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星堆到簪花围，文化遗产凭什么持续“圈粉”年轻人？

封面新闻记者 边雪

几百公里外的观众开车赶到考古现场，184万人在线参与一场巴蜀文化讲堂，年轻人把簪花围拍成旅行写真……近年来，文化遗产正以更多元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

但热闹背后，一个问题也随之浮现：看见了文物，是否就读懂了历史？体验了一次非遗，是否就意味着理解了传统技艺？

10月31日，在天府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2026中华文化天府论坛—文化遗产价值大众化传播平行论坛上，来自出版、考古、中医药、互联网平台和非遗传承领域的嘉宾展开讨论。从古籍如何走出书斋，到考古如何摆脱“看热闹”，再到非遗如何吸引年轻人，讨论指向同一个命题：文化遗产需要破圈，但不能止于流量，更要让公众从好奇走向理解，从体验走向传承。

论坛现场。

从“看热闹”到“看门道”，文化遗产如何被读懂？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考古学系教授赵丛苍分享了三段经历。

第一段发生在他还是学生的时候。“扶风庄白一号青铜器窖藏发掘时，消息传开，方圆几十里的群众骑着自行车、开着手扶拖拉机赶来，几百人聚集在现场。”但在赵丛苍看来，当时大家更多是来看热闹。

第二段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赵丛苍在日本留学期间，看到当地民众开着汽车，从几百公里外赶到考古发掘现场。他们不仅观看，还会与考古学家交流，讨论文化层和遗址背后的历史问题。“那时候我就在想，我们中国什么时候也能有这样的场景？”

第三段发生在今年8月。赵丛苍受邀参加封面新闻举办的名人大讲堂，围绕巴蜀文化圈展开分享，线上参与人数达到184万。让他欣慰的是，公众的反馈不再只是对考古发现的好奇，还出现了更多文化层面的讨论。

从几百人围观考古现场，到184万人参与一场文化讲堂，赵丛苍看到了文化遗产大众化传播的可能。“文化遗产破圈传播一定要做好，而且能够做好。”他表示，数字技术正在改变传统文化抵达公众的方式，但传播规模扩大，不等于公众自然就能读懂文化。

三星堆、金沙遗址等考古发现频频引发关注，文物的神秘感和视觉冲击力成为吸引流量的入口。但一件文物为何出现在那里？考古学家如何通过地层、器物和遗迹建立历史判断？哪些结论有实证支持，哪些仍属于研究假说？这些才是考古发现真正值得公众了解的部分。

赵丛苍认为，媒体具有简化信息的传播特点，如果缺少专业力量参与，考古知识容易在传播中失真。因此，考古人与媒体人需要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让专业研究从内容生产之初就参与进来。

巴蜀书社社长王群栗则从古籍出版的角度提出，文化遗产大众化需要在学术深度与公众阅读之间搭建桥梁。古籍整理涉及版本考证、文字校勘和注释研究，是一项需要长期积累的“慢功夫”，不能因为大众传播追求速度就牺牲专业性。但古籍也不能只停留在研究者的书桌上，需要通过专家注释、经典普及读物等方式，让普通读者读得进去。

王群栗举例说：“当人们在锦江边看到白鹭时，能够自然想到‘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传统文化便不再只是书本里的文字，而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考古现场到古籍阅读，文化遗产传播需要跨越的，是专业知识与公众认知之间的距离。

非遗出圈之后，谁来接住流量？

如果说考古传播要解决的是如何让公众读懂历史，那么非遗传播面对的则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当传统技艺获得关注之后，能否吸引更多年轻人真正参与传承？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昌江给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他培养的72名研究生中，只有约三分之一坚持从事相关行业。胡昌江坦言：“传统技艺的传承不能只依靠师徒口传心授，还需要让年轻人看到行业的价值和发展空间。”

