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九七五年，我三十岁，还是榆树沟一个说不上媳妇的穷光棍。
那年秋末，她从山道上走下来，瘦得像一张被风吹透的纸，怀里还揣着个半死的孩子。
全村人都说我是捡了个烫手的麻烦——逃荒来的，来路不明，没根没底。
我偏不信那个邪。
我们在破土窑里领了证，在众人的冷眼里凑合成了家。
往后五年，她把这个家撑得比谁都结实——伺候老人，拉扯孩子，没喊过一声苦。
我以为，这辈子算是有了个依靠。
直到那个春天早上，我推开门，灶台冷的，炕上空的，她就那样消失了，一个字都没留。
01
我叫赵顺宇，是榆树沟土生土长的人。
榆树沟在太行山脚下，不是什么富庶的地方。沟里拢共七十几户人家，土坯房挨着土坯房，出门抬眼就是山，山后头还是山。
我爹走得早，走的那年我才十四岁。家里就剩我和娘两个人，娘眼睛不好，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到我二十几岁那年，索性就彻底瞎了。
庄稼地里的活儿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春播秋收，风吹日晒，我的脊背晒得像一块老树皮。
村里和我同岁的男人，十七八岁就都说上了媳妇，就我一个人还光棍着。
不是我不想，是没人愿意嫁进来。瞎眼的婆婆，破漏的窑洞，一年到头吃了上顿愁下顿，谁家姑娘肯往这个坑里跳？
媒婆来过两回，坐在我家炕沿上喝了碗热水，瞅了瞅四面透风的墙，客客气气地走了，再没回来。
我也认命了。三十岁的人，腰上总系着一根烂布条，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地头看看庄稼有没有被野猪拱了。
一九七五年的秋末，是我后半辈子的分水岭。
那天我从地里收了工，扛着锄头往回走，在沟口的土路上，远远看见一个人影。
是个女人。背着一个破布包袱，怀里抱着个孩子，走路的姿势飘飘的，像随时要倒下去。
我走近了才看清楚——她脸色蜡黄，嘴唇干裂，脚上穿的那双布鞋鞋底都快脱了，露出脚趾头来。
她一步一步往前挪，走到我跟前，扑通一声跪下去了。
"大哥，我孩子三天没吃东西了，求你给口饭吃。"
我愣在那里，锄头差点儿从肩膀上滑下来。她怀里的孩子脸色青灰，眼皮低垂，气息弱得像快要熄灭的油灯。
我没多想，蹲下来把孩子接过来，扭头就往家跑。
02
娘坐在炕上，听见脚步声就问："顺宇，你怎么跑起来了？"
我把孩子放到炕上，喘着气说："娘，外头有个逃荒的，带着个孩子，快不行了。"
娘没说话，摸索着站起来，伸手把孩子抱到怀里，侧耳听了听呼吸，脸色沉了下去。
"先喂点米汤，慢慢来，不能急。"
那个女人站在门口，不敢进来，也不肯走，就那样死死盯着炕上的孩子。
我烧水煮米，她跪在灶台边上，也不说话，就那样盯着锅里，眼睛一眨不眨。
一碗稀米汤灌下去，孩子哼了一声，哭出声来了。那女人扑过去，把孩子抱在胸口，哭得肩膀直颤。
她叫孙淑兰，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那天晚上，她坐在门槛上，和我说了几句话。
"大哥，我是从外省过来的，家里遭了难，一个人带着孩子，走了快一个月了。"
我问她孩子他爹呢。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死了。
我没再问。那个年头，逃荒的人多了去了，各家有各家的难处，不是自己的事不好深问。
她怀里那孩子叫石头，是个男娃，将将两岁，饿得皮包骨。米汤喂进去缓了两天，总算有了点血色，能哭能闹了。
我把西边那间空着的偏房收拾出来，铺了一床旧褥子，让她们娘俩先住下。
第二天我去地里，娘在家把淑兰叫到炕边，两个人说了半天的话。我回来，娘把我叫进里屋，把门带上。
"顺宇，你都三十了，这个女人你看着怎么样？"
我脸一红，说娘你说什么呢。
娘叹了口气，说："我这把年纪，眼睛又瞎了，总要有个人帮你撑这个家。她虽然是逃荒来的，但说话做事有分寸，不是个坏人。"
那天晚上我在院子里坐了很久，抬头看天上的星星。
