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句“珠峰全给你”，尼泊尔首相当场愣住，背后暗藏大智慧

楔子/峰顶的界桩

一九六〇年三月，杭州的春天来得比北京早。

西湖边上的柳树已经抽了嫩芽，风里带着水汽，湿漉漉的，不像北京那么干冷。可坐在会客厅里的柯伊拉腊感觉不到这些。他面前的茶杯冒着热气，他却一口没动。

他这次来中国，是带着任务的。尼泊尔国内的眼睛都盯着他，国王马亨德拉在加德满都等着他的消息，印度那边的报纸已经连着发了好几篇社论，措辞一篇比一篇尖锐。西方通讯社的记者们像嗅到了血腥味的鲨鱼，在加德满都和新德里之间来回游弋，就等着他回去之后能说出点什么。

珠穆朗玛峰。

这座山在尼泊尔叫萨加玛塔，意思是“天空之额”。在中国叫珠穆朗玛，是藏语里“女神”的意思。同一座山，两个名字，两个国家，两种感情。柯伊拉腊记得他出发前，加德满都的街上有人举着标语，上面写着“萨加玛塔是我们的”。他坐在车里经过时，看见一个老人跪在路边，朝着北边磕头。那个方向，就是雪山。

他理解那种感情。一九五三年，丹增·诺尔盖从南坡登顶的时候，整个尼泊尔都疯了。丹增是夏尔巴人，他背着一面尼泊尔国旗上去的，站在世界最高的地方，把那面旗插在了雪里。消息传回加德满都的那天，满街都是欢呼声。从那时候起，在尼泊尔人心里，萨加玛塔就不再只是一座山了。它是尊严。

所以当周恩来提出“一人一半”的时候，柯伊拉腊心里其实是认同的。他做过功课，知道中国那边有清朝留下来的地图，上面标着这座山。他也知道从北坡爬上去有多难，难到西方人试了七次都死在半路上。他不想把关系搞僵，尼泊尔夹在印度和中国之间，两边都得罪不起。

可回国之后，那些报纸、那些政客、那些街头演讲的人，他们不管这些。他们说，中国人连山顶都没上去过，凭什么分一半？这话戳中了柯伊拉腊的软肋。是啊，你们说山是你们的，可你们的人呢？你们的旗呢？你们站在那上面过吗？

所以此刻，他坐在毛泽东对面，手心微微发汗，把这句话又端了出来。话说出口的时候，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刺耳，但他没有退路。

毛泽东没有立刻回答。

他抽了一口烟，看着窗外。杭州的春天很安静，远处有鸟叫，听不太真切。柯伊拉腊等着，心里盘算着对方会怎么反驳，会搬出哪朝哪代的文献，会说什么“自古以来”。他准备好了应对的话。

然后毛泽东说了一句话。

“珠穆朗玛峰全给你们，我们感情上过不去；全给我们，你们感情上过不去。可以一半一半，在上面立个界桩。”

柯伊拉腊愣住了。

他后来跟人回忆的时候说，那一瞬间他脑子里是空的。他准备了那么多话，关于历史，关于国际惯例，关于丹增的国旗，全都没用上。对方没有跟他争，没有跟他辩，没有拿出一摞地图来证明什么。对方说的是“感情”。

“感情上说不过去。”

这句话柯伊拉腊听懂了。他在加德满都的街头看见那个磕头的老人时，心里涌上来的东西，就叫感情。他以为只有尼泊尔人才有这种感情，他以为中国人只会讲领土、讲主权、讲边界线。可坐在他对面的这个人，这个把中国从废墟里重新拼起来的人，说的是“你们感情上过不去”。

毛泽东又说了下去。他说可以叫它“中尼友谊峰”。他说如果现在定不下来，就先搁着，以后再说。

柯伊拉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温了。他想起周恩来在北京跟他谈判时的神情，想起那些中方人员紧绷的脸。他知道中国这边有人不同意让。他也知道尼泊尔那边有人不同意分。两边都有人想硬碰硬。可坐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在说“友谊”。

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那天他没给明确答复。他说要回去商量。毛泽东说好，不急。

但柯伊拉腊心里已经松动了。他只是还需要一个台阶，给国内那些人一个交代。

那个交代来得很快。

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五日凌晨，北京还在睡梦里。珠峰北坡，海拔八千八百多米的地方，风刮得像刀子。王富洲、贡布、屈银华三个人趴在雪里，手指头冻得没了知觉，他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下去。但贡布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用藏文写了一行字，塞进一个手套里，放在峰顶的雪里。

那行字写的是：珠穆朗玛北坡属于中国。

他们没有国旗可以插，因为国旗太重了，他们背不动。他们也没有力气拍照。他们只是在那里待了十几分钟，然后开始往下走。刘连满在下面等着他们，他把自己的氧气留给了往上冲的队友，坐在岩石边上，差点死掉。

消息传出来的时候，西方媒体沉默了一阵。之前那些阴阳怪气的声音少了很多。尼泊尔那边的报纸也不怎么提“你们没上去过”这句话了。

柯伊拉腊在国内的处境好了一些。他可以跟那些人说，中国人上去了，从北坡上去的，那条英国人死了七次的路，他们走上去了。然后他可以说，毛泽东提的那个方案，一半一半，其实是尼泊尔占了便宜。因为南坡好爬，北坡难爬，但山不分好坏，山就是山，各管各的那一面，谁也不吃亏。