以中药炮制为例，这项技艺背后既有长期积累的经验，也有严格的专业要求。胡昌江提出，可以利用现代科技对老药工的经验进行数据化整理，推动传统工艺更加科学、可控；同时探索与现代生活结合，通过中药香氛、文创产品等形式，让年轻人有机会接触传统技艺。

字节跳动企业社会责任部非遗项目负责人何慧也谈到了平台如何帮助非遗从“出圈”走向持续发展。“抖音非遗计划通过数字素养培训、内容创作支持和资源对接等方式，帮助传承人掌握短视频创作工具，并连接地方政府、文旅机构和内容创作者。”何慧说。

不同类型的非遗也需要不同的传播路径：表演类项目可以通过直播展示技艺，手工艺类项目则可以探索文创开发和产品销售。平台不仅要帮助传承人获得关注，还要进一步帮助他们找到持续发展的方式。小红书政务文旅负责人赵家仪从年轻人的消费和分享习惯中，观察到非遗传播的新机会。

“容易形成自传播的文化内容，需要具备三个特点：好看、好上手、好分享。”赵家仪以福建浔埔女簪花习俗为例，以鲜明的视觉特色首先吸引年轻人关注，而便捷的体验入口降低了参与门槛。“完成簪花体验后，游客将照片发布到社交平台，又带动更多人前来体验。普通用户不再只是文化内容的接受者，也成为传播者。”

不过，流量带来的变化并非只有积极的一面。浔埔女习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黄丽泳坦言，簪花走红让村庄受到更多关注，村民也获得了发展机会。但她同样担心，越来越多人关注拍照效果，却忽略了习俗本身，真正愿意沉下心学习技艺的人并没有随之增加。

“传承需要敬畏心、热爱和长期投入，不能只停留在形式模仿。游客增加了，是否意味着传承人队伍也壮大了？文创产品卖出去了，是否意味着传统技艺得到了真正延续？”这些问题，正是非遗出圈后必须面对的现实。

数字技术可以提速，但文化判断不能让位

从古籍整理到考古传播，再到非遗创新，数字技术正在成为文化遗产大众化传播的重要工具。但在论坛讨论中，多位嘉宾不约而同地将话题落到了传播的边界上。

赵丛苍提出，当前文化遗产传播需要打破两个壁垒：一是专业话语与大众认知之间的壁垒，二是短期流量运营与长期遗产保护之间的价值壁垒。

“前者需要考古学者主动理解公众的兴趣和认知习惯，媒体从业者则应补充专业知识，避免为了传播效果而简化甚至误读历史；后者则要求平台和传播机构不能只关注短期曝光，还要将文化遗产的长期保护和传承纳入传播体系。建立考古人与媒体人常态化沟通机制，通过前置交流和联合把关，减少传播中的知识性偏差。”

对于数字时代的考古传播，他提出了一条明确的底线：科普可以通俗，证据不能涂改；推演可以想象，实证与假说绝不能混为一谈。

王群栗也谈到了人工智能给古籍整理带来的变化。数字技术可以承担大量辅助性工作，但古籍版本判断、文字校勘等关键环节，仍然需要人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技术可以提高效率，却不能替代最终判断。

吴昌江则强调，无论传播形式如何创新，中医药都必须守住疗效和诚信，不能让包装和流量取代专业价值。

从嘉宾们的讨论来看，文化遗产破圈传播需要的不只是平台流量，还包括专业力量、媒体表达与公众参与的协同。平台打开入口，媒体搭建理解的桥梁，专业机构守住知识和技艺的底线，公众则通过体验、分享和持续参与，让文化真正进入生活。

文化遗产不应该只是博物馆里的展品，也不应该只是社交平台上的热门话题。当一场考古讲座能够引发更深入的历史讨论，当一次簪花体验让年轻人开始了解一项传统习俗，当传统技艺能够吸引新一代从业者，传播才真正开始产生价值。让更多人看见文化遗产只是第一步，让更多人愿意理解它、参与它，并把它传下去，才是破圈之后更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