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举报了同事的评职资格，结果学校把我的资格也取消了，名额作废

我把那封信投出去的时候，是个星期二的下午。

学校的意见箱在行政楼一楼的走廊尽头，灰色铁皮的，上面有个缝。我在走廊站了一会儿，看了看左右，没人。我把那张纸叠了两折，塞进去了。

信上写得不长，一页纸。我写的是：我们系的李东，今年申报副高，他材料里的两篇论文，一篇是别人写的，一篇是重复发表的。我附了那两篇论文的复印件，把我查到的原始出处一并写了。

我没有署名。

不是我不敢，是我当时没有那么想。我想的是，学校里有这种事，我是知道的那个，我说一声，这是应该的。署名不署名，跟事情有关吗？

我那时候还没想到，署名不署名，其实是有关的。

评审结果出来，是十二月底。

名单贴在系办门口，一张A4纸，十几个名字。我看了，李东不在上面。

我心里当时是有一点感觉的。不是高兴，是那种胃里打了个结的感觉。那个结，说不清是松了还是紧了。

那份名单上，有我。

我在上面，排在第七个。

我从那张纸前面走过，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我名字在那儿，黑字打在一张纸上，普普通通。

我一个人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忽然觉得眼睛有点热。

我等这个副高，等了六年。

我今年四十一，在这个学校教了十四年。

本科毕业就来了，先当辅导员，后来读的在职硕士，转了讲师。这十几年，我课没少上，班主任没少当，学生工作做过，系里的杂事也干过。我们这种学校，说得不好听一点，是靠着我们这批人撑起来的。

评职称这事，我看得很重。

不是说图那点钱。讲师和副高，一个月差一千多，差不了太多。我在乎的是那个东西——一个人干了十几年活，是需要有人认一回的。

我家里情况，我从来没跟人说过。我男人在另一个城市，一年回来几趟。儿子今年上初二，成绩不太好，我一个人盯着。我妈三年前瘫了，住在我哥家，我每个月要贴钱。

这些事，我从来没拿到学校里说过。这个学校里，谁不难呢。

李东和我是同一年进来的。

他是硕士，我是本科。同一个教研室，他教理论，我教实践。前几年，我们还算过得去，一起监考，一起改卷子。他孩子比我家小一岁，有一回他孩子发烧，他要去医院，我替他上了一个星期的课。

他这个人，聪明，会说话。系里有什么活动，他都是最积极那个。跟领导的关系，也处得好。

我不是说他不好。我说的是,他那种人，走到哪儿都吃得开。我这种，就差一些。

今年评副高，名额两个，报上来六个人。

我心里是清楚的。两个名额，我心里是有数的，但我还是填了表。我那年刚好有一个省级课题结题，还有两篇发在核心上的文章，我觉得我可以争一争。

事情是十一月中旬闹起来的。

系里组织材料审核，说是互查。我分的那个组，正好有李东的材料。

那些材料我一页一页翻的。

翻到他那个发表目录时，我停了一下。两篇文章的题目，我有点眼熟。

我晚上回家，打开电脑，一篇一篇查。

第一篇，题目改了几个字，内容是另一本期刊上的一篇文章，作者是外校的一个老师。我把那两篇放在一起比对，段落几乎一模一样，只是把“本研究”改成了“本课题”，结论部分动了两句。

第二篇，更好笑。是他自己两年前发过的一篇，改了个题目，换了个期刊，又发了一次。同一个作者，同一个内容，不同的地方。

我在电脑前坐了很久。

我心里那个什么东西，被人一下子点着了。

不是为我自己。我那时候还没想我自己。我就是觉得，这个东西不对。这个东西要是通过了，那我们这些人一年一年写文章、做课题，算什么。

我那天晚上，就把举报信写了。

信投出去以后，我照常上课、改卷子、开会。我没有跟任何人说。

过了大概十天，系里一个副主任找我谈话。

他说：“有件事，想问问你。”

“你说。”

