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4年10月，江西会昌筠门岭一带，何长工换下军装，戴着草帽，坐进一顶四人抬的轿子，悄悄走向粤军防区。轿外有骑兵护送，轿内却没有贵重物品，只有一项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任务：同陈济棠谈判。
这不是普通的接洽。中央红军即将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军队已经在赣南、粤北和湘粤边界布下多道封锁线。若正面硬冲，部队伤亡必然加重。能不能从粤军防区打开缺口，成为战略转移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投入大量兵力，采用堡垒推进的办法，逐步压缩中央苏区。广昌失守后，根据地北部门户洞开，红军活动空间不断缩小。经过反复权衡，中央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向西突围。
蒋介石当然不会放任红军离开。他一面调集嫡系部队步步紧逼，一面命令广东军阀陈济棠堵住赣粤边界。表面看，这是共同围攻红军；实际上，蒋介石也想借机削弱地方实力派，把红军和陈济棠一起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
陈济棠对此并非毫无察觉。广东军队与蒋介石之间，既有服从关系，也有利益冲突。红军正是看中了这种矛盾，决定派出熟悉军事和地方情况的何长工，寻找一条减少正面冲突的道路。
会昌筠门岭的接头颇有戏剧性。粤军人员见到何长工后，曾表示不愿意中国人彼此厮杀。何长工没有把谈判变成空泛的劝说，而是直接说明红军的处境，也点出蒋介石借刀削藩的意图。双方都明白，眼前并不存在真正的信任，却存在暂时合作的可能。
有粤方人员问：“红军真要从这里过去吗？”
何长工回答：“我们不求贵军相助，只求不要替蒋介石拼命。”
为保密起见，何长工一行被安排乘轿前往寻乌罗塘。那幢二层小楼后来被称为罗塘谈判旧址。三天三夜的磋商中，双方围绕停战、通商、互通情报和借道等问题反复交涉，最终形成了较为明确的约定。
约定的核心，不是让粤军公开倒向红军，而是暂时停止实质性敌对行动。红军通过相关区域时，粤军适当撤开；双方恢复部分物资往来；在必要情况下，红军可以利用粤军防区设立后方和救护点。对陈济棠来说，这是保存实力；对红军来说，则是争取时间和空间。
协议达成后，陈济棠采取了“明打暗和”的办法。粤军仍摆出作战姿态，却尽量避免同红军主力决战，部分紧俏物资也得以流通。红军因此较顺利地通过赣粤边界，连续突破前几道封锁线，蒋介石原先设想的合围被撕开一道口子。
蒋介石很快发电斥责陈济棠，要求他调集部队堵截红军。陈济棠却没有完全照办。这里面的原因并不复杂：他不愿让自己的部队替蒋介石消耗，也不愿看到红军被消灭后，中央军顺势进入广东。何长工的谈判，正是抓住了这层矛盾。
中央方面对谈判结果十分重视，还用“和平鸽飞了”来形容协议生效。有人追问其中含义，何长工机敏地解释：“不是远走高飞，是和谈成功。”这句应答虽短，却反映出他在复杂环境下的应变能力。
何长工原名何坤，湖南华容人。参加革命后，他曾参与秋收起义，并设计过中国工农革命军军旗。井冈山时期，他负责王佐部队的政治工作，推动这支地方武装改造为红军力量。后来，他率部在湘鄂赣边开展斗争，部队由不足千人发展到六千余人，所部随后编入红八军。
红一方面军成立总前委时，何长工曾任总前委委员；长征期间，他担任红九军团政治委员，与军团长罗炳辉配合行动，承担牵制、掩护和迷惑敌军等任务。从军长到军团级干部，他在红军中的资历和实际工作能力都相当突出。
遗憾的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部队在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毛儿盖会议后，原红九军团改编为红三十二军，划归左路军。何长工后来回忆，自己跟随张国焘南下，实际上执行了错误路线，部队也因此走了不少弯路。
这段经历影响了他的后续任用，却没有抹去他早期的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他长期从事军事教育，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有关领导职务；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创办东北军政大学。建国后，他转入重工业和地质工作，曾任重工业部、地质部副部长，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87年12月29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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