出来的任何一双眼睛都不一样，透亮，沉静，像是什么都看得进去、却什么都不急着往外说的人。
他走到我跟前，停下来，用普通话问了一句："这里是黄土坡村吗？"口音有一点点不同寻常的卷，但每个字咬得清楚，能听懂。
我说："是。"
他点了点头，看了看我手边那个粗布包袱，又扫了一眼我红过的眼眶，没有多问，把挎包往肩上换了个位置，说："请问村里的接待处怎么走？"我抬手指了个方向，他道了声谢，迈步要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过头，看了我一眼，说："你没事吧？"
这句话我没想到，怔了一下，才说："没事，风迷眼了。"他"嗯"了一声，没有再多话，转身走了，那个高大的背影进了村子，绕过老槐树，消失在土路的转弯处，走得平稳，像是什么地方都去过、什么事都见过的人。
我坐在石墩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才回过神来，低头把那张休书折了四折，塞进包袱最底层，压在旧棉衣下面，再也不想看见它。
第二天，他又出现了，这一次是媒婆李二嫂带着他，站在我借住的王寡妇家门口，敲了三声门。王寡妇是个厚道人，听说了我的事，让我先住着，没收我一分钱，就是院里那间闲置的偏屋，四面透风，但遮风挡雨够了。
我开门，李二嫂一脸喜气，扯着我的袖子说："巧云，你这丫头有福气，这位谢同志相中你了，你出来见一面。"我抬头，对上了那双浅灰色的眼睛，他站在院门口，比昨天换了一件上衣，还是洗旧了的，但整整齐齐，没有褶子。
我走出来，他把军用挎包从肩上取下来夹在手边，冲我点了一下头，开口说："赵同志，我叫谢科夫，三十四岁，刚从北边劳改农场出来，现在没有单位，也没有家，想在这附近落脚。李同志说你现在也是……方便说话的时候，想跟你谈一谈。"他说话不绕弯子，每个字落地有声，不会也不愿意兜圈子。
我问他："你知道我什么情况？"
他说："知道，不能生育，被休了。"
我问："那你还来？"
他沉默了两秒，说："我没有要孩子的条件，也没有挑剔的资格。"就这两句话，把我心里最紧绷的那根弦松了一点。我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问："你是哪儿的人？"他停顿了一下，才说："父亲是苏联人，母亲是东北人，我在东北长大。"说完不再多解释，眼神平静，像是把这件事当成一个寻常事实陈述出来，不是在等我同情，也不是在等我质疑。
我想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告诉李二嫂：嫁。
03
婚事办得简单，简单得有点寒酸。
王寡妇主动把自家堂屋借出来，把两张桌子拼在一起算是婚桌，邻居送来了两挂鞭炮，放了一串，炸得满院子是红纸屑。村里来了十几个人，大多数是来看热闹的，人一多，院子里倒有了点热乎气。李二嫂替我梳了头，把一块红布搭在我肩上，凑到我耳边说："巧云，你这回是真嫁对了，这男人看着就是个能过日子的。"我没说话，坐在那儿任她摆弄，心里其实空着，不是不甘心，就是空，像一间屋子搬干净了东西，风从哪道缝都能吹进来。
谢科夫站在堂屋中间，穿着那件灰色中山装，腰板挺得笔直，比屋里所有人都高出一个头。村里几个年轻媳妇站在门口张望，私下里戳着对方的胳膊，压着嗓子说什么，偶尔笑一声。刘家那边没有一个人来，刘建国估计这会儿正跟李翠花在哪儿凑在一块儿，也没空来看我的热闹。我扫了一眼那些张望的脸，没理她们，低头喝了杯喜茶，算是把这一关过了。
婚礼没有仪式，吃了顿饭，鞭炮再放了一挂，就算礼成了。吃饭的时候，谢科夫坐在我旁边，不怎么说话，但该倒茶就倒茶，该帮忙的地方帮忙，不拘谨，也不张扬，举手投足里有一股子从容，跟村里那些喝了两口酒就开始大呼小叫的庄稼汉完全不同。
马老头坐在对面，把谢科夫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憋了半天，咧开嘴说了一句："这后生，一看就是个有本事的。"旁边几个人跟着点头，谢科夫只是端起茶碗应了一声，没有接话，也没有谦虚，就那样淡淡地把这句话放过去了。
