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
陈云接过那几页复印件时，距离遵义会议已经过去四十多年。纸上没有署名，没有日期，页码也不从第一页开始。它曾随着档案留在莫斯科，又被接收回国，直到这时，终于回到写字的人面前。
陈云认出了自己的笔迹。那些密密写下的名字和简称，曾经要讲给正在赶路的红军干部听。其中一段，写到军事领导的错误，李德并不是唯一应当负责的人，责任名单上，竟还有两个关键人物！
01
湘江过去以后，陈云再听见队伍里点名，停顿似乎总比从前多。
一个名字叫出来，没有人答，负责清点的干部便再抬头看一眼。有人已经知道结果，有人只知道那人没能跟过来，停一会儿，还是得往下数。后面的路不会因此空出几天，容大家把每一张熟悉的脸都找回来。
陈云跟红五军团一起走过这一段。长征出发时，他担任五军团中央代表，走在担负掩护任务的部队之中。前面的机关和辎重要过路，后面的部队便要替这条长队多守一阵，什么时候能撤，不由守在阵地上的人自己定。
江边的危险并没有随着先头部队过河立即结束。仍有大量人员在向渡口集中，担架要抬，伤病员不能丢，搬运物资的人已经疲惫，到了拥挤处还得停住等。每一段走不快的路，都在延长两翼和后卫承受枪炮的时间。
陈云在队伍里看见的困难一件接着一件。有人脚底磨破，停下便不想再抬腿；有人好不容易等到前头移动，刚拿起东西又被堵住。催促从后面传过来，抵到堵住的地方，却不能将眼前的担架和辎重一下变少。
等主力突破湘江，许多部队已经伤亡惨重。红三十四师被隔在江东，陈树湘和众多战士牺牲。消息断断续续传来，问过的人仍不肯马上走开，希望再等一句，知道自己熟悉的那个名字有没有跟出来。
陈云没有办法只留下听这些消息。宿营要安置，干部要碰头，第二天怎么组织前进也要接上。队伍里积着的不满，不能靠一番还要坚持的动员就压下去，前面若仍按原来办法走，刚付过的代价还可能再付一次。
向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还在，敌军却已在那里准备堵截。地图上的会合地点没有改变，抵达它的路却越来越危险。毛主席提出转向敌人力量较薄弱的贵州，张闻天、王稼祥等也支持改变原来的方向。
陈云一边接着处理部队的事，一边参加这些讨论。前线递来的情况不是远处的传闻，后卫每多顶一刻，行列里便可能再少一些人。他不能拿一个尚未到达的目标，去抹掉已经走不动的现实。
通道一带的紧急转向，使队伍先朝贵州走。到了黎平，几位中央领导有机会坐下来，正式讨论接下来的行动。陈云听见的问题终于从催队伍走快些，变成了究竟还该不该往那个方向去。
十二月十八日，政治局会议决定放弃原来的会合计划，转向黔北。消息沿着指挥系统传下去，队伍改向，机关与辎重也要跟着重新安排。陈云参加讨论以后，还得回到那些等着安置的人中间，把改变落实到行军。
前面的方向松开一处，身后的拖累也必须处理。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并，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原先分散的人和物收进同一支纵队，许多问题立刻聚到了他们面前。
机器和材料在根据地各有用处，带到山路上却占去大量人力。舍不得丢下的东西，被背着、抬着走出很远；人员已经减了，再想维持原来的负担，只会使迟缓继续累到下一场战斗。
“再照这样走，前面打出一条路，后面也过不完。”陈云查看队伍的情形，没有把困难只归到挑担的人身上。
“人和东西要一起重整，单催脚步不顶用。”刘伯承接住眼前的事，等着各处将实际负担报来。
陈云与刘伯承、叶剑英共同整编纵队，按中央的方针处理笨重负担。该舍的物品不再全压在人肩上，原来被后勤拖住的人力重新编组，指挥与组织也接得更紧。
