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25日,时年53岁的贵州省贵定县原副县长王庆明,走上了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被告席。公诉人指控他受贿人民币839万元,美金9000元及彩电 、 空调等贵重物品,并伙同他人虚开增值税发票892.5万元,造成国家流失税款126万元,还有109万元及价值5万余元的金银首饰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作为一个贫困县的副县长,王庆明能够聚敛到这上千万元的赃款,除了借助其州、县两级人大代表和贵州省劳动模范的耀眼光环,更得益于他12年作案过程中悟得的“贪瞒之道”。凭仗这些,他赃款隐匿得周全,线索掩盖得巧妙。如果不是检察官偶然得到线索并迅速行动,这条巨蠹很可能再次逃脱法律的制裁。
90字中的蛛丝马迹
王庆明被检察官锁定为犯罪嫌疑人,缘自一本旧杂志中的几句文字。而这几句文字,连标点符号计算在内,也仅有90字而已。
王庆明担任副县长之前是贵定县贵定卷烟厂厂长兼党委书记。其实,早在1998年就有人检举他有贪贿之举,但就是找不到有价值的线索。
王庆明自然也知道有人举报他,从那时起更是格外小心,钱虽然照收不误,但可能留下线索的任何证据,他全都销毁得干干净净。
在群众无奈的议论中,王庆明风风光光地坐了几年主席台。到了2005年,又有群众向纪委反映王庆明的受贿问题。州纪委为此专门成立了调查组,但调查工作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考虑到群众的举报材料中可能涉及王庆明收受贿赂的线索,州纪委将相关材料转给了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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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明
在材料中有一篇复印自《恋爱・婚姻・家庭》杂志2002年第6期的文章,文章标题为《儿子提审老子》,讲的是江苏南通市第一中学校办工厂厂长张树人因涉嫌贪污罪被检察院立案侦查,案子尚在审查阶段,嫌疑人却被当地法院的一名法官提审,之后张树人全面翻供。后经查实,原来是法官为报张树人帮其家属调动工作之恩,找了个“办案理由”提审张树人,并将张树人的儿子带进提审室,提审于是变成了张树人父子研究如何翻案的串供。文章中有几句非常简略的文字——“1993年初,张树人在与贵州省贵定卷烟厂的业务往来中,提取现金10万元用于贿赂该厂厂长王庆明。王庆明见所送钱款数额较大,即当场将其中的2万元退还给了张树人,张树人毫不犹豫地将该款据为己有。”
此文的重点显然不是王庆明,而这本旧杂志,不知怎么在2005年被贵定卷烟厂的一名工人看到。于是,有人把这文章复印出来,寄给了州纪委。
200张旧名片的玄机
接到这份材料后,黔南州检察院仔细论证了材料的可信性。在与南通市检察院联系后,证实确有张树人因贪污行贿被判刑。经取证了解,张树人名义上为单位发展业务而行贿,暗中却在行贪污之实。比如,他报账说送了某某10万元,实际上只送了5万元或根本没送,钱都进了自己口袋。但在对王庆明的那次行贿上,检察官确认,张树人实际送出的是10万元,而不是文章中讲的8万元。
2005年7月30日,面对检察官的王庆明沉默了半分钟就如实交代了受贿10万元的事,接着话锋一转:“早在2000年10月,我就主动把钱退给南通市检察院了。”这10万元他一点儿也没赖账,但交代之后便就此封口了。
检察官立即对他的办公室和住宅进行了搜查,结果仅搜出几个存折,全部钱款不过万余元。王庆明先是厂长后是副县长,妻子是某医院的护士长,夫妻俩只有一个儿子,业已大学毕业,一个没有经济负担的家庭仅有如此微薄的积蓄,令人费解。而在他的办公室里,不要说电话记录本,就连工作笔记也找不到半本,所有的迹象都表明,王庆明早已做好充分准备,两间空房,随便查吧!
在王庆明家里,检察官找到了近200张旧名片,还有一张广州市“假日大酒店”的便笺。初看上去,这些名片无非是家具,灯饰、装修公司的联系卡,但把名片上的地址集中起来看,则全都在广州市天河区一带。那张便笺上写着“大彩、小彩、大空、小空、方太、冰箱”以及“5681”、“7999”之类的数字。由此,检察官推断:王庆明极有可能在广州市天河区买有住房。
为证实这一推断,检察官前往贵定县做深入调查。而在此时,王庆明在广州的儿子王丹也得到了其父被检察院立案的消息——所有赃款赃物都隐藏在他那里。这边检察官尚不知王庆明究竟有多少赃款,也不知它藏在哪里;那边,王丹已经开始转移所有的赃款,而且再有几天,他就可以拿到护照飞往国外了。
无形中,这是一场智慧与时间的赛跑。
在贵定,检察官查询了所有的银行,没有任何与王庆明有关的讯息。询问王庆明的妻子,她说王庆明为了看儿子王丹曾去过广州两次,但每次不过两三天而已。问王丹住在哪里?她却说只知道在广州租房子住,具体在哪儿她也不清楚。
此时,群众提供了一个信息:有一天,有人在路上撞见王庆明的姨父,问怎么好长时间没见他。他说王庆明夫妇去了广州,自己帮他们看了一个月家......