一九六一年秋天，马亨德拉国王访华。十月五号，条约在北京签了。边界线从峰顶穿过，北边归中国，南边归尼泊尔。从北坡登山要中国批，从南坡登山要尼泊尔批。

签字那天，柯伊拉腊不在北京。但他听说了一个细节：中方在条约里写的是“中尼友谊峰”。尼方没有反对。

很多年后，有人去珠峰大本营采访。一个中国登山队的老队员坐在帐篷外面晒太阳，记者问他，当年你们爬上去的时候，想过这座山有一半是别人的吗？

老队员想了想，说，爬的时候没想过。爬的时候只想活命，只想上去。上去之后看见南边有云，北边也有云，云是一样的。山不分南北，是人在分。

记者又问，那您觉得分得对吗？

老队员笑了一下，说，你回去看看地图，那条线画在峰顶。峰顶是什么地方？是地球上最高的地方。人站在那儿，往南看是尼泊尔，往北看是中国。你站在那儿的时候，会觉得两边都是家。

柯伊拉腊一九七三年去世。他没能看到珠峰被重新测量之后的那串数字，也没看到后来中尼两国登山队从南北两侧同时登顶、在峰顶握手的照片。但他晚年接受过一次采访，记者问他，这辈子做过的最难的决定是什么。

他说，一九六〇年在杭州，他差点把一个朋友当成敌人。

他说，那个人跟他说“感情”的时候，他愣了很久。他回去想了很久，才想明白一件事：一座山再高，也高不过人心里那点东西。你把山全拿走，人心里就留了疙瘩。你把山分一半，疙瘩就解了。

他说，那个界桩，其实不是立在雪里的。是立在人心里的。立对了位置，雪再大也冲不走。

西湖边上的柳树又绿了。柯伊拉腊走出会客厅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毛泽东站在门口，朝他挥了挥手。柯伊拉腊也挥了挥手。

车开走的时候，他忽然觉得心里轻了一些。他来的时候带着一座山的重量，走的时候那座山还在，但好像被分成了两半，一半他带回去，一半留在这里。两半合起来，还是一座山。

只是中间多了一条线，细得像一根头发。但那根头发下面，埋着两个国家都没说出口的那句话：我不想让你难过。

第二章 手套里的秘密

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四日夜里，珠峰北坡八千六百米营地。

王富洲蹲在帐篷里，就着头灯那点黄光，把最后一块压缩饼干掰成四份。他的手指头已经不听使唤了，指甲盖下面全是黑的，冻伤从指尖往上爬，像蚂蚁在啃骨头。他把四块碎饼干摆在睡袋上，喊了一声：“贡布，屈银华，进来吃东西。”

帐篷帘子掀开，贡布先钻进来，脸被风吹得脱了皮，嘴唇裂开好几道口子。他手里攥着一个东西，用牦牛毛绳捆得严严实实。屈银华跟在后面，走路有点瘸，右脚那双登山靴的鞋底已经开胶了，他用绳子绑了两圈凑合着。

“老刘呢？”王富洲问。

“在外面坐着呢，不肯进来。”贡布把牦牛毛绳捆的包裹放在睡袋中间，解开，里面是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条，还有一小截铅笔头。“他让我把这个带上去。”

王富洲接过来看了一眼。纸条上用藏文写着几行字，他不认识藏文，但贡布给他念了一遍。大意是：中国登山队王富洲、贡布、屈银华三人于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五日登上珠穆朗玛峰顶，北坡属于中国。

“谁写的？”王富洲问。

“我写的。”贡布说，“刘连满让我写。他说万一我们上不去，或者上去了下不来，总得留个东西在顶上。他说他用命换我们上去，不能白换。”

帐篷里安静了一会儿。风在外面刮，把帐篷吹得鼓起来又瘪下去，像一个人在喘气。屈银华低着头，拿指甲抠鞋底上裂开的那条缝。

刘连满是他们的队长。三天前在“第二台阶”底下，那段垂直的岩壁爬不上去，刘连满蹲下来让他们踩着他的肩膀往上攀。三个人轮流踩，踩了整整两个小时。最后一段是屈银华脱了靴子踩的，光着脚踩在刘连满肩膀上，零下三十多度，脚趾头差点冻掉。等三个人都上去了，刘连满自己已经站不起来了。他的腿肿得跟水桶一样粗，缺氧让他开始说胡话，一会儿喊他妈的名字，一会儿唱一首谁也听不懂的歌。

王富洲决定把他留在八千六百米的营地里等。刘连满当时还清醒了一阵，他拉着王富洲的手说：“你们走，别管我。就一个要求，到顶上给我留个东西。万一以后有人上去，得知道咱们来过。”

“他现在什么情况？”王富洲问。

贡布没说话，掀开帐篷帘子往外看了一眼。刘连满坐在帐篷外面的雪地上，背靠着一条岩石缝，身上裹着睡袋，头歪向一边。贡布走过去蹲下来，发现刘连满还有呼吸，但嘴唇已经发紫了，指甲盖全是灰的。

“老刘，进帐篷里吧，外面风大。”贡布用藏语说。

刘连满睁开眼，笑了一下，牙齿上全是血，牙龈冻裂了。“不进。我身上脏，进去把你们睡袋弄脏了。我就坐这儿，看看天。你们吃完了赶紧睡，明天天亮就走。记住我说的，顶上留东西。”

贡布回去把这话跟王富洲说了。王富洲沉默了一阵，把四块碎饼干里的两块揣进怀里，钻出帐篷，蹲在刘连满面前。

“你吃。我们三个一人半块就够了。”王富洲把饼干塞到刘连满手里。

刘连满看了看饼干，没推辞，一口塞进嘴里，嚼都没嚼就咽了。然后他说：“富洲，你说这山上的雪，化到山下，浇的是谁的田？”

王富洲愣了一下。“怎么问这个？”