对一些经手保管的人，舍掉东西比搬走还难。登记过、照看过，又一路费力带过来，如今要留下，手在熟悉的物件旁停了很久。陈云把人员与任务一起理，不能让人失去原来的差使，便站在弃置物旁不知该去哪里。
原先围着一批物资打转的人手，需要重新接到纵队里。有人只知道自己以前跟着哪副担子，担子一撤，便还往旧集合处等；重新编过的人员也要把消息带给同行者，不能只在名册上已经变了，路上仍照旧去找。
陈云沿着这些尚未接好的地方核问。先让人知道自己到哪里，再让接收的单位知道要接谁，脚下的队伍才不至于在减掉东西以后又散开。他与同伴处理了一头，另一头又有人来反映，刚准备坐下的工夫再次用来照应。
天色晚下去，原先压在一起的行装逐步分开，留与带终于落到实际处。来往的人不再只是抱怨负担太重，开始寻找新编组的同伴。陈云见那些原本空等的人有了去处，才把下一项工作接进来，宿营处短暂的安静又被第二天的行动打断。
交接后的人员重新回到各处，原来一段段挤住的行列开始缩短。机关仍有工作，伤病员仍须照看，没有谁能空着手轻松上路，可再出发时，拖在队伍后面的东西终于少了一批。
陈云跟着纵队前进，看见先前专门为辎重绕来绕去的人，如今能按新的编组行动。一次整编不能替所有战斗改变结果，至少眼前这支部队，不必再把同一份过重负担原样带向下一道险关。
路上的情形有了小小变化。陈云刚把一处安排接上，又要去参加中央的讨论。改变行军方向、整顿后方纵队已经能做，军事指挥里的问题，却还没有因此全部打开。
02
到了猴场，乌江横在下一程前面。
部队已经转向黔北，可若在江南拖延，又会陷进粮食、活动地域和追兵的挤压。陈云随同中央继续讨论，渡江与下一步的行动不能各由一处自己定，重大军事方针重新放到政治局面前。
这一次，不同意见不能再只在行军路旁停一停便散。政治局进一步明确，作战方针以及有关重要部署要向政治局报告。参加讨论的人承担决定，负责执行的人也得接住新的工作关系。
红军强渡乌江，进占遵义。一路紧追着人走的工作，终于有机会在相对固定的地方展开。陈云与刘伯承承担遵义警备方面的工作，进城的部队要安置，秩序要维护，不能因为进入街市便各自散开。
城里的人隔门观察这支外来的军队。沿街停下的人没有径直冲进商铺，红军工作人员宣传纪律和政策，物资筹集与补给接着展开。陈云经过驻地，看见一些人员终于能将行李放下，坐住片刻，不再一落脚就等着下一声集合。
他却不可能把这次停驻只当作休息。军事领导的问题一路积到这里，前线的实际损失、机关的迟缓和对旧计划的坚持，已经不能再各说各的。周总理、张闻天等酝酿召开扩大会议，陈云也参与讨论，赞成把问题摆开。
“在路上讲过的那些难处，要让会上听见。”陈云表示支持开会，没有把转入贵州便当作旧问题已经过去。
周总理接着商量会议的安排：“把经历过的情况带来，总结不能只停在说队伍吃了苦。”
参加讨论的人有的从军事行动说起，有的牵到领导安排，能集中到一起的时间并不宽裕。陈云要处理眼前的警备与纵队工作，也要准备参加会议，刚在一个地方说清的事情，转到另一个地方又得接上。
一月十五日，陈云走进柏辉章旧宅二楼的会议室。桌椅已摆好，来的人陆续就座，有的身体尚未恢复，身边仍带着长途行军留下的疲态。门外仍有人负责警戒，楼上能讨论，是城外的部队替他们争得这段空隙。
博古作主报告，陈云听见的许多解释仍围绕客观困难展开。敌人兵力、装备占优势，根据地受到压迫，这些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可一个个外部原因讲下去，红军自己采取过的办法却没有得到同样分量的检讨。
陈云坐在那里，想到的是湘江以后空出来的位置。若只用敌人太强解释这一切，前线发过来的意见、各军团付出的代价，便仍不能进入下一次决定。报告讲到哪里，陈云的注意力就跟到哪里，没有急着把后面尚未展开的讨论先作结论。