饭散了，人陆续走了，屋子里安静下来。王寡妇把我送到偏屋门口，拍了拍我的手，说："巧云，好好过，别再受委屈了。"然后往谢科夫的背影看了一眼，又补了一句："这人，看着不像坏人。"我说："嗯。"王寡妇这间偏屋，她说让我们先住着，等安顿下来再做打算，我应了，心里感激，嘴上没多说什么。
夜里，我们进了偏屋，灯是一盏煤油灯，光晕小，橘黄色的，把四面土墙映得昏黄。我坐在床沿上，手放在膝盖上，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低着头，盯着脚边的泥地。
谢科夫在屋里转了一圈，把挎包挂在墙上的钉子上，然后在桌旁的凳子上坐下来，拿出那本《资本论》，翻开，就这么看着书。过了很久，他抬起头，说："你先睡，我在这儿。"
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说"你先吃饭"一样自然，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单纯地告诉我，他不急，他在这儿。
我躺下来，侧着身子，盯着墙上的裂缝，听着煤油灯芯燃着的细微声响，脑子里浮起白天那些张望的眼神、休书上那个黑手印、嫂子关门时那声闷响，一样一样地在眼前转，转着转着，就散了，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04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谢科夫已经不在屋里了。
我以为他走了，心里"咯噔"一下，坐起来，才听见院子里有劈柴的声音，"咔哒咔哒"，很整齐，不急不慢。我披上外衣出去，看见他站在院子里，右手握着斧头，左手按着木头，抬手落手，动作干净利落，一点多余的力气都没有。劈好的柴整整齐齐码在墙根下，摞得方方正正，比我一个人住着时码的好看多了。
他听见动静，回过头，问："醒了？"
我说："嗯，你起来多久了？"
他看了一眼天色，说："两个时辰差不多。"
然后放下斧头，拍了拍手，走进屋里，从挎包里摸出一把粗粮米，对我说："锅在哪儿？"我指了锅，他接过去淘米，蹲在灶前生火，那个动作也是熟练的，不是第一次做的样子，火一下子就点着了，没有乱阵脚。
我站在灶边，有点不自在，不知道要不要搭手，就说："我来。"他说："你去把水缸里的水量一量，见底了，一会儿要挑。"
我去量了，果然见底，回来告诉他。他说"嗯"，等米饭焖上，拿起扁担和水桶出了门，不到一盏茶的工夫挑了两桶水回来，水缸添满了，饭也没糊，时间掐得刚刚好。
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坐在院子里，各自捧着碗，阳光斜斜地照进来，院子里暖和。我想问他在劳改农场待了多久，又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冒犯，就换了个话题，问："你以前在哪儿待过？"
他用筷子夹了口咸菜，说："北边待过，南边也去过。"
我说："北边是哪儿？"
他说："黑龙江一带。"
我想了想，又问："那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他停顿了一下，没有立刻回答，把碗里最后一点粥喝干净，放下碗，看着院子里墙角那棵苦楝树，说了一句："走着走着就到了。"说完不再解释，低头拿筷子搅了搅碗底，像是把这个话题压了下去。
我没有再追。吃完饭他去村里转了一圈，我在屋里收拾。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小块红糖和一截粗棉布，往桌上一搁，说："镇上太远，这是在村里换的，红糖补身子，布给你做个夹袄，入秋了。"
我看着那两样东西，一时没说话。
