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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赫尔松,一名乌克兰军官在乘车途中死于爆炸物。死者是弗拉基米尔·奥贝尔塔斯,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第34旅的新闻军官,军衔中尉。俄方信源塔斯社和俄罗斯商业咨询报引述强力部门的消息说,他“很可能是在驾驶汽车时踩到了地雷”。乌克兰真理报则给出了另一个版本:他“经过了一个爆炸物,爆炸物起爆了”。两种说法在细节上有出入,在结果上完全一致:一个在赫尔松活动的人,死于一件不能区分敌我爆炸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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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后,俄罗斯火箭与炮兵科学研究院顾问奥列格·伊万尼科夫在aif.ru的独家评论中,谈到了这类地雷的来源和特性。他说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战斗人员在北约国家接受了布设“不可拆除地雷”的训练,这类地雷需要2到3个阶段才能完成布设,拆除同样需要多步操作,“只有埋设它的人才能取出”,或者只能在原地销毁。
伊万尼科夫的说法有他的立场,他本人是俄方军事专家,但他说到的技术事实可以得到独立信源的交叉印证。法国24台采访的排雷专家在谈PFM-1“花瓣”地雷时给出了同样的判断:这类地雷“很难拆除,因此通常通过受控爆炸在原地销毁”。国际排雷组织HALO Trust乌克兰项目负责人皮特·史密斯提供的数据更具体:乌克兰境内记录在案的约500名因地雷致伤致死的平民受害者里,大约90%由PFM-1造成,引爆它只需要5公斤的压力。
一种被设计成“布设者之外的人无法安全移除”的地雷,在逻辑上,假定布设者会记住自己把雷放在了哪里,会把自己画的雷区图交给需要经过那片区域的部队,会在撤离时标出自己走过的安全通道。这个假定在纸面上成立,在战场上需要一套完整、可靠、不打折扣的记录和通报制度来支撑。
乌克兰军队在这套制度上出了什么问题?俄方专家丹迪金在aif.ru的一篇评论里说:无人机布雷“经常不记录在参谋文件中”,步兵指挥官“根本没有雷区地图”,操控无人机投雷的操作员“可能不会通知步兵他们布设了哪些障碍”。topwar.ru报道指出:在乌克兰武装部队中,雷区地图需要向布雷的那个单位购买,没有买,就没有图。
把这些信息放在一起,因果链条就清楚了。不可拆除地雷的设计目的是让敌方工兵无法回收和再利用,这个目的在技术层面达到了。但同一套设计也取消了布设方自己在事后纠正错误、调整部署、安全通过的可能性。
当布雷方式从工兵手工埋设变成无人机远程抛撒,布雷单位从营连工兵变成分散的无人机操作组,而雷区位置的信息又没有进入统一的指挥链条。到这地步,这片雷区到底是谁亲手布的根本不重要,实际用起来谁撞上谁倒霉,不管是你自己的步兵、自家的装甲车,甚至是过来跑现场的己方新闻军官,只要路过这片区域,都承担一样的风险。
奥贝尔俄方信源“北风”电报频道和regnum通讯社在报道他的死讯时,强调他生前“传播了关于阿列什卡的虚假信息”。阿列什卡在赫尔松州第聂伯河左岸,俄国防部从10月下旬开始通报俄军工兵在那里每天排除爆炸物,仅一周内就清除了300多个地雷和未爆物,其中大部分是西方制造、由乌军无人机投放的。
一个在信息层面对阿列什卡局势发言的人,最后死在阿列什卡式雷区里。这种对应是否构成某种“因果”呢?但它至少提示了一件事:无人机远程布雷产生的后果,不会停留在军事目标上。它同样会落在报道战争的人、运输物资的人、试图撤离的平民身上。
伊万尼科夫在评论的结尾,把话题引向了俄罗斯的UR-77“蛇戈里内奇”扫雷车,说俄军有能力在远距离上清除雷区,而乌克兰军工的落后和人员问题让这个局面“在几十年内几乎无法解决”。一种武器如果设计的出发点是“让敌人无法处理”,那么它在被一支记录混乱、协调断裂的军队使用时,最先无法处理它的人,就是这支军队自己。地雷不认旗帜,不读战报,也不关心踩上去的人说过什么。它只认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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