周总理作副报告，随后张闻天批评军事领导的错误，毛主席也作了重要发言。屋内的议题不再顺着主报告一路向下，过去那些并未被采纳的作战意见，开始得到回应。
有人从进攻的冒进讲起，接着讲到防御中的死守，转移时的被动又同前面的失败连到一起。陈云听着，路上见过的人和部队不再只是抽象的损失，指挥怎样使他们一步步承受这些后果，已经被摆到桌面。
李德坐在会场，通过伍修权了解发言。中文讲到一段，翻译接一段，等待传译的片刻，屋内并没有因此轻松。熟悉前线的人还要接着讲，先前没能进入决定的意见，如今不能又被一段没有译清的话挡住。
陈云等伍修权将前面的意思传过去，再留意接着起来发言的人。讨论从一项战术牵到一段作战，原本只由少数人处理的军事问题，逐渐变成在场同志都必须面对的事。有人将自己所在部队的情况补进来，眼前的争执便多了一个不能略过的后果。
桌旁的人并不总是顺着一个意思往下讲。有的还要维护原有判断，有的要求追问这些判断怎样形成，前一段刚说完，后一段又将未解决处翻出来。陈云没有因为赞成纠正错误就先收起注意，越在这种时候，越要听清最终同意了什么，什么还只是争论中的意见。
陈云支持纠正军事上的错误。会场里的态度逐渐明朗，张闻天、王稼祥等与毛主席的主张形成呼应。原来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军事指导，不再只是接受命令的前提，本身也成了必须改变的对象。
会议不是一次发言便结束。陈云来回走过楼梯，还要回到正在工作的机关与部队，看到的是同一座城内照常忙碌的人。楼上的争论尚未落定，楼下的人仍得照应军需、伤员和警戒，谁都不能先停掉手上的差事。
到十七日，决定逐步落实。毛主席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原来的三人团取消，新的领导与指挥关系要进一步明确。陈云参与其中，已经不是在路上劝人再忍一忍，而是在改变那些造成困境的安排。
从会议室出来，陈云没有听见战争已经结束的消息，城外也没有凭空少掉一支敌军。改变发生在最高领导层，下一步却必须让干部和部队知道。谁承担什么，原来怎样办、以后怎样办，不能只在参会者之间清楚。
“把决定传下去，下面还等着接着行动。”陈云回到纵队的工作中，手边新的任务已经接上。
这回他带出的不只是一种意见。过去有人提过却未能改变的军事主张，现在成为了中央作出的调整。各处干部仍要回去带人，传达中少一项、错一处，刚取得的改变就可能在执行时重新走样。
三天的讨论结束，陈云眼前又多了一份必须做的工作。把众多发言归到清楚的脉络，把已经形成的决定带给没有到会的人，不能靠一句李德不再指挥便代替。
03
遵义留在身后，陈云又在行军中寻找能把工作接起来的空隙。
宿营的地方不停换，人一停下，联络、安置与下一步行动就追到面前。有的干部前脚才从部队过来，后脚又要赶回去，不能像留在固定机关那样，坐几天等所有事情齐备再开口。
陈云准备向中央纵队干部传达会议情况。他自己参加过讨论，知道一个结论前后经过怎样的交锋，也知道会后又有哪项分工逐渐确定。听的人没有同他一起坐在楼上，消息传过来，已经有了不同的简略说法。
最容易被记住的是李德失去了指挥权。一个外国顾问，曾使许多干部接受不合实际的部署，如今被移出原来的位置，确实显眼。但干部们要带自己的队伍，知道少了谁，还不知道下一道命令怎样来。
陈云把纸放到能够写字的地方，先将讨论的范围排下来。第五次反“围剿”的经过、战略转移的组织、政治局怎样召开扩大会议，各有先后，写乱了便会把本来不同的事情挤成同一天发生。
笔从右向左往下写，纸页上的字渐渐密起来。写到已经形成的组织决定，他把一项项分开，不能将发言中的主张与最后通过的安排混成一处。干部听完还要回去传，第一遍模糊，下一遍便更难追回。