“我就是琢磨。咱们从北边上，人家从南边上。到了顶上，雪化了，分得清哪块是北坡的水，哪块是南坡的水吗？水往低处流，流到河里，浇了中国的青稞，也浇了尼泊尔的水稻。你说那水稻知道自己是喝哪边的水长大的吗？”

王富洲蹲在那儿，半天没说话。他学地质的，在登山队里算有文化的，可刘连满这个问题他答不上来。

“行了，别琢磨了。你去睡。”刘连满推了他一把，“明天上去了，替我看看南边什么样。”

五月二十五日凌晨四点，王富洲、贡布、屈银华从八千六百米营地出发。刘连满的睡袋空了，他坚持睡在外面的雪坑里，让三个人挤在帐篷里暖和一点。出发的时候他还在睡，或者昏迷着，分不清。贡布把那个牦牛毛绳捆的纸条塞进羽绒服内兜里，贴着胸口。

往上走的路比想象中好走。过了第二台阶之后，坡势反而缓了一些，只是海拔太高，每走两步就得停下来喘气。屈银华的脚已经没知觉了，踩在地上像踩在棉花上，他全靠登山杖撑着。王富洲走在最前面开路，雪深的地方没过膝盖，他走一段就回头看看另外两个人有没有跟上。

天蒙蒙亮的时候，他们看见了峰顶。

就剩最后几十米了，一道雪坡往上倾斜，尽头是一堆被风吹得光秃秃的岩石。贡布走在中间，忽然停住了，从怀里掏出那个牦牛毛绳捆的包裹，看了看王富洲。

“现在用？”

王富洲点点头。

三个人在雪坡上跪下来。贡布解开绳子，把纸条摊平。风太大，纸条差点被吹走，屈银华一把按住。贡布从兜里摸出那截铅笔头，舔了舔笔尖，在纸条背面又加了一行字。他写得很慢，一笔一划。

王富洲凑过去看，贡布写的是藏文，他看不懂。贡布念给他听：“中国登山队三人登上峰顶，北坡归中国。刘连满队长在下面等我们，他是英雄。”

“行了。”王富洲说。

贡布把纸条折好，塞进一只备用手套里。那只手套是刘连满的，出发前他把自己手上戴的那只摘下来给了贡布，说“你带着，到顶上替我摸摸雪”。手套里面还有一层羊毛衬里，贡布把纸条塞在羊毛和皮面之间，然后把手套放在峰顶的岩石缝里，拿几块碎石压住。

三个人站起来，互相看了一眼。没有国旗，没有相机，没有力气喊。贡布往南边看了一眼，云层下面，模模糊糊的，好像能看到一些绿色的影子。他不知道那是不是尼泊尔，但他觉得应该是。

“南边什么样？”屈银华问。

“看不清。云太厚。”贡布说，“但我能感觉到那边有风过来，比咱们这边的风软。”

他们在峰顶待了十几分钟。王富洲想找找有没有前人留下的痕迹，什么都没找到。这座山太高了，高到没有任何东西能长久地留在上面。风会把一切都刮走。

下山的路比上山更凶险。三个人都到了极限，屈银华在下第二台阶的时候一脚踩空，往下滑了十几米，被贡布一把拽住。王富洲的护目镜碎了，雪盲让他睁不开眼，最后一段路是贡布在前面引着，屈银华在后面推着，三个人连滚带爬回到八千六百米营地。

刘连满还活着。

他坐在雪坑里，身上盖着睡袋，面前摆着三个人的备用氧气瓶。他自己一口没吸。看见三个人活着回来了，他咧开嘴笑，嘴唇上全是干了的血痂。

“上去了？”

贡布点点头，把那只手套的事说了。刘连满听完，眼泪淌下来，在脸上冻成两道冰溜子。他抹了一把，说：“行了，我这肩膀没白让人踩。”

后来四个人一起下山。走到七千多米的时候遇到接应队，再往下就安全了。回到大本营那天，王富洲称了体重，掉了十四斤。屈银华十个脚趾头冻掉了六个，后来截了肢。刘连满的腿保住了，但走路一直有点跛。

消息传到北京是五月底。中国登山队从北坡登顶珠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新华社发了通稿，人民日报头版，标题四个字：登上珠峰。没提纸条的事，也没提手套的事。那时候的人不兴说这些。

那张纸条在峰顶的岩石缝里待了十五年。

一九七五年，中国登山队再次登顶珠峰，测量高度。队员们在峰顶搜索的时候，一个叫索南罗布的藏族队员在岩石缝里发现了一只手套。皮面已经风化得不成样子了，一碰就碎，但里面的羊毛衬里居然还在，纸条也在。字迹模糊了，但还能认出来。

索南罗布把纸条带下山，交给了队部。队部的人看了之后沉默了很久。那时候刘连满已经不在登山队了，他在哈尔滨一家工厂当工人，腿脚不方便，平时不怎么出门。队部的人把纸条复印了一份寄给他，原件存进了档案馆。

刘连满收到复印件那天，在工厂传达室坐了一下午。传达室的老头问他咋了，他说没事，看封信。老头瞅了一眼那张复印件，上面全是藏文，一个字不认识，就说：“这啥玩意儿？”

刘连满把纸折好揣进兜里，站起来往外走，走了两步又回头说：“一张欠条。”

“啥欠条？”

“我欠这山的。”刘连满推开门，外面下着雪，哈尔滨的雪跟珠峰的雪不一样，湿漉漉的，落在脸上就化了。他一瘸一拐走进雪里，嘴里嘟囔了一句谁也没听清的话。

后来有人问他，当年你把氧气给队友，自己差点死在上面，后悔不？

刘连满说，后悔啥。我上去过吗？没有。可我那三个兄弟上去了。他们上去的时候踩着我肩膀。你说那山是谁的？我说那山是我的。我的肩膀扛上去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像在说一件特别得意的事。