他已经坐下去翻书了，像是做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不需要任何回应。我站在那儿，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桌上那块红糖，心里有什么东西轻轻地动了一下，说不清是什么，但不是难受，是另一种更陌生的感觉，像是久旱的地里渗进来一点水，浅，但是真的。
05
第二天下午，村东头出了点事，把全村都惊动了。
马老头家的儿子马二壮在地里干活，镐头打滑，划开了右手手背，划得很深，血哗哗地往外涌，他媳妇吓得半死，扯着嗓子在田埂上叫，整条村子都听见了。
村里没有诊所，赤脚医生刘大夫这几天去县城进药，不在村里，附近最近的卫生院在十二里外的镇上，一时半会儿根本来不及。
我跟着几个人跑过去，到地头一看，马二壮坐在田埂上，脸煞白，右手用一块脏布裹着，血已经把布浸透了，还在往外渗。
周围的人围着，有说去卫生院的，有说先用土敷上的，七嘴八舌，没有一个真正知道该怎么办，都急得团团转，那摊血把田埂上的土染得发黑，看得人心里发慌。
谢科夫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了过来，在人群外头站着。他往里看了一眼，从人群里走出来，低声对我说："去找干净布和烧酒，快。"
我没多问，转身回偏屋，把仅有的半块棉布找出来，跑去邻居李婶家要了半碗烧酒，跑回来递给他。他已经蹲在马二壮面前，把那块脏布解开了，侧着头看了一眼伤口，神色没有变，让我把烧酒倒在棉布上，然后不紧不慢地清理起来。
马二壮疼得龇牙咧嘴，想把手缩回去，谢科夫用左手按住，说了句："别动，一下就好。"声音平静，没有哄小孩的那种刻意温柔，但那种笃定压住了场面，马二壮真的没有再动。清完伤口，他把棉布叠了几层压在上面，又让人找了一根细竹片夹在外头固定，前后没花太多工夫，围着看的人都没怎么说话。
马二壮他媳妇抹着眼泪说："谢同志，你这是在哪儿学的？"
谢科夫站起来，拍了拍手，说："以前见人处理过，留了个印象。"
说得随意，旁边的人信了，我没全信，但也没多说什么。马老头走过来，拱着手要道谢，谢科夫摆了摆手，说："让他好好养着，三天内别沾水，若是红肿发热，立刻去卫生院。"说完把我带来的棉布剩料递还给我，转身走了，穿过人群，背影高出一截，不急不慢地回了院子。
我拿着那截棉布，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想了一会儿，才跟上去。
06
第二天夜里，我早早地躺下了，但睡不着。
窗户缝里漏进一丝月光，把屋里映得影影绰绰。谢科夫坐在凳子上，煤油灯开到最小，他就着那一点橘黄的光翻书，翻了很久，然后合上，把书搁在桌上，坐着没动。院子外头偶尔有风吹过，苦楝树的叶子细细地响，夜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我开口说："谢科夫，你右手虎口那道疤，是怎么来的？"
黑暗里静了一下，他说："干活碰的。"
我说："什么活？"
他说："挖地。"
我没有再问，但我见过那道疤，边缘整齐，不是镐头，也不是锄柄能划出来的形状，更不像是劳改农场随随便便一个伤口的样子。这个念头转了一圈，我没有说出来，翻了个身，看着墙上的月影出神。过了很久，他忽然开口，说："你问这些，不只是好奇吧。"不是问句，像是一句陈述。我顿了一下，说："就是问问。"他"嗯"了一声，没有接话，屋里又安静下来，安静得像一口压着盖子的井。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见他轻轻地站起来，脚步声往院子方向去了。我以为他去茅厕，却久久没有听见回来的动静，侧身往窗纸的缝隙里看过去，看见他一个人站在院子中央，仰着头，望着天。月光把他的影子拉长，打在地上，那么一个高大的轮廓，静静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那个背影有一种疲倦，不是睡眠不够的疲倦，是更重、更久的那种，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了很多年，压得进了骨头缝里，出不来了，只能这样在没人的夜里，站在月光下，悄悄地透一口气。