我找到淑兰，吞吞吐吐说了半天，才把意思说清楚——我想和她把日子过下去，她要是愿意，咱们就去把证领了。
淑兰低着头，好半天没说话。我以为她要拒绝，手不知道往哪里放。
她抬起头，眼圈有点红，说："顺宇哥，你是好人。但我先说清楚，我什么也没有，只有这个孩子。"
我说我知道。她说："那行，我愿意。"
就这样，一九七五年冬天，我和孙淑兰在榆树沟大队登记处领了结婚证。石头这孩子，从那天起，也跟着在这个家落了根。
03
村里人知道我家来了个逃荒女人，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整个榆树沟。
第二天一早，赵婶子就上门来了。赵婶子是沟里有名的长舌妇，进门先把淑兰上上下下打量了一圈，转头对我说："顺宇，你这是图什么？来路不明的女人，指不定带着什么麻烦。"
我说婶子，人都快饿死了，还能带什么麻烦？
赵婶子压低声音："她那孩子，爹是谁？你想过没有？"
我说我没想过，也不需要想。
赵婶子走了，临出门还回头看了淑兰一眼，嘴里嘀咕着什么。那之后，村里陆陆续续有人来，明着是串门，暗里都是来看稀奇的。
淑兰就坐在灶台边上烧火，任人打量，也不抬头，就那样默默把手里的活做着。
她不是那种会哭哭啼啼诉苦的女人，就是默默的，把自己压得很低。
成家没多久，淑兰就把院子里的枯枝清了，把漏风的窗棂用旧布条封了，还把压在角落里烂了半边的红薯挑出来，好的留着吃，坏的喂了猪。
娘摸索着走到院子里，听见动静，问："淑兰，你忙活啥呢？"
淑兰说："婶子，院子乱，我收拾一下。"
娘沉默了一会儿，笑了，说："是个勤快的好孩子。"
淑兰伺候娘也从来没有嫌烦。娘眼睛看不见，吃饭要人喂，上茅厕要人搀，冬天夜里怕冷，得有人半夜起来给她加炭。
娘不是个好伺候的人，脾气倔，有时候嫌饭咸了，有时候嫌炕不够热，隔三岔五要发两句牢骚。淑兰都应着，不顶嘴，不甩脸子。
有一次我半夜起来喝水，听见里屋娘在说梦话，淑兰披着棉袄坐在炕边，就那样陪着。
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没进去，转身回了外间。
一九七七年，淑兰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儿子，我取名叫赵建国。孩子生下来那天，我在院子里站了一夜，天快亮的时候，孩子哭声响了，我整个人腿一软，蹲在地上缓了半天才站起来。
一九七九年，淑兰又给我生了个闺女，我叫她赵小燕。
石头那孩子，跟着建国和小燕一起长大，三个娃在院子里追来追去，闹得鸡飞狗跳。
娘有时候坐在堂屋门口，听着院子里的动静，脸上带着笑，说："这屋子总算有人气了。"
有了三个孩子，日子虽然更紧巴，但屋子里热乎了许多。
04
成家之后，最难熬的不是穷，是村里那些没完没了的闲话。
赵婶子隔三岔五就要说一句："那女人来路不明，迟早是个麻烦。"说得多了，连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想，淑兰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家里到底遭了什么难。
但我每次想开口问，看见她一手喂娘吃饭、一手哄石头睡觉的样子，那个问题就咽回去了。
一个能把日子过成这样的女人，你还要问她什么？
冬天的时候，她把我那件破棉袄拆了，洗干净絮了新棉花重新缝上，拿出来的时候我愣了半天。
我问这棉花哪来的，她说："我包袱里带来的，留着也是留着。"
我把棉袄穿上，总觉得身上暖了不止一点。
改革开放的风吹到榆树沟，已经是一九八〇年之后的事了。村里开始分地，各家各户按人头划了责任田。我家人口多，分的地不少，淑兰又能干，那两年收成比以前好了一大截。
日子刚有了点盼头，淑兰就开始盘算，说建国再过两年就该上学了，得早点攒学费。
石头那时候已经七岁了，跟着建国在村里的小学念了一年，聪明，学什么都快。
淑兰有时候盯着石头看，眼神里有说不清楚的东西，既像心疼，又像愧疚。
那年春节，淑兰蒸了一锅白面馒头，还炸了一小盆麻花，建国和小燕在院子里放炮仗，石头跑前跑后帮着点火，娘坐在堂屋门口，听着炮仗声笑。
