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学案的文献发生学考察

《百年学案剪影》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虽然跨越20世纪以来100多年的中国学术史，但内容大部分是聚焦学人/作家的个案研究。作者的研究方法秉承个案研究融入通史的基本原则，按照“文献搜集与研读←→历史语境还原←→文化人格还原←→文本研读”的双向逻辑路向，将学人/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符号，进行内心考古学分析，如此便打通了一条隐秘的学术思想史通道。这种研究方法正是夏中义先生开创并多年潜心践行的“文献—发生学”方法。这一方法将文本—人—历史的研究有机地统一起来，但其核心是人，即学人/作家心灵史的研究。正如夏中义曾经的评价：“如此读来，则原则就被织进沉寂思想网络的百年文论，也就将激活其曾有的脉动与体温。这一切本是数代文论家注入历史的人格激素。于是百年文论也就从根本上显露其赖以躁动与缘起的精神血缘；于是，远逝的历史也就被唤醒，重新活在新世纪的视野。”中国现代学术史在发生学的层层解析目光下，变成了活泼泼的、呼之欲出的人物故事。作者正是由于广泛运用了“文献—发生学”方法，才能发人所未发，见人所未见。

《百年学案剪影》，赵思运 著，东南大学出版社2026年出版

穷尽材料与文本细读

本书第三章《茅盾译诗的证候式分析》以1917—1925年茅盾早期诗歌翻译为研究对象，收集了茅盾在这一时期的80多首译诗。为了证明这一时期茅盾诗歌译作的广泛性，作者将《茅盾译文全集》第8卷的32篇译诗归类为“译文题目”“原作者”“原作国籍”“发表刊物”“发表时间”“备注”六个栏目，以时间为序，列出一张表格，悉数展示出来。读者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茅盾这一时期的译诗不仅篇目众多、题材广泛，从地域看分别来自西欧、东欧、中亚、南亚等十多个国家，译诗集中发表在1919—1925年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小说月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妇女评论》《诗》《文学》周刊等报刊上。如此详尽、一目了然的表格构成了全篇论证的可靠材料基础。

作者选择葡萄牙诗人肯塔尔的《在上帝的手里》，详细分析了茅盾译作的语言形式。通过茅盾译作与丁文林对同一首诗的译作对比，得出结论：“相对来说，丁文林的译文更加整饬精炼，韵律和谐，而茅盾译文更加散文化。”而且茅盾译文有“典型的欧化句式”。作者认为，茅盾在这里以欧化的散文句式译诗，是与茅盾在1920年代“主张欧化”的新文学理念相一致的。作者引述茅盾当时的主张：“我们应当先问欧化的文法是否较本国旧有的文法好些，如果确是好些，便当用尽力量去传播，不能因为一般人暂时的不懂而便弃却。所以对于采用西洋文法的语体文我是赞成的；不过也主张不要离一般人能懂的程度太远。因为这是过渡时代试验时代不得已的办法。”可见，茅盾在新文学革命时期的欧化主张同样落实到了他的译诗实践当中。这里对茅盾论述的援引，更加证明了作者对这一时期茅盾语言特色的准确把握。

学人/作家心理世界的精确勘探

作者不仅做到扎实可靠的文献学梳理与分析，更是以文本分析为基础，对学人/作家内心世界作发生学勘探。这是本书更具创新性的亮点所在，也可以说“文献—发生学”方法的重心在发生学。第七章《沈从文的自我改造及其裂隙》便是浓墨重彩的一章。

民国期间已经才华尽显的沈从文却在新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浪潮中举步维艰、痛苦万状。他主观上是想跟上新中国的时代步伐的，然而他一只脚跨入了新时代，另一只脚还深深地陷在旧时代里，以至于自感“性情拘迂保守的我”“落后于‘社会现实’”，变成了一个在“补习学校中永远不毕业的留级生”。他不是不愿融入新社会，书中列举了沈从文1960年代的一系列新作如《资生篇》《井冈山之晨》等，作者通过分析得出结论：“这些作品虽然创造力非常旺盛，但是艺术功力并不深厚，甚至将大量的政治话语直接搬进作品里。”然而，沈从文还有另一面，他在同样的年代写下了《白玉兰花引》和《残诗》，以及作于稍后1970年代的《双溪大雪》等长诗。作者认为后者的风格与前者恰恰形成“鲜明对比”，是真正“抒情”“有情”的诗。如果说前者属于“主流意识形态表达”的公共话语，后者则是诗人在公共话语裂隙中生长出来的发自个体生命深处的慨叹、私语与内省。

何以让沈从文形成了如此的两方面内容、两种诗风？作者结合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种种表现与生平自述指出，这些都是他“在特定的历史转型期灵魂的分裂、困惑、苏醒、感悟、陌生、忧虑等种种复杂状态”。该著从分析沈从文诗作的内部张力到探究沈从文何以如此的心理分析，沈从文的内心世界已经活生生地跃然纸上了。然后，作者结合特定的时代语境进一步推论道，这何尝不是那个革命刚刚胜利的激情年代，“一部分知识分子极其矛盾、极其困惑、极其分裂”的内心写照呢？如此这般层层递进的精神考古学分析，在书中几乎是层出不穷的，从而构成了全书的一个显著特色。

从诗到史的思想史研究

熟悉作者赵思运的同行都知道，他不但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还是一位知名诗人和诗评家。诗人的敏锐感觉和功力深厚的学术史底蕴，使得他的研究从来不会停留在单纯的诗歌鉴赏方面，而始终具有理论的深度思考。这方面在他与其师夏中义合作撰写的第九章《思想家的凸显与淡出》中特别能体现出来。

该章以李泽厚为研究对象，对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学术史进行了反思。作者充分肯定了李泽厚在中国思想解放的新时期的思想史价值，称李泽厚是“曾深刻影响新时期中国社会的精神进程的一代巨子”。其哲学研究、美学研究、思想史研究，使他在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思想潮流中曾是一个显著的标志，其学术具有明显的现世关怀。然而，进入1990年代，中国学术界出现大分化以来，李泽厚提出“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的论断，却是本书作者在价值观上所不能完全认同的。作者首先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指出，1990年代以后，李泽厚已经彻底转变为一位“历史理性主义”者：“在李泽厚的心中，历史不是人的创造物，它是一个任凭规律驰骋的舞台，规律超过和压倒了任何主体，人便成了历史的道具。”其次，李泽厚的判断也不符合1990年代的学界实际情况，比如1990年代的“国学热”，诸如陈寅恪、钱锺书、王国维、胡适等相继成为研究的“热门话题”，这实际上蕴藉着深厚的思想史价值，并非李泽厚所看到的“纯学术现象”，他们更多的是“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作者不无痛惜地写道，“李泽厚真正难掩其心态苍凉暨思想苍老”，为此，“除了感叹岁月不饶人外，无需再多说什么”。作者对李泽厚的批评虽温和却是十分有见地的。

《百年学案剪影》很多地方让人读起来有“力透纸背、热透纸背”之感。百年中国文学学术史中值得深入研究的学案还有很多，作者在该著中只撷取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愿其以本书为起点，继续深耕，一步一步丰富百年中国文学史与学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