我没有出声，重新把脸埋进枕头里，盯着黑暗，脑子里那个问题绕了一圈又一圈，却什么答案都没有，只是转，只是转，转到眼皮越来越重，才算是睡了过去。
这一夜，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是刘建国拍那张休书的手，黑乎乎的手印，压在红纸上，压了很久，压进了地里，然后被人一把铲掉，换成了别的什么，我没看清是什么，就醒了，天还没亮，院子里安静，谢科夫已经回来了，坐在凳子上，手边是那本《资本论》，他没有睡，就那样靠着墙，闭着眼，像是在想什么很深的事情。
07
第三天是大集，镇上逢五逢十都有集市，附近几个村的人都会去。
我原本打算去买点盐和针线，谢科夫说要一起去，我说行，两个人吃了苞米饼，锁了门，沿着那条黄土路往镇上走。路上没怎么说话，他走得慢，跟我齐平，偶尔路边有石头，他会先绕过去，也没有特别提醒我，就是自然地走在靠外的那边，把坑坑洼洼的路面挡在他那侧。
镇上的集市人多，布摊、粮摊、菜摊挤在一起，人声吵成一片，空气里混着柴火气和炒花生的香味。我在布摊上挑了粗棉布，比了半天价，谢科夫在旁边站着，不催，也不插嘴，等我定了，掏钱付了，又帮我把布料卷好夹在腋下。
摊主是个中年汉子，抬眼把谢科夫打量了一番，没忍住问了句："这位同志，哪儿人啊？"谢科夫说："东北的。"那汉子说："看着不太像。"谢科夫说："混血。"就两个字，干干净净的，那汉子"哦"了一声，收了钱，不再多问。
我们在集上转了大半个上午，买了盐、针线、还有几根蜡烛，谢科夫提着东西，走到集市边上一个面摊，问我："吃碗面再走？"我说："不用，家里还有吃的。"他说："出来一趟，吃了再走。"说完已经招呼摊主要了两碗，是素面，上头盖了点腌菜和葱花，汤清，面实，不贵，但热乎。他把那碗面推到我面前，自己端起另一碗，低头吃，不说话。
面摊旁边是棵老柳树，风把柳条吹得来回荡，阳光落在树影里，斑斑驳驳的，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日子大概就是这样，不需要多好，热乎着，就够了。
吃完面，我们往回走，路过村头的时候，碰见了刘建国。他站在路边跟人说话，猛地看见我们，愣了一下，目光在谢科夫身上从上到下扫了一圈，慢慢地，眼神里有种说不清楚的东西，不是后悔，也不是愧疚，更像是一种被比下去之后的不服气，憋在脸上，说不出口，只能干站着。谢科夫没有看他，自然地往我旁边靠近了半步，把那道视线挡在了身后，我们继续往前走，没有停，也没有回头。
我攥着手里的布料，低着头，步子走得很稳。
08
回到院子，马老头已经在门口候着了，一见我们回来，立刻迎上来，一把扯住谢科夫的袖子，满脸红光，扯着嗓子说："谢同志，我早就说了，你帮了我家二壮那事，今天这顿饭你必须得吃，推都推不掉！"谢科夫说："马叔，不必这样。"马老头摆手："不必什么，往后就是邻居，邻居之间哪有这样客气的！"
谢科夫看了我一眼，我点头说："去吧。"他才应了。
晚上我们去了马老头家，他媳妇做了一桌子菜，炖猪肉、炒鸡蛋、拌野菜，还烫了一壶苞米酒，桌上坐了周村长、赵支书，还有两个村里的老把式，一屋子人热热闹闹的，酒杯碰得叮当响。谢科夫坐在桌边，被敬了好几杯，没有推，一杯一杯接了，喝得不多也不少，不失礼，但也没有被酒桌气氛带着走，始终是那副样子，稳，不动声色。
席间气氛热乎，马老头的话匣子彻底开了，扯着谢科夫的胳膊，把白天他帮二壮处理伤口的事绘声绘色地说了一遍，越说越夸张，说到最后，直接拍着大腿道："我跟你们说，这手法，我活了六十多年，见过的能人不少，就没见过这么沉得住气的！"
周村长笑着附和，端起杯子朝谢科夫举了举，说："谢同志，你这人，我看着顺眼，往后在咱们村，有什么难处，直接开口。"谢科夫端起杯子回了一个，说："谢村长，打扰各位了。"就这一句，不多不少，接得不卑不亢。
酒席散了，马老头一路送我们到院门口，还在念叨着要帮我们把偏屋的土墙加固一下，谢科夫道了谢，拢着我往院里走。进了屋，他把鞋脱了，靠着墙坐下，喝了些酒，脸色比平时微微有些红，但眼神还是那样，清醒，稳着。