接着,从卷烟厂的财务报销记录中也发现了问题。王庆明在卷烟厂下属的三个公司都报销过飞机票,记录显示,2001年至2005年,王庆明每年春节都在广州,每次半个月。由此,检察官断定,赃款一定藏在广州!
老谋深算的父子俩
2005年8月7日,检察官在广州市天河区房管局查到了“王丹”的名字。资料显示,王丹于1999年花91万元在天河区天怡新村买了一套复式住宅,但到了2003年,却转卖给了一个叫陈雪的人。
检察官们立即想到一个问题:这是真卖还是假卖?他们赶到天怡新村,拿着王丹的照片去问保安。保安证实,王丹就住在这里,停在楼下的“风度”轿车就是他的。检察官们马上上楼,敲开门,住在里面的是王丹的朋友。
事后得知,王丹早已做好了随时出走的准备。检察官赶到的那天,他让朋友把车开回来,交代如果遇到不认识的人,尤其是贵州来的,千万不要说他在哪里,有什么情况立即给他打电话。检察官忽视了王丹的防范之策,开始在楼下的车里蹲点守候。
检察官刚下楼,接到电话的王丹立即带了准备好的房产证、存折、购车凭证、出国留学的证件,躲到了同学家。
虽然未见王丹,但调查还是大有收获。除了住房外,检察官查实王丹买了一套价值92万元的门面房,加上轿车,已查出王庆明有200余万元的赃物。情况迅速反馈回州检察院,检察官马上对王庆明晓以利害:若王丹躲着不见检察官,就是涉嫌窝赃罪,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当得知已查出200多万元赃物时,王庆明想了想,同意给儿子打电话。
第二天,王丹回到了广州的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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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捜查了王丹的住房,结果一无所获。讯问中,王丹似乎非常恐慌,承认工作时间不长,房子、车子都是用父亲的钱买的,自己的护照已经办好,两天后要去英国留学,但矢口否认还有存款在这里。反复犹豫之后,他终于说出有一个保险柜放在广州中国银行燕岭支行,钥匙埋在阳台上的花盆中。检察官打开保险柜,里面只有一包金银首饰,总价值不过5万元。此时,检察官意识到这个年纪轻轻、看上去惊慌失措的王丹,远不止那么简单。
检察官查遍了广州的所有银行,找到了王丹的6个存折账户,但账面上的钱寥寥无几。再一次对王丹的“风度”车仔细搜查时,检察官从工具箱的底层找到一个民生银行存折的密码密封笺。看到这个密封笺,王丹顿时脸色煞白。
原来,这正是最关键的存折,王丹把所有的赃款全部转到了这个存折上。因为开户名是“周宇”,所以此前在银行查不到......
事情既已全部败露,王丹彻底坦白了。他说,在珠海银行,其父还有一笔80多万元的存款。王庆明被“双规”后,这笔款也存到了“周宇”的户头上,在这张存折上,总共有600多万元的钱款。
此外,检察官们还在广州查获王庆明一辆价值20余万元的“威驰”轿车,连同已查实的住房,门面房、金银首饰等共计900余万元。
偷税上百万的副县长
在铁的事实面前,王庆明再也无法隐瞒。他交代自己最早的一笔受贿是上个世纪的1992年,在与贵州省科技印刷厂的业务往来中,他收下了该厂厂长邓某的4万元。
向王庆明行贿最多的人是时年41岁的王刚。从1994年至2004年,专营纸张生意的王刚共向王庆明行贿810万元,作为回报,王庆明先是将卷烟厂的全部锡铂、彩印业务交给王刚,1996年又将一个分厂承包给了王刚。
严格说来,在王刚行贿的810万元中,有126.7万余元不是王刚的钱。“那是偷逃的税款,我不敢要,就全送给王庆明了。”2002年2月,王庆明让自己在广州的朋友虚开了12张供货增值税专用发票给王刚,价税合计872.5万元。收到发票后,王刚的公司向税务部门申报了抵扣税,免交税款126.7万余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笔偷逃的税款,身为商人的王刚不敢要,身为副县长的王庆明却拿得毫不客气。
为了不留痕迹地受贿,王庆明采取的是让行贿者向外地的某个账户上打款。这样,在贵定本地任何有关王庆明的银行信息也不会有。如此从1992年受贿到2004年,其手法可谓高明到了极致,可惜最后还是被钉在了耻辱柱上。
2006年6月29日,王庆明一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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