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谋工作》出版后，朱德反对喝茅台，陶汉章坚持喝状元红

1949年以前的华北军政大学，一名军人拿到300元奖金，足以引起一阵议论。那不是普通津贴，而是多年积攒也难以得到的数目。陶汉章却没有把钱收进囊中，而是请朱德、叶剑英、朱良才等人到石家庄吃饭，这顿饭后来留下了“状元红”的趣闻。

当时有人提议喝茅台庆贺。朱德摆了摆手，笑着说：“陶汉章中了状元，我们要喝他的状元红！”一句话，既点出了著作的分量，也透出老一辈革命家的朴实作风。

这300元，来自《参谋工作》的奖励。书稿完成于解放战争最紧张的阶段，内容并非纸上谈兵，而是对参谋机构、情报判断、作战计划和战场协同的系统总结。对一支快速发展的军队来说，这样的教材十分紧要。

陶汉章并不是一开始就安心做教员。1931年，他到南昌求学，父亲病故后，生活很快发生变化。此后，他考入冯玉祥创办的汾阳军官学校，接触到较为系统的军事教育，又在吉鸿昌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司令部担任参谋。

形势变化后，他辗转回到江西，参加红军。在红六军团，他见到了任弼时。由于受过军校训练，又有较好的文字和理论基础，陶汉章被安排到红军学校任教，讲授班、排、连战术以及单兵技术。

教员不好当，尤其是在教材匮乏的年代。1934年，陶汉章一边授课，一边把问题整理成《军事问答100题》。什么是进攻，什么是防御，怎样实施追击，均用简明问答写出。没有印刷条件，他和同事找来不同颜色的纸油印，教材便这样送进了连队。

这段经历影响了他一生。陶汉章后来写书，始终重视两点：内容必须来自部队实践，表达必须让基层官兵看得懂。长征以后，他进入红军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到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任教。

1938年前后，敌后战场急需一部介绍游击战的教材。三联书店方面提出希望八路军撰写相关著作，陶汉章承担了任务。那时资料极少，他反复修改提纲，仅提纲就拟了十多次，随后采取写完一章寄出一章的办法。

全书共15章，约17万字。部队不断转移，稿纸始终随身携带，既要授课，又要绘制图表、誊写文稿、校对文字。书稿完成后，出版社寄来的稿酬不是现款，而是一捆捆邮票。陶汉章便带着这些邮票请同学吃饭，结账时引得大家一阵大笑。

这部《游击战术纲要》后来以“陶剑清”为署名出版。由于战乱造成通信中断，作者多年没有见过自己的作品。直到1989年，有人在重庆图书馆发现相关图片，才设法将书寄给陶汉章。距成稿已经过去半个世纪。

有意思的是，早年教材的成功并没有让陶汉章停留在写书上。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时，他担任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参谋长。1947年，罗瑞卿希望他负责高级参谋训练班，陶汉章起初并不愿离开部队。

杨成武同样舍不得这位得力参谋。罗瑞卿前来协商时，杨成武提出：“能不能只借半年？”罗瑞卿当场写下借条。这个带有几分玩笑意味的安排，最终促成陶汉章转入参谋教育工作。

1948年，晋察冀边区军政干部学校成立，陶汉章担任高参班主任。他把课堂经验、部队制度和实战案例重新整理，半年左右写出30万字书稿，起初题为《八路军的参谋工作》，后来定名为《参谋工作》。

这本书很快成为参谋训练的重要教材，并在不同部队出现多个版本。华北军区对其进行表彰，聂荣臻签发嘉奖令，奖励300元。陶汉章没有借此夸耀功劳，反而把奖金变成了一桌饭，于是才有了朱德所说的“状元红”。

新中国成立后，陶汉章参与南京军事学院的建设，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刘伯承任院长期间，注意到学员对传统兵学缺少系统理解，便建议陶汉章深入研究《孙子兵法》。

刘伯承曾把十三篇归纳为智谋、兵势、奇正、虚实、主动灵活和用间六个问题。这一分析给陶汉章很大启发，后来成为《孙子兵法概论》的基本框架。该书经过多年修订，于1985年出版，随后被译成英文，在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地传播。

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国防部门曾购入这部著作，供有关军官阅读。外界一度误以为美军研读的是古代《孙子兵法》，后来才弄清楚，流传的书名相同，实际是陶汉章对孙武兵学的现代阐释。

1994年黄埔军校建校70周年纪念活动上，陶汉章与一位来自台湾的老军人交谈。对方提到1939年在湖南衡山学习八路军游击战术时，教材中有《游击战术纲要》，作者署名“陶剑清”。陶汉章听后只说：“鄙人是也。”

那位老人随即起身敬礼。几十年前写在战火中的教材，跨越不同阵营和漫长岁月，终于让作者与当年的读者重新相遇。

2010年12月16日，陶汉章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稻田、战地、课堂和书桌，构成了他一生的主要轨迹；那本《参谋工作》，则留在人民解放军参谋教育发展的重要篇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