第三章 加德满都的台阶

柯伊拉腊回到加德满都那天，机场围了上千人。

他坐的飞机是印度航空的道格拉斯DC-3，从加尔各答飞过来，颠了三个多小时。降落的时候他透过舷窗往下看，跑道两边黑压压全是脑袋，有人举着尼泊尔国旗，有人举着写满字的纸板。他看不清纸板上写的什么，但他猜得到。

飞机停稳，舱门打开，热浪裹着尘土扑进来。柯伊拉腊整了整衣领，深吸一口气，走下舷梯。第一个冲上来的是他表弟，记者出身，现在给《喜马拉雅时报》写社论，笔名叫“雪山之鹰”，听着挺唬人，其实就是个爱激动的胖子。

“哥，怎么样？中国人松口了没？”

柯伊拉腊没答他，朝人群挥了挥手。底下有人喊“萨加玛塔是我们的”，喊得挺齐，一看就是有人组织的。也有人在旁边冷冷地看着，不喊也不鼓掌。柯伊拉腊认得那些人的脸，都是亲印派，背后站着新德里。

他上了车，表弟挤进后座，把车门一关，外面的人声瞬间闷了下去。

“说啊，到底谈成什么样了？”

“一半一半。”柯伊拉腊靠在座椅上，闭着眼。

表弟愣了两秒。“一半？哪一半？”

“峰顶划条线，北边他们的，南边咱们的。”

表弟半天没说话。车子拐上主干道，路两边挤满了人，有人往车上扔花，花瓣贴在车窗上，红的黄的，看着像办喜事，可柯伊拉腊知道底下藏着什么。

“哥，”表弟终于开口，嗓门压得很低，“你知不知道国内现在什么风向？”

“知道。”

“印度那边报纸都说了，说你去北京是磕头去了。说你把萨加玛塔卖了一半。”

“我卖了多少？”柯伊拉腊睁开眼，盯着表弟，“你说个数。”

表弟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我拿回来一半。”柯伊拉腊说，“之前咱们在峰顶有立足之地吗？英国人来了七趟，全从南坡上，他们上去插旗了吗？没有。丹增上去了，插了咱们的旗，可那旗能待多久？风一吹就没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峰顶有条约，白纸黑字，峰顶往南都是咱们的。你说我卖，我卖什么了？”

表弟不吭声了。车子拐进一条窄巷，停在一栋老楼前面。柯伊拉腊下车，门口站着他母亲，披着一条红色的披肩，手里捏着念珠。

“回来了？”老太太说。

“回来了。”

“谈好了？”

“谈好了。”

老太太点点头，转身往屋里走。柯伊拉腊跟在后面，听见母亲一边走一边念叨：“山是神的椅子，人坐上去就坐上去，分什么你的我的。”

老太太信教，每天早晨对着北边烧香。柯伊拉腊不知道她烧给谁，是烧给湿婆，还是烧给那座山。

当天晚上，反对派就动手了。

柯伊拉腊正在书房里看文件，秘书慌慌张张跑进来说，街上有人游行，举着标语，喊他下台。领头的是个叫拉纳的，前朝贵族，家里有钱，一直跟印度那边走得近。

“多少人？”

“几百。警署那边说没批游行许可，但人已经上街了。”

柯伊拉腊放下文件，走到窗前。他家住在三楼，从窗户能看见国王大道那头有火光，有人在烧什么东西。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对秘书说：“备车，我去看看。”

秘书脸都白了。“首相，不能去，太危险了。”

“我不去才危险。”柯伊拉腊穿上外套，走到门口又回头，“你给警察署打电话，让他们别动手，一个指头都别动。我自己去。”

车开到国王大道中段就被堵住了。人群把路拦腰截断，中间烧了一堆火，不知道烧的什么，气味刺鼻。柯伊拉腊下车，一个人走过去。人群看见他，喊声忽然低了下去，像一锅滚水被泼了瓢凉水。

他站到那堆火跟前，离人群也就十来步远。火光照在他脸上，他六十多岁的人了，头发全白，个子不高，腰板挺得笔直。

“拉纳呢？出来说话。”

人群里挤出来一个瘦高个，穿着传统的达卡巾，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就是拉纳。

“首相大人亲自来了？”拉纳笑着，露出一口白牙，“我们就是表达一下民意，您别紧张。”

“我没紧张。”柯伊拉腊说，“我来问问你，你见过萨加玛塔吗？”

拉纳愣了一下。“当然见过。我们尼泊尔人，谁没见过？”

“你爬上去过吗？”

“这……没有，但——”

“我也没有。”柯伊拉腊打断他，“我这辈子没爬上去过。但我知道那上面有什么。我派去的人告诉我了，上面风大，石头都长着刺，人待不过半小时。你站在上面往南看，看不见加德满都，看不见你家的院子，什么都看不见。可你往北看，一样也看不见。那上面不分南北，那是天上。”

人群安静了。火堆噼啪响了一声。

“你们喊萨加玛塔是尼泊尔的，我同意。”柯伊拉腊提高了嗓门，“我这次去北京，争的就是这个。峰顶划界，南边归咱们，白纸黑字。这是咱们多少年没拿到的东西。你们谁要是不满意，行，你去北京谈，你谈个更好的回来。你要是谈不下来，就别在这儿烧东西玩。”

拉纳脸上挂不住了，嘴角抽了两下。“那中国人凭什么要一半？他们上去了吗？”