“材料审核那阵子，你看了李东的材料？”

我心里一顿。

“看了，我那个组里正好有他。”

“你有没有写过什么东西？”

我看着他。

“什么意思？”

“学校收到一封举报信。”他说，“举报李东的材料造假。信里指的正是你审的那两块。我就问问，你知道吗。”

我那会儿心里转过很多念头。

我可以撒谎。我可以说不知道。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觉得撒谎是件很没意思的事。

“是我写的。”

他看着我，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你怎么不署名。”

“署名不署名，跟这件事有关系吗？”

“有关系。”他说，“现在学校查了，李东的材料确实有问题。但是学校也在查，这封信是谁写的，为什么要写。你现在说出来，我们可以按程序处理。”

“按程序处理是什么意思？”

他没有正面回答。

“你先回去。”他说，“等待通知。”

那段等待的时间，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一个月。

我照常上课。站在讲台上，看着底下一屋子学生，我心里空空的。我不知道他们以后会不会知道这件事，我也不知道这件事会走到哪儿。

李东的评审资格被撤了。这个我知道。

系里几个人看我的眼神变了。有的人见了我，笑一下就走；有的人干脆不看我。我隔壁办公室的一个人，以前我们天天一起吃午饭，那一个月，她没叫过我一次。

有一回在厕所里，我听见外面有两个女老师在说话。

“知道是谁写的吗？”

“能猜到吧，她那个组。”

“也真是，自己报着，还举报人家，什么意思。”

“谁知道，多一个人上去，就多一份竞争呗。”

我在里面站着，没出去。

我那时候特别想推开那扇门，说一句：不是的。我不是为了争名额。

可我那时候没出去。

十二月三十一号下午，系办的电话打到我办公室。

“你来一下。”

我去了。

办公室里坐着三个人：系主任，副主任，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看着像人事处的。

系主任先说：“关于你今年的评审资格，学校有个决定。”

我站在那儿。

“因为你这次提交举报材料，没有署名，没有按照程序实名反映，材料直接投进意见箱，并且在材料审核环节存在越权查阅他人材料的情况……”

“等一下。”我说，“我审材料是系里安排的，我那个组里就有他。”

“这个我们知道。”系主任说，“但你直接看他的材料原件，把内容带出去做比对，这不是审核程序里的。”

“我带出去比对，是为了核实。”

“核实可以走程序。”他说，“你可以把问题报告给审核组，由审核组核实。”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第二个问题。”他继续，“那封信没有署名，学校要去查。这中间耽误了不少时间，影响到了整个评审的进度。而且这次的事，已经在系里传开了，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

“学校研究决定，你今年的评审资格，予以取消。同时，今年那个名额作废。”

我站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

“作废？”

“作废。”他说，“名额上报学校的时候已经报了，现在这个岗位的评审中断，按程序，这个名额不能保留。”

“可我举报的是真的。”我说，“他的材料有问题，这是查实的，你们也撤了他的资格。”

“他的问题，是查实的。”系主任说，“你的问题，是他既没有按程序走，也没有署名。这两件事，是两件事。”

我坐在那里，看着桌子。

桌子上放着一个水杯，是系主任的，里面的茶叶沉在底下。

“我干了十四年。”我说，“我就在这个学校，十四年。”

屋里没有人说话。

我那天下班，天已经黑了。

我没有直接回家。我在学校门口那条路上走了一段，走得很慢。

走到一个路口，我停了下来。那里有个公交站，站牌底下站了两个人，都是等车的。我站在他们后面，看着路上那些车。

我心里其实没有太多愤怒。我当时心里最多的是一种很怪的东西——不是被冤枉的感觉，是一种“原来是这样”的感觉。

原来规则是这样的。

原来你不是不能举报，是你举报的时候，得走一条指定的路。原来那条路上，你得把自己写在上面，你得先把自己的地方看清楚，然后才轮到说别人的事。

原来我这种干了14年，只会教课、只会干杂事的人，根本不晓得这条路是怎么走的。

我站在那儿站了半个钟头。

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

十几年前，我刚来学校，我妈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你这个人心太直，以后要吃亏。”