身边有人等着联系下一批来听传达的干部。陈云暂时放下笔，处理完眼前的事务，再回头看刚才写过的地方。纸还在，原先准备接上的那一段却得重新理一遍，不能只求把空处写满。
“只说取消三人团，军事上的事情到底找谁定？”来听传达的干部带着部队里正在等的问题，不愿只记住一个组织名称。
“决定和分工一项项讲，不能只带回去一句换了人。”陈云将要用的内容留在手边，继续核对传达的先后。
干部的问题使眼前这份提纲不能停在批评上。前方要行动，机关要配合，谁还负责、谁加入指挥，都会影响实际工作。陈云把能够明确的安排先摆好，回头再处理那些不能略去的责任。
行军中发生的新变化也要接进来。离开遵义往川黔边走，土城作战没有达到预想，部队调整行动，转到新的地域。有关人员刚找到一处落脚地方，转眼又要整理工作，随前面的人走。
陈云与刘伯承、叶剑英组织军委纵队行动，前面改变方向，后面的人和物便要跟上。联络的人先查哪一批已经出发，哪一批尚在原地，再把通知送到，不能以为命令到了纵队，所有人就都已知道。
停驻的间隙又被打断，陈云把要讲的内容收起，等能够继续工作时再展开。脚步走过一段，纸上的那项分工也可能已进入新的安排，他得将它放回先后关系里，不能为了省话就全推回遵义会议当夜。
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是会后的常委分工变化。毛主席参与帮助军事指挥，也逐步落实。陈云讲到这些，不仅要说结果，还得让下面知道，原来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决定怎样正在重新组织。
真正难写的部分，又回到军事错误的责任。前线的意见为什么屡次未被采纳，指挥怎样形成，哪一道安排又使它在全军照着执行，不能只剩一个顾问单独做主的影子。
陈云在纸上留住发言和结论的区别。会上有人仍以外部条件为重，有人已经开始检讨；过去的战役中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却没有使错误得到扭转。这些情形本来就一起发生，写下一边便不能顺手擦掉另一边。
有人过来核对部队的事务，陈云离开纸前，先与对方把需要接续的工作办好。等人走开，他再坐下时，前面尚未写完的句子仍等在那里。眼前的政治工作与正在理的军事责任，不可能分成先做完一件、另一件再慢慢讲。
来听传达的人已经准备着回部队。有的记着谁今后负责，有的盯着旧的错误怎样纠正，还有人只等一个能向下面交代的简单结论。陈云看着这些一起走过危险的人，不能给他们一个方便却不完整的说法。
“责任要讲，今后的工作也要讲，不能让听完的人回去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陈云把提纲接到组织决定那一部分，没有将两个问题拆成互不相干的两场话。
干部们收起刚才各自的事务，重新把注意力转回来。只有少数人参加过那三天会议，更多人还在道路和驻地上等着传达，这些话经由他们往下去，就将变成全纵队理解新安排的依据。
写到李德，陈云用字母A作了简记。李德也用过华夫这个名字，熟悉有关情况的干部能认清所指。可是责任的那一行没有在这个字母以后停住，后面还有两个不能省去的人。
两个人都在中央领导层的运转之中，一个关系到主张怎样成为中央决定，另一个关系到军事工作怎样实际组织。将他们略去，过去那条指挥的路径就会在最要紧处断开；把他们简单并排，又可能使不同分量的责任被混成一样。
陈云的笔停了一下，再往后写。提纲还要交给眼前的干部听，不能让他们带回去另一种误会。那行跟在李德后面的两个名字，以及随后的责任轻重，终于要在这些纸页上落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