“上去了。”柯伊拉腊说，“五月二十五号，从北坡上去的。三个中国人，没带氧气，没带旗子，从英国人死了七次的那条路上去的。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拉纳张了张嘴，没说出话。他身后的人群开始交头接耳，有人悄悄把举着的标语放了下来。

柯伊拉腊环顾了一圈，声音忽然柔和下来：“你们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一个人走过来？因为你们是我的同胞。你们烧东西，我不怪你们。可你们得明白一件事，这座山不是谁让给谁的，是我们和中国人一起站在山顶上，一人指着一边说，这边归你，那边归我。人家先上去的，人家有资格说这话。人家没把整座山拿走，人家说一人一半。你们回去好好想想，这是让了一步，还是进了一步。”

他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补了一句：“回去的路上把那火灭了。烧东西呛得慌。”

人群里有人笑了一声。拉纳站在那儿，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最后扭头走了。剩下的人散了七八成，火也被踩灭了。

表弟从人群后面挤过来，脸上的表情像见了鬼。“哥，你刚才那番话，比在北京谈得还好。”

“屁。”柯伊拉腊拉开车门，“赶紧回去，我饿了。”

这件事后来传开了。加德满都的茶馆里，卖奶茶的老头一边倒茶一边跟客人说：“首相一个人走到火堆前面去了，对面站着几百号人呢。他说那山是天上，不分你的我的。然后那些人就把火踩灭了。”

客人问：“真的假的？”

老头说：“管他真的假的，听着舒坦。”

但事情没那么容易过去。拉纳背后的人没死心，印度那边的报纸又发了几篇文章，说尼泊尔首相在中国面前软弱。柯伊拉腊的内阁里也有人开始动摇，外交部长私下找他，说是不是再跟中国人谈谈，能不能多要一点。

“要多少？”柯伊拉腊问。

“比如……南边山坡往下多划一点？”

柯伊拉腊看了他半天，说：“你去过南坡大本营吗？”

“没有。”

“我去过。从南坡登顶，光到大本营就得走十几天。那一路全是冰川，天天有人死。你以为把线往下挪一百米是多了块地？那是多了几百条人命要守。咱们守得起吗？”

外长不说话了。

一九六〇年冬天，柯伊拉腊做了一件事。他让秘书联系中国驻加德满都的临时代办，说想派一支登山队去北坡，跟中国人一起训练。

秘书以为自己听错了。“首相，咱们的人去北坡？”

“对。中国人从北坡上去过，他们有经验。咱们派几个人去学，学会了回来教自己人。以后南坡也修路，也设营地，两边一起爬。谁再说这山是他们的，你就告诉他，山上的路我们两家一起修的。”

这个提议传到北京，周恩来批了四个字：同意，欢迎。

一九六一年春天，尼泊尔登山队一行六人到了拉萨。带队的是个夏尔巴人，叫丹增·诺尔盖的侄子，才二十四岁，眼睛亮得像玻璃珠子。中国登山队派了贡布去接待，两人在布达拉宫底下见的面。

贡布那时候刚从北京开完庆功会回来，胸前别着奖章，人瘦了一圈，但精神头好。他带着尼泊尔队去北坡大本营，一路上给年轻人讲当年怎么爬的，讲到刘连满让氧气那段，翻译翻得磕磕巴巴，但尼泊尔小伙子们听懂了，一个个眼圈发红。

到了大本营，贡布指着北边的山脊说：“我们三个从那儿上去的。”

年轻队员问：“上面真的只插了个手套？”

“真的。没旗子。”

“为什么？”

贡布想了想，说：“旗子太重了。”

尼泊尔队员没听懂，但也没再问。

那年秋天，马亨德拉国王访华，条约在北京签了。签字仪式上，柯伊拉腊站在后排，看着两国代表在文件上落笔。他忽然想起毛泽东在杭州说的那句话，“感情上过不去”。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这双手没爬过山，没冻掉过指头，可他觉得自己好像也站在了峰顶，往南看是加德满都的屋顶，往北看是拉萨的经幡。两边都在风里飘。

签完字那天晚上，他给表弟写了封信，就一句话：那条线，画对了。

第四章 山脊上的课堂

一九六一年六月，珠峰北坡五千米处。

贡布蹲在碎石坡上，拿登山杖在地上画了一条线。尼泊尔来的六个小伙子围着他，蹲成一圈，像看一个变戏法的。翻译坐在旁边一块石头上，怀里抱着个笔记本，随时准备把贡布嘴里蹦出来的技术词翻成尼泊尔语。可贡布说出来的词大半是藏语，翻译听不懂，急得直挠头。

“这里，”贡布拿杖尖戳了戳地上的线，“就是冰塔林。往上走，冰缝多，掉进去出不来。掉进去怎么办？两个办法。一个是你自己爬出来，爬不出来就等死。另一个是你腰上拴绳子，绳子另一头拴你队友。你掉进去，队友拉住你。所以，从今天起，你们两个人一组，吃饭睡觉拉屎都在一起。上厕所也给我拴绳子。”

六个小伙子面面相觑。其中一个叫丹津的，是丹增·诺尔盖的侄子，眼睛最亮，胆子也最大，张嘴就问：“两个人一组可以，但万一两个人一起掉进去呢？”

贡布看了他一眼。“那就四个人一组。你们六个，分成三组，每组两个人拴一根绳。三根绳子再拴到一起。谁掉进去，所有人一起拉。拉不出来一起死。”