淑兰从屋里端出一碗饺子，递给我，说："顺宇，今年比去年强，明年还会更好。"
我接过碗，看了她一眼，说："嗯。"
那碗饺子是羊肉馅的，是她托人换来的，那年我们难得吃了顿荤腥。
那顿年饭，一家人围着桌子，谁也没少说话。娘一边摸索着吃饺子，一边说这是她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年夜饭。
淑兰坐在娘旁边，给她夹饺子，没说话，但嘴角一直带着笑。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完整地笑。
05
一九八三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早。
三月里，地里的麦苗已经泛出了嫩绿，沟沿上的野杏树也开了花，白花花的一片，风一吹就往下落。
那段时间，淑兰有些不对劲。
不是说她干活少了，或者对娘和孩子冷淡了，恰恰相反，她那阵子比平时更勤快，把家里里里外外收拾得一尘不染，建国的棉袄补了又补，小燕的辫子每天扎得整整齐齐，就连石头那双跑烂了的布鞋，也连夜纳了新底。
就是眼神不对。
有时候她盯着建国看，看着看着眼圈就红了，建国回头问她娘你哭啥，她赶紧低下头，说没有，灶台烟大，熏眼睛了。
有一天晚上，我睡到半夜，翻身发现身边空的。我爬起来推开门，淑兰站在院子里，仰着头看天。
月亮很大，把院子照得白亮亮的，她就那样站在月亮地里，一动不动。
我叫了她一声，她回过头，脸上是说不清楚的表情。
"顺宇，你说人这辈子，能不能重来一回？"
我愣了一下，说："说什么胡话呢，快进屋，夜里凉。"
她跟我进了屋，没再说话。
那年四月初，有一天早上我去地里锄草，临出门淑兰送我到院门口，比平时多站了一会儿，看着我走出沟口，才转身回去。
我当时回头看了她一眼，觉得她的背影有点奇怪，但没说出哪里奇怪。
那是她送我的最后一次。
当天傍晚我收工回来，推开院门，灶台是冷的，屋里没有饭味。
娘坐在炕上，脸朝着门，声音发哑，说："顺宇，淑兰不见了。"
我以为她去谁家借东西了，在村头转了一圈，没见人。建国和小燕在院子里等着，石头坐在门槛上，低着头，谁也不说话。
我说你们娘可能去镇上了，说不定买东西晚了，明天就回来了。
建国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低下头去。
那一夜，我坐在灶台边等到天亮，淑兰没回来。第二天，第三天，还是没有。
我去镇上转了一圈，没人见过她。去大队问了，大队干部翻了翻登记册，说没有任何出行记录。
她就像一阵风，刮过来，又刮走了，没留下任何痕迹。
赵婶子这回难得没有幸灾乐祸，叹了口气，说："顺宇，这女人来路不明，你当初就该想到的。"
我没搭她的话，转身回了家。
家里三个孩子坐在炕上，建国已经知道娘不是去镇上买东西了，哭得眼睛肿了一圈。小燕还小，跟着哥哥哭，也不知道哭什么。石头坐在最角落里，脸色白的，一声也不出。
那天晚上，我把三个孩子哄睡了，坐在院子里，点了一锅旱烟，抽了一锅又一锅。
月亮升起来，把院子照得白亮亮的，和那晚淑兰站在月亮地里的样子一模一样。
我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站起来，走进屋里，把门带上。
此后，我再没在外人面前提过孙淑兰三个字。
06
孙淑兰走后的头一年，是最难熬的。
娘年纪大了，腿脚越来越不灵便，眼睛又看不见，一天到晚需要人照应。建国七岁，小燕四岁，石头八岁，三个孩子嗷嗷待哺，吃穿全得靠我一个人。
地里的活没人帮，我只能天不亮就出门，天黑透了才回来，回来还得做饭，给娘喂饭，给孩子洗脸，哄他们睡觉。
有一回我在地里锄草，突然腰疼得直不起来，趴在地垄上缓了半天，才撑着锄头慢慢往家挪。
石头那孩子，淑兰走了之后，像是一夜之间懂事了。
他开始帮着烧火，帮着喂猪，帮着照看建国和小燕。有时候我收工回来，发现灶台上温着饭，石头蹲在灶边，说："叔，我热的，你吃。"
我接过那碗饭，看着这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时说不出话来。
