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朱君友被押赴刑场，本打算赴死，却意外发现特务对自己使眼色

1949年12月6日深夜，成都将军衙门监狱，朱君友被特务从牢房叫醒。这个曾经的富家子弟没有追问去向，只是把随身物品分给狱友，随后安静地走出了牢门。

他已经见过太多类似场景。有人半夜被带走，第二天牢房里便空了；有人临行前还在低声唱歌，转眼就再也没有回来。朱君友心里明白，这一次轮到自己了。

朱君友出身成都富商之家。父亲朱茂经营煤矿和商业，家产丰厚，乡里人称“朱财神”。朱家重视教育，家中子弟多有书画才名。这样的家庭，足以让朱君友过一生安稳日子。

可他没有照着父亲安排的路走。读四川大学法律系期间，他接触进步思想，1938年参加成都大众抗敌宣传团，投身抗日宣传。那时的成都，街头有学生演讲，也有各种救亡团体活动，朱君友逐渐从旁观者变成了组织者。

抗战胜利后，他经范朴斋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担任成都市第二十七区分部部长，负责财经事务。这个职位看似普通，实际关系到组织活动能否维持。朱君友有条件，也有办法，于是把自家宅院用作联络地点，还从家族产业中筹措经费。

父亲朱茂很快发现账目不对。一间铺子平白亏空二十根金条，其他产业也有资金去向不明。面对追问，朱君友一度解释说，十几根金条用于修缮祖坟。朱茂亲自看过工程，知道这笔钱绝不可能花到那个数目。

真相揭开后，朱茂既震怒又担忧。儿子不但挪用了产业资金，还拿出私房钱，甚至抵押古董字画。朱茂随后撤掉他的职务，限制经济来源和行动。多年后，朱君友回忆此事，仍说父亲当时认为他的行为“大逆不道”。

有意思的是，父亲并非只在乎钱财。朱家富有，却并不吝啬，朱茂平日常做救济。真正让他害怕的，是儿子从事的事情一旦败露，面对的便不是家法，而是牢狱和枪口。

1947年，朱君友与杨汇川结婚。杨家在四川颇有影响，杨汇川本人又与成都地下组织联系密切。在妻子的影响下，朱君友进一步参与情报工作，收集资料、传递消息，也利用自身社会关系为同志提供帮助。

这类工作并不浪漫。一个眼神，一次错过的见面，都可能引来搜查。朱君友常在夜间收听广播，整理有价值的消息，再通过交通关系送出。他没有受过系统的地下工作训练，反侦察经验也不足，这为后来被捕埋下了隐患。

1949年11月，成都局势急剧恶化。国民党军政特务机构开始大规模搜捕地下人员、民主人士和进步团体成员。朱君友路过玉带桥时，身上的书刊、传单和资料未能及时处理，当场被搜出，随即被捕。

在玉带桥稽查处看守所，他遭到严刑拷打。身材高大的朱君友被反绑吊起，反复施以酷刑，却始终没有供出组织情况。牢房里还有廖成林、刘仲宣、云龙、彭代悌等人，大家彼此鼓励，有时还低声唱歌壮胆。

那些熟悉的声音很快消失。深夜里，牢门一次次打开，狱友被带走后便没有回来。朱君友后来转押至将军衙门监狱，又见到了杨伯恺、王伯高等熟人，所有人都知道，成都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时刻。

12月初，毛人凤与徐远举在成都议定处置政治犯。徐中齐提交的名单中，朱君友赫然在列。毛人凤批示“一律枪决”，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也批了“如拟”。12月4日夜间，已有人员遭到杀害；按照安排，将军衙门内的政治犯将在12月7日被集中处决。

12月6日晚，朱君友被提前押出牢房。经过杨伯恺、王伯高的牢门时，双方只是相互点头，没有多说一句话。那一眼，他当时并不知道会成为诀别。

押送途中，车内两名特务突然出现异常。一人替他松开绳索，另一人朝他使了个眼色。朱君友先是愣住，随即跳下车，跌跌撞撞钻入黑暗中。逃出后，他不敢回家，辗转躲到成都中和场亲友家中养伤。

12月27日成都解放后，朱君友才返回家中。见到父亲，他问：“他们为什么放我走？”朱茂沉默许久，才说出实情：儿子被捕后，他通过杨家托人营救，并拿出十根金条打通关节。杨夷甫出面斡旋，徐中齐也因旧日关系和钱财答应帮忙，还对上面谎称朱君友已经越狱。

朱君友听完，跪在父亲面前说：“儿子给您添麻烦了。”朱茂没有责骂，只是看着这个死里逃生的儿子落泪。那时父子二人都清楚，这次脱险带有极大的偶然性。

更沉重的消息随后传来。12月7日晚，将军衙门内三十二名政治犯被押往十二桥附近的防空壕处杀害，杨伯恺、王伯高、王干青等人均在其中。王干青是张澜的密友，也是朱君友加入民盟时会议的主持者。

1950年初，烈士遗骸被发现并重新安葬于十二桥烈士墓。朱君友此后经常前往祭扫，擦拭墓碑，也把牺牲战友的画像带回家中保存。2004年，他在病重时仍反复提到那些没有走出监狱的人，并留下对他们的怀念。四年后，朱君友病逝，享年八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