丹津笑了。贡布没笑。

“你觉得我在开玩笑？”贡布站起来，把登山杖往雪里一插，“去年五月，我们四个上去，三个人冲顶，一个人留在八千六百米等。等的那个人腿肿得走不了路，我们走之前给他留了三瓶氧气。等我们下来的时候，他一口没吸，全留给我们了。他说万一我们上去下不来，多一瓶氧气多一条命。你说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知道，山上没人跟你讲客气。”

六个小伙子不笑了。丹津低下头，拿手抠地上的碎石。

贡布又说：“你们从南坡上来，你们那边路好走，有夏尔巴人背东西，有厨房有帐篷。北坡不一样。北坡什么都没有，你自己就是背夫，自己就是厨房，自己就是医生。你今天学会的东西，回南坡用得上，但南坡用不上的东西，在北坡会要你的命。”

训练到第三天，出了事。

他们在海拔六千米的过渡营地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往七千米走，丹津走最前面，跟他搭档的是个叫苏巴的年轻人，比丹津还小两岁，话不多，见人就笑。两人腰上拴着尼龙绳，绳长十五米，贡布在后面压阵。

走到一段风很大的山脊，丹津忽然停住了。他蹲下来，指着前面不远处的雪面说：“这里有人走过。”

贡布走上去看了看。雪面上有一串脚印，被风吹得半掩了，但还能认出来。脚印的方向是从上往下，脚掌印比较深，说明走的人很累，拖步。贡布顺着脚印往上看，看见山脊上方几十米处的岩石边上露出来一截红色的东西。

他认得那个颜色。

“我去看看。”贡布对丹津说，“你们站这儿别动，绳子别解开。”

他走过去，爬上岩石堆。那截红色的东西是一只手套，羊毛衬里露在外面，皮面早就风化没了。手套旁边有一根竹竿，插在石头缝里，竹竿顶上绑着一块布条，也被风吹烂了。贡布把竹竿拔出来，布条上模模糊糊写着字，他凑近看了半天，认出来两个字：北坡。

这是他去年跟王富洲、屈银华插的吗？不对。他们那次什么都没插。竹竿是谁的？

他把竹竿拿回去给丹津看。丹津翻来覆去瞅了半天，忽然说：“这是我叔叔的。”

贡布一愣。

“丹增·诺尔盖。我叔叔一九五三年从南坡上去，插了一面旗。但他说他插旗的时候，看见北边有根竹竿，上面绑着布条。他说那是中国人以前留下的，上面写着字，他不认识。他当时没动那个竹竿，就插了自己的旗在旁边。”

贡布蹲在雪地里，把竹竿上的烂布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他问丹津：“你叔叔说过那竹竿上写的什么字吗？”

“他说像是汉字，但看不懂。他说他下山之后跟人打听过，没人知道。后来他再去北坡，竹竿就找不着了。”

贡布把竹竿往雪里重新插好。去年他们登顶的时候什么都没看见，风太大，雪太厚。可这根竹竿就插在七千米的路边上，他们上下山都经过这里，居然谁也没注意到。

“把它拔出来带回去。”丹津说。

“不带。”贡布说，“就放这儿。这是你叔叔立的，也是我们中国人立的，谁立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立在这儿，往后的人走到这儿看见它，就知道前面有人来过。有路。”

他把竹竿插得更深了一些，拿碎石把底座压牢。然后他对着竹竿鞠了个躬。丹津跟着鞠躬。剩下五个小伙子不知道怎么回事，但也跟着鞠了。

鞠完躬，贡布拍拍手：“行了，继续走。今天的目标是七千二。”

到了七千二百米，贡布开始教他们怎么用冰镐。他让六个人轮流在一块冰壁上练，挥镐、踢冰爪、打岩钉、做保护站。丹津学得最快，贡布示范一遍他就能模仿出来，但有个毛病：急。踢冰爪的时候用力过猛，冰壁碎了一大块，人往后仰。贡布一把拽住他的绳子。

“你急什么？”

“我想快点上去。”

“上去干什么？”

丹津想了想，说：“看南边。”

贡布沉默了几秒钟。去年五月二十五号早上，他在峰顶也看了南边。云太厚，什么都没看见。后来下山了，有人告诉他，南边那个国家叫尼泊尔，那个国家的首相正在加德满都跟人吵架，吵的就是这座山。

“丹津，”贡布说，“你知道我去年上去的时候，身上带了多少东西？”

“氧气？食品？”

“没有氧气。我们四个人只有三瓶氧气，刘连满全留给冲顶的用，他自己一口没吸。我身上背的东西只有一样：一张纸条。”

丹津看着他。

“刘连满让我把纸条带到峰顶，塞在石头缝里。我塞了。那张纸条上写的是：北坡属于中国。你现在往北坡走，你脚底下每一块石头，都是中国队员爬过的。但我不拦你。因为周恩来总理说了，让尼泊尔朋友来学，回去教你们自己人。以后南坡北坡一起爬，谁也别在山上留旗子，留纸条就行。纸条上写什么？写‘有路’。”

丹津点点头。他这次没笑。

训练到第十天，贡布带着六个人到了七千五百米的北坳。那天风大，帐篷被吹翻了两回。晚上大家都挤在一个帐篷里，煮雪水喝。苏巴坐在角落里不说话，丹津问他怎么了，他说脚冻得没知觉了。

贡布把苏巴的靴子扒下来，一看脚趾头，黑了三根。他二话没说，把自己怀里捂着的热水壶塞进苏巴的靴子里，又把自己脚上的羊毛袜子脱下来给苏巴换上。

“你怎么办？”丹津问。

“我冻惯了。”贡布光着脚蹲在帐篷里，脚底板全是老茧和冻疮疤。“你们记住，下山之后第一件事，告诉你们的家人，以后上南坡也要带羊毛袜子。靴子要大一码，走起来脚不挤。脚一挤就不循环，一不循环就冻，冻了就没治。”