我坐在床沿上，看着他，说："今天那些人，喜欢你。"
他说："客气。"
我说："不全是客气，马伯伯是真心的。"
他沉默了一下，说："这个村子不错。"
这是他第一次说出含着温度的评价，不是客套，他不会客套，我已经知道了。我看着他靠着墙，眼睛慢慢地阖上，那本《资本论》搁在桌上，今晚没有打开，我把煤油灯的芯拨小，火苗缩成一粒橘色的光点，屋里暗下来，安静得只剩下他平稳的呼吸声和院子外头苦楝树叶子被风拂过的细响。
09
第三天，是我嫁过来之后最平静的一个早晨，也是最后一个平静的早晨。
谢科夫照常起来，去院子里挑了两桶水，把水缸添满，然后拿着那本《资本论》坐在院子里的椅子上翻看。我做了两碗苞米粥，端出去，他接过去喝了两口，忽然开口问了一句：
"巧云，你身子有没有认真看过？"
我端着碗的手顿了一下，说："看过，宫寒，镇上的赤脚医生说过。"
他点了点头，喝了口粥，没有接话，像是只是随口提了一句，然后放下了，重新低头翻书。我等了一会儿，见他没有下文，也没有多问，把粥喝完，收了碗进屋。但我心里记住了这句话——他说话向来不闲聊，每句话都是有根的，只是根在哪里，他不说，我看不见。
吃完饭，谢科夫换了件稍微整齐的上衣，把那个褪色的军用挎包背上，对我说："去镇上一趟，买点东西，晚饭前回来。"说完出了门，脚步稳，背影笔直，走到院门口，也没有回头。我站在门口看着他走远，那高大的身影绕过村口老槐树，消失在黄土路的转弯处。
我把屋子扫了一遍，拿出衣裳来缝了缝，坐在门槛上做针线，日头升到头顶，院子里的光铺了满地，一针一线地缝着，心里忽然就沉了下来——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历，三天了，我还是看不透。
就在这时候，村子里突然乱了。
先是村东头的狗叫，又急又凶，那声音像水波一样往外扩，整个村子的狗跟着炸了窝。然后，我听见了汽车发动机的声音——低沉、有力，不像拖拉机，是那种只有县里大干部才坐得上的草绿色吉普车。
我搁下针线，走到院门口往外张望，只见那辆吉普卷着一路黄土直冲到村口打谷场，停都没停稳，车门就开了，下来好几个人。为首那位，穿着熨得笔挺的干部服，肚子微微挺着，满脸肃色——是孙县长，前年大队去县里领农业表彰，我在台下远远地见过一次，那张脸记得清楚。
跟在他身后的，是满头大汗的周村长、赵支书，还有三四个穿公安制服的同志，脚步又快又急，一点犹豫都没有，直朝我们这边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他们是冲着我们家来的。
几个公安进了院子，不声不响地散开，把四面一堵，那架势不像慰问，倒像是来拿人的。我的腿一下子就软了。孙县长背着手，迈着四方步走进屋里，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我眼尖，隔着距离也看见封面上压着一个鲜红的大印，说不清为什么，光是那一眼，心口就发紧。
"谢科夫呢？"他声音不大，却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里，稳，沉，有压头。
"他……去镇上了，买点东西，说晚饭前回来。"我舌头打结，声音小得像蚊子哼。
孙县长皱了皱眉，没再说话，抬腿直接走进屋里，在那张缺腿的旧桌前站定，把那份文件攥在手里，背对着门，等着。
正说着，院门口有人低声说了句："来了。"
我回过头，谢科夫正背着军用挎包走进院子，步子不快不慢，目光扫过站着的一圈人，神色没有变，只是在看见孙县长的一刹那，顿了不到一秒。然后他继续往里走，在我身边站定，把挎包搭在椅背上，低头对我说了一句话，声音极轻，只有我听得见——
"巧云，待会儿不管说什么，你不要怕。"
"啪——"
那份文件重重摔在桌上，茶碗骨碌滚到地边，差点碎成两半。孙县长转过身，眼神像两颗钉子直直钉住我，一字一顿：
"赵巧云，你知道你男人的真实身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