我那时候笑，说：“妈，我不直，我有时候也拐弯。”

我妈说：“你那拐弯，人家一眼看得出来。”

后面的事，我后来是不太愿意讲的。

名额作废以后，系里又过了一段时间才重新组织。第二年，那个名额又有了，我报了，评审的那一年，我报了名。

我那年没上去。

有人跟我说，是上一年的那个事，让评审组对我有看法。

我没去问。

我不太会去问这些事。我这辈子，从来不会把话问到人脸上。

真正让我难受的，是三月那次。

那天中午，我在食堂吃饭，端着盘子找位子。我看见了李东。

他一个人坐在靠窗那儿吃。他瘦了不少。

我站了一下。

我想了想，还是走过去了，在他对面坐下。

他抬起头，看见我，愣了一下。

我们两个坐在那儿，吃了一会儿饭。谁也没说话。

后来他先开口了。

“你那天，是不是可以私下跟我说一声。”他说得很慢，“你跟我说，我把材料撤回来。就没有这一出了。”

我把筷子放下。

“李东。”我说，“我跟你说了没有？”

他愣了一下。

“我说了。”

那是十一月的事。

我查完那两篇文章的第二天，在办公室的走廊上碰见他。他那时候刚上完课，手里抱着一摞书。

我说：“李东，你那两篇文章，一篇跟外校那篇重了，一篇是你自己发过的。”

他当时站住了。

他看着我，说：“重了？”

“重了。”

他说：“哦，那个，我看看。”

我说：“你最好看看，评审前改一下。”

他说：“知道了，谢谢。”

然后他抱着那摞书就走了。

我那天没往深处想，我觉得他会改。后来材料交上去，他没改。他那两篇文章还在目录上。

所以我才写了那封信。

在食堂里，我把这些跟他说了。

他听完，没说话。

“我那天，是不是说得太轻了。”我说。

“不。”他说，“是我自己没当回事。我以为那个事不大。”

他低下头，扒了两口饭。

“我那个孩子，今年上小学了。”他忽然说。

“我知道。”

“我这回……”他说，“我在学校里也待不住了。我那几个项目，都停了。”

我说：“对不起。”

“你别对不起。”他说，“这个事，是我自己的错。我没怪你。”

他停了一下，“我就是有点怪你——你不署名，让我找了半天。我那时候到处打听，跟人吵了两个礼拜。”

“我后来知道了是你。”他说，“我那时候恨你恨得要命。”

“现在呢？”

他把碗里剩下的饭吃完了。

“现在不恨了。”他说，“我现在有时候反倒想，要是没有你，我这次真混过去了。那以后我还敢这么干。我等到那时候再被人查出来，可能比今天更难看。”

我没说话。

我们把饭吃完了，各自端着盘子去放。

我到现在还在这个学校，教课。

那年我评职称的事，到今年是第三年了。我今年报了名，材料交上去了，还在等。

我很少跟人讲这件事。但是去年，有一个年轻的老师，刚来两年，跑到我办公室，问我一个事。

她说：“老师，我发现我同组一个人论文有问题，我要不要举报？”

我看着她。

我想了很久。

我说：“你要是举报，你得先把这个事的程序问清楚。问你们系办，举报的途径有哪几个，实名和匿名的处理有什么不同，你自己在这件事里的身份有没有什么规矩。问到清楚了，你再走。”

她看着我，说：“老师，你好像是有什么故事。”

我说：“有一个。我可以跟你讲讲。”

那天下午，我把这件事从头讲了一遍。

讲完我跟她说了一句话：

“我那时候不是做错了。我那时候是不知道怎么走这条路。”

“你要举报，你就走清楚的路。别像我，站在走廊尽头把信往箱子里塞，塞完了自己都说不清自己站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