苏巴吸着鼻子，不知道该说什么。丹津替他说了：“谢谢。”

“不用谢我。”贡布说，“谢刘连满。我这点本事都是他教的。他现在在哈尔滨烧锅炉，腿瘸了，走道都不利索。可你问他后不后悔，他准说不后悔。他说他肩膀扛上去三个人，够本。”

训练结束那天，六个尼泊尔小伙子从北坡大本营撤下来。贡布送他们到樟木口岸。丹津临走前拉着贡布的手说：“明年春天，我要从南坡登顶。上去之后，我在顶上往北边扔个东西，你猜我扔什么？”

“扔什么？”

“一双手套。刘连满那双手套，我给你带一双新的上去。”

贡布笑了。“你扔下去，风一吹就不知道刮哪儿了。”

“刮哪儿都行。刮到中国也好，刮到尼泊尔也好。反正刮到哪边都是山上。”

丹津一九六二年春天从南坡登顶，是尼泊尔队里第一个上去的。他在峰顶待了二十分钟，真的往北边扔了一双手套。手套被风吹走了，飘了一阵子看不见了。他在日记里写：手套飞过峰顶那条线的时候，我忽然觉得，那条线其实挡不住任何东西。

贡布后来听说这件事，跟王富洲写信提了一嘴。王富洲回信说：那小子扔的是左手套还是右手套？

贡布回信说：没问。下次见着问。

再后来两人见面是一九七五年。贡布参加第二次登顶，丹津已经是尼泊尔登山协会的官员了。两人在加德满都碰头，丹津说那双手套他后来又买了一双，留着没扔。

“为什么？”

“万一哪天峰顶不让扔东西了，我就自己戴着爬上去。反正得上去一趟。”

贡布拍拍他肩膀：“上去了替我看看南边。我那年什么都没看见，云太厚。”

丹津说：“今年你上去，你带个望远镜。”

贡布真带了。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号，他第二次站在峰顶，举着望远镜往南看。那天天气好，云散了，他看见南边有绿色的山谷，有河流，有密密麻麻的方块，不知道是房子还是梯田。他看了一阵，把望远镜揣兜里，在峰顶的岩石缝里摸了一圈。

去年索南罗布找到的那只手套已经拿走了，石头缝空着。贡布从自己兜里掏出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行字：南北两边都看得见。

他把纸条塞进石头缝里，拿碎石压住。下山之后有人问他写了什么，他说写了个地址。

“什么地址？”

“珠穆朗玛峰。收件人，所有上来的人。”

第六章 红肠与经幡

一九七六年春天来得晚。哈尔滨四月还在下雪，道里区那几条老街上的积雪化了又冻，冻了又化，路面上一层薄冰，走上去出溜出溜的。刘连满接到厂办电话那天正在车间里擦机器，老赵跑过来说，北京来了长途，让你去接。

他擦了把手，走到传达室拿起话筒。那头是王富洲的声音，杂音很大，得喊着说话。

“老刘，尼泊尔那边来人了，后天到哈尔滨。丹津带队，一共三个人。你那边能接待不？”

“能。住哪儿？”

“他们自己订了国际饭店。你就负责见面聊聊，吃个饭。协会报销。”

“报多少？”

“一人一天八块。”

刘连满算了算，四个人吃饭，八块钱一天，够吃两顿红肠加馒头。他说行。挂了电话又想起来，问了一句：“他们吃猪肉不？”

王富洲在那头笑了。“尼泊尔人吃牛肉多，猪肉也吃。你看着整。”

后天下午，刘连满换了身干净衣裳，把去年发的那件蓝卡其中山装穿上了，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他老伴儿说你领子太紧，勒脖子。他说不勒，就这样。出门前又往兜里揣了包哈尔滨红肠，是早上现买的，秋林公司的，肥瘦相间。

国际饭店在火车站附近，门口立着两根大柱子。刘连满到的时候，丹津三个人已经在大堂等着了。丹津比他想象中年轻，三十出头，脸晒得黑红黑红的，眼睛确实亮，跟贡布描述的一样。另外两个一个是翻译，一个是尼泊尔登山协会的干事，名字太长刘连满没记住，就叫他们“大个子”和“小个子”。

丹津一见面就伸出手来握，握得挺用力。他说的是英语，翻译在旁边翻：“丹津先生说，他叔叔丹增·诺尔盖生前多次提到北坡的中国登山队，说你们是真正的登山者。他今天能见到您，很荣幸。”

刘连满握着他的手晃了两下。“你叔叔当年插旗的时候看见我们那根竹竿了，这事你知道不？”

翻译翻过去，丹津眼睛更亮了，叽里咕噜说了一串。翻译说：“他说知道。他叔叔说那根竹竿上写着字，他看不懂。后来他专门找人问过，有人告诉他是汉字，写的是‘中国登山队’。”

刘连满愣了一下。他没想到丹增当年还真找人翻译过。

“你叔叔还说过啥？”

丹津又说了几句。翻译说：“他说他叔叔讲，那根竹竿插在北坡七千米的地方，风吹雨打那么多年都没倒。他说他叔叔后来从南坡再上去的时候，特意往北边看了看，竹竿还在。他叔叔说，那根竹竿比他插的国旗结实。”

刘连满没说话。他想起一九六〇年出发前，他们在五千三百米的大本营插了一排竹竿，绑上布条做路标，怕回来的时候找不到路。后来下山的时候谁也没顾上管那些竹竿，风刮雪埋的，剩几根算几根。没想到有一根一直戳到了七千米，还被丹增看见了。