石头的身世一直没有落实，他娘走了，他爹早就没了，他就这样在我这个家里扎了根，谁也没提过要送走他的话。
我没提，娘没提，村里人说过一两回，我拦回去了，也就没人再说了。
孩子慢慢大了些，建国开始帮着喂猪，小燕学会了烧火，石头把三兄妹的活揽了大半，娘虽然看不见，坐在炕上也帮孩子纳鞋底。
一九八七年，娘走了。
走之前那几天，她已经说不清楚话，就躺在炕上，嘴里断断续续叫着名字。
我坐在炕边，俯下身去听，听清楚了两个字——淑兰。
我低着头，没说话，只是把她的手握得紧了一点。
娘这辈子，和淑兰相处了不到八年，但淑兰走后这几年，娘没少在夜里轻声叫她的名字。我有时候听见，装作没听见，翻个身接着睡。
把娘安葬了以后，我在坟前坐了一个下午，风吹过来，山上的松树哗哗地响，什么也没想。
建国和小燕跟在我身后，石头站得稍远一些，低着头，也不吭声。三个孩子就那样陪着我，谁也没催我走。
往后几年，建国考上了镇里的初中，是村里头一个。石头念完了小学，跟着镇上的木匠师傅学手艺去了，每逢过节回来，手上都多了几道老茧。
小燕跟着去镇上读书，我一个人留在家里，院子突然就空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往前挪，谁也不提孙淑兰，但她好像从来没有真正从这个家里消失过。
建国出门那天，背着一个蓝色帆布包，在院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说："爹，你自己保重。"
我说你好好念，别的不用管。
他点点头，走了。我站在院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沟口，转身进了院子，插上门栓，坐在灶台边上，烧了锅水。
屋里没有声音，灶里的火噼里啪啦地响，我就那样坐着，坐了很久。
一九九二年的秋天，我去了省城。
消息是镇上的老李头带来的，说省城那边有几个单位在招合同工，能干力气活儿的优先，工钱比村里强很多。
我寻思着小燕还在镇上念书，石头虽然学了手艺但还没立住脚，家里需要进钱，就跟着几个人，坐大巴去了省城。
省城比我想象的大得多。宽马路，高楼，到处是骑自行车上班的人流，公交车开过去带起一阵风，路边摆着卖早点的摊子，豆浆油条的味道在空气里飘着。
我们几个人扛着行李站在公共汽车站门口，都有点懵，不知道往哪里走。
后来找到了招工的地方，登记，等消息，在城郊租了间小屋子挤着住。省城的热闹和我们没什么关系，每天早出晚归去工地干活，干完活，拿了钱，就回去。
那天是我来省城的第二十三天，工地提前收了工，我和几个老乡在街上闲逛，走到一条宽马路边上。
前头有人围着看什么，我们凑过去，才看清楚是几辆车停在路边，有人在拍照，有人拿着本子记东西。
最前头停着一辆红旗轿车，黑漆漆的车身，铮亮的车窗，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气派。
我们几个农村来的人从来没见过这么近的红旗轿车，都伸长了脖子往那边看。
车门开了，从里头下来一个女人。
藏青色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身后跟着两三个人，她站在那里，整个人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气势，旁边几个人都往后站了半步，让出路来。
我站在人群里，往前看了一眼，心跳突然停了一拍。
那个背影，那个侧脸——
我揉了揉眼睛，以为自己看错了。
周围的人还在说话，公共汽车还在路上开，小贩还在叫卖，一切都照常。
只有我，站在人群里，盯着那张脸，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九年以后，我在省城街头，亲眼看见她从一辆红旗轿车里走下来。
那不是我认识的孙淑兰。
那是穿着藏青色西装、被前呼后拥的另一个女人。
我站在人群里，脚像是被钉死在地上，心跳快得我几乎听见了自己的耳鸣声。
她转头的瞬间——
我们的目光撞在了一起。
"淑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