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人们提起徐志摩，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件事：康桥，林徽因，陆小曼，一场被梁启超当场骂穿的婚礼，一架撞在山上的邮政飞机。一个情种，或者一个渣男，翻来覆去，标签贴得牢牢的。教科书里选他的《再别康桥》，电视剧里演他的三角恋，连茶馆里闲谈的人都能说一句“徐志摩嘛，浪漫诗人，为情而死”。可一个人活过三十几年，站过讲台，领过薪水，欠过房租，替人保管过秘密，也在深夜里为几张钞票焦躁得睡不着觉。那些角落被过于响亮的恋爱故事严严实实地遮住了。那些角落里没有诗，没有月光，只有一个替人守着一箱秘密的女人，一间被他弄得到处是粉笔灰的教室，和一摞永远还不清、永远在追着他的账单。1925年春天，徐志摩把一只小箱子交到了凌叔华手里。
那阵子北平的社交圈已经不太容得下他了。他和陆小曼的事闹得满城风雨。陆小曼是朋友王赓的妻子，王赓是军人，体面，厚道，和徐志摩也算相识。徐志摩和陆小曼往来密切，跳舞、看戏、通信，风言风语先是像柳絮一样飘，后来就变成了石头，砸在他背上。骂声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有人说他伤风败俗，有人说他辜负朋友，有人把旧账翻出来，连同他和张幼仪离婚的事一并数落。徐志摩扛不住了。他决定去欧洲躲一躲，避避风头，也给自己找一个喘气的缝隙。
人要走，身边有些东西不能带着满欧洲跑。书可以装箱海运，衣服可以塞进行李，可有些纸张，有些本子，得找一个可靠的人存着。那只小箱子就是这时候出现的。它不大，却沉。里面装着徐志摩的日记、书信和手稿。其中有些东西，他不想让陆小曼看见；也有些东西，他不想让林徽因看见。他需要一个人，一个他信得过、又不在那两段感情漩涡中心的人，替他把这些东西按住。他选了凌叔华。
凌叔华不是寻常女子。她父亲凌福彭是光绪年间的进士，做过官，家里藏书字画都不缺。凌叔华从小读书、画画、写小说，后来在文坛上也有自己的位置。她不是那种只会坐在客厅里听诗人高谈阔论的太太小姐，她能提笔，能编辑，能判断一部稿子的好坏。徐志摩和她认识不算太久，却在短短半年里通了七八十封信，平均两天一封。信里谈诗，谈画，谈国内文坛的鸡零狗碎，也谈各自的烦闷。热络得让旁人都看出些别的意思来。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甚至动过念头，觉得这个凌家姑娘不错，若是儿子离婚后再娶，凌叔华未必不是一个人选。可徐志摩对她的“喜欢”，用一句刻薄但准确的话说，“最多只到了中段，没到顶端”。他把她当知己，当“同志”，当一个可以托付秘密的人，却没有给她一个明确的位置。
在给陆小曼的信里，徐志摩写过一句话：“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同志”这个词，用在徐志摩嘴里，分量不轻。它不是客套，也不是敷衍，而是说：这个人跟我站在同一边，她懂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于是那只箱子被交到凌叔华手里。凌叔华自己在给胡适的信里，管它叫“文字因缘箱”。这名字起得委婉，好像箱子里装的只是几篇稿子、几封信，是一段文人间的好姻缘。可她心里清楚，里面有些东西一旦见光，就会变成刀片。
徐志摩从欧洲回来了。风头慢慢过去，他和陆小曼的事也终于有了结果。1926年，两人结婚，梁启超在婚礼上当着满堂宾客把他们骂了一顿，说徐志摩“用情不专”，说陆小曼“不守妇道”，要他们“痛自悔悟，重新做人”。这场婚礼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也成了徐志摩后半生被人反复提起的尴尬场面。婚后他们搬去上海，住进了租来的洋楼。那只箱子却始终没有取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