“走，吃饭去。”刘连满一挥手，“我请你们吃红肠。”

四个人找了家道里区的老菜馆，叫“老都一处”，卖熏酱和饺子。刘连满点了一盘红肠拼盘、一盘酱牛肉、四屉蒸饺、一盆酸菜白肉。丹津看着一桌子菜直搓手，说在尼泊尔就听说东北菜量大，这回见着了。

吃到一半，丹津从包里掏出个东西。是个小布袋子，抽绳的，打开倒出来一截黑乎乎的东西，看着像树皮。丹津叽里咕噜说了一通，翻译说：“这是尼泊尔那边高山上的雪松树皮。丹津先生说，他们登山队有个传统，从南坡登顶的人下山之后，要从南坡大本营折一段雪松枝带回去，供在家里。这是他从上次登顶带回来的，晾干了。他说想送给您。”

刘连满接过来看了看，闻了闻，有股淡淡的松香味。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这玩意儿不值钱，可人家从南坡背上来的，又背到中国来，光是这份心意就沉甸甸的。

“我没什么回送的。”刘连满从兜里摸出那包红肠，还剩两根，“这个你带路上吃。”

丹津接过来，当场掰了一根嚼，嚼了两口冲刘连满竖大拇指。

第二天刘连满带他们去太阳岛转了转。松花江还没开江，冰面上有人凿洞钓鱼。丹津蹲在冰窟窿边上看人家钓鱼，看了半个钟头。刘连满问翻译：“他看啥呢？”

翻译过去问了，回来说：“他说尼泊尔没有这种冰上钓鱼的。他说他们那边的河冬天不结冰，最冷也就是加德满都谷地起个雾。他说他羡慕你们这儿有冬天。”

刘连满笑了。“你告诉他，我羡慕他们那儿冬天不用穿棉裤。”

丹津听完翻译哈哈大笑。

晚上回到国际饭店，丹津从行李里翻出一个笔记本，翻到其中一页，指给刘连满看。翻译说：“丹津先生说，这是他从叔叔的遗物里找到的。他叔叔一九五三年登顶之后写的日记，里面记了在峰顶看到北坡竹竿的事。他抄了一份，想送给您留个纪念。”

刘连满接过来看，密密麻麻全是尼泊尔文，他一个字不认识。但那页纸的边上画了一幅简笔画，画的是峰顶，一边插着旗子，一边插着竹竿，竹竿顶上画了个小方块，大概就是那块写字的布条。画得挺潦草，但意思明明白白。

“你叔叔画得不错。”刘连满说。

丹津又补了一句什么，翻译说：“他说他叔叔还写过一句话，他想了很久没想明白，想问问您。”

“你说。”

“他叔叔在日记里写：站在峰顶往两边看，两边都是山的身体，旗子和竹竿只是山的头发。他问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刘连满把笔记本合上，想了一阵。他想起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四号夜里，自己坐在八千六百米的雪坑里，冻得迷迷糊糊的时候看见头顶的星星，特别亮，比在哈尔滨看见的亮十倍。他当时想，这星星照着我，也照着山南边的人，照着谁都是一样的亮。

“你回去跟你叔叔的在天之灵说，”刘连满一字一句地说，“就说中国有个瘸腿老头讲，山就是山，头发掉了还能长。旗子会烂，竹竿会断，山一直在那儿。谁上去都是上去。你叔叔明白这个，所以他没把旗子插到北边来。”

翻译翻过去的时候磕巴了两回，可能“瘸腿老头”这几个字不太好翻。丹津听完，站起来朝刘连满鞠了个躬，腰弯得特别低。刘连满赶紧站起来扶他，腿一疼差点趔趄，丹津一把拽住他胳膊。

两个人在房间里站着，一个瘸腿一个少手指头，互相扶着笑了半天。

送走丹津那天，刘连满在火车站站台上把剩下的半包红肠塞给丹津。丹津从兜里掏出一根尼泊尔产的登山绳，比咱们国产的细一圈，但拉力强。他说这是南坡大本营常用的牌子，送给刘连满当纪念。

刘连满把绳子收好，说：“你下次上去，帮我带个话。”

“带什么？”

“带句话给山顶那石头缝。就说哈尔滨那个老刘说了，他腿不行了，爬不上去了。但他在底下看着呢。你们上去一个他高兴一回，上去两个他高兴两回。”

丹津说好。

火车开了之后，刘连满一个人往公交站走。走到半道忽然想起来，刚才忘了问丹津那双手套的事。一九六二年他往北边扔的那双手套，后来到底刮哪儿去了？

他想了想，算了。刮哪儿都行。刮到中国也好，刮到尼泊尔也好。反正刮到哪边都是山上。

晚上回到家，他把丹津送的那截雪松树皮搁在窗台上。他老伴儿问这是啥，他说是山上的木头，泡水喝能治病。老伴儿说那你泡一杯试试。他说不泡，摆着看。

他其实知道那玩意儿泡水治不了病，腿疼起来还是得吃止疼片。但他觉得搁在窗台上挺好，看见它就想起丹津那小子嚼红肠的样子，嚼得满嘴流油，跟贡布当年在山上啃压缩饼干一个架势。

后来那截树皮在窗台上搁了好几年，落了灰，他老伴儿搞卫生的时候差点给扔了。刘连满说别扔，拿抹布擦擦接着摆着。他老伴儿说这到底是啥玩意儿这么金贵。刘连满说，这是南坡的木头，北坡的雪水浇过它，我腿疼的时候看看它，就觉得腿没那么疼了。

他老伴儿翻了个白眼，但还是把它擦干净放回了原处。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