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摆脱非洲文学的刻板印象 | 专访穆罕默德·姆布加尔·萨尔

2021年，年仅31岁的塞内加尔作家穆罕默德·姆布加尔·萨尔凭借小说《本质之书》获得了法国龚古尔文学奖。这不仅让他成为1976年以来最年轻的龚古尔文学奖得主，也让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作家。今年，《本质之书》翻译成中文出版，让读者们见到了与印象中不同的非洲文学作品。作为新生代的非洲作家，萨尔没有将殖民暴力作为文学主题，而是依靠丰饶的叙事、语言的厚度以及别具一格的人生思考来构建小说。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风格让萨尔在法语文学中脱颖而出，龚古尔文学奖评委在第一轮便公认了他为获奖者。作为十分具有潜力的新人作家，萨尔正在用崭新的风格，在非洲文学中发出新的声音。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0月30日专题《塞内加尔的文学新声：穆哈默德·姆布加尔·萨尔 》B02-B03版。

B01「主题」塞内加尔的文学新声：穆哈默德·姆布加尔·萨尔

B02-03「主题」穆哈默德·姆布加尔·萨尔 沿着阴影创作

B04-05「主题」《本质之书》：在文学本质中徘徊的幽灵

B06-07「历史」寻图身世千万里，登昆仑，涉鸣沙

B08「访谈」对话艾恺　梁漱溟对未来的信念，也许比我更笃定

采写｜新京报记者 宫子

《本质之书》的叙事风格会让人联想到波拉尼奥的作品，小说中陷入抄袭指控的主人公埃利曼取材自文学史上的马里作家扬博·沃洛盖姆——这些都是给穆罕默德·萨尔带去深刻影响的文学人物。对萨尔来说，自己在文学创作中必然要面临两种阴影，一种是来自过去伟大作家的阴影，他们写出的杰作影响了未来的作家，同时也让新的作家只能沿着他们的影子写作，另一种则来自非洲的历史，无论在政治历史层面还是文学层面，非洲作家都需要面对殖民暴力以及后殖民社会的沉重主题。对于新生代的萨尔来说，他必须要在创作中面对这两个文学问题，同时，他也用自己的方式关注着塞内加尔的社会现实。

穆罕默德·姆布加尔·萨尔。

向影响深远的作家致敬

新京报：今年8月，你的小说在中国出版了。中文版没有沿用原本书名《人类最隐秘的记忆》（La plus secrète mémoire des hommes），而是采用了更具象征意味的翻译《本质之书》。你满意这个书名吗？对此有什么看法？

萨尔：我理解，这本小说的标题在不同语言里“听起来”是不一样的（我说“听起来”，指的是它的“意味”）。我也接受，有时翻译必须有所失败，才能在一种语言中获得成功。小说中，“本质之书”的概念经常被提及，它被当作一个梦想，是每个作家都渴望写出的独一无二的书，从此卸下写作的重负。书中那群年轻主角，一帮年轻作家，他们相信文学，有时或许稍显滑稽，却都想写出自己的本质之书。就连那个消失的核心人物，埃利曼，也与这个想法有关。《本质之书》这个书名相当贴切，也很美，只是略显庄重。看上去让人觉得仿佛这是一本充满智慧的书。遗憾的是，恐怕我并不睿智，书也并非如此。不过我喜欢这个书名。在其中可以找到《人类最隐秘的记忆》的核心谜团。

新京报：你在扉页选择向马里作家扬博·沃洛盖姆（Yambo Ouologuem）致敬。这位作家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萨尔：沃洛盖姆在非洲文学史上极为重要，在我作为作家的个人历程中也十分重要，但首要的是，还是对身为读者的那个我。他用了一种此前从未有人在小说中尝试过的方式书写非洲历史，极具风格，充满反讽与讥刺，以一种游戏又不失批判的精神，直面流传在这片大陆上的种种陈词滥调（有时甚至是非洲人自己传播的）。我喜欢他将文学游戏置于作品核心的方式，即便这导致了他的陨落。我喜欢他风格里的暴烈、雕琢人物的才华，以及文字传达的音乐，刺耳却富于创造力。

马里作家扬博·沃洛盖姆（Yambo Ouologuem），也是萨尔在《本质之书》中致敬的对象。

新京报：沃洛盖姆和书中的T. C.埃利曼都遭遇了相同的困境：他们的小说被指控抄袭。在你看来，沃洛盖姆遭遇的抄袭指控与小说中埃利曼遭遇的，有哪些相同与不同之处？

萨尔：两者确有相似之处，毕竟，埃利曼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沃洛盖姆生平的致敬，比如，那些被指控为抄袭的地方从来没被视作是互文性，也没有人提及文本借用背后可能存在着某种文学游戏。又比如，这些指控很快就转向了作者的肤色，而文本本身的天才之处及其创造性做法被迅速抛诸脑后。不过在我的小说里，埃利曼远比沃洛盖姆的文学借用激进，也更加困难：他的整本书都是借来的文字，却讲述了一个原创的故事。

新京报：这部小说让人联想到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你也在书中向他致敬了。能谈谈这位拉美作家对你的影响吗？

萨尔：过去十五年里，波拉尼奥一直是对我最重要的作家，因为他彻底而深刻地改变了我作为读者的期待，以及我作为作家的渴望。正是在阅读他的作品时，我告诉自己，我们必须在语句中实践或追求完全的自由——让形式得到解放，为写作解开线性、可预见叙事的束缚，允许自己离题，让自己真正倾听人物的声音，感受他们的痛苦、梦魇、困顿、无限的忧愁，同样还有他们身上的反讽与感官，又是如何迷失于自身之中，在这世界之上。这一切，在理论上我或许早已有所认识。但在波拉尼奥那里，我才见到了它们如何以最复杂的方式在小说中得到实现。而他做到这一点的方式，是塑造众多与我相似的人物：满怀热爱的年轻作家，热情、绝望、精力充沛，追寻着文学与生命的意义（有时，其实这两者是一回事）。波拉尼奥与我父亲同年出生，但在我眼中，他更像一位兄长，一位勇敢且自由不羁的兄长。第一次读完《2666》，随即又读完《荒野侦探》后，我便知道，自己从此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去写作和阅读了。一本真正伟大的书，就应该给你带来这样的改变。

维也纳：

哲学、语言与保罗·策兰

新京报：作为小说家，你是否也有过类似的忧虑：我们似乎注定活在伟大作家的阴影之下，我们的小说风格不可避免地与过去的大师相似？

萨尔：这是当然。尽管这有时让我绝望，但我却觉得它也在激励我，令我安心。我相当确信关于我们境况的一切都已被人说尽，并且还是以极其优美的方式。但我同样相信，有多少位作家，就有多少种方式去诉说这“一切”。问题在于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无畏于大师的阴影。每一位大师都曾活在另一位大师的阴影里。我不相信文学能够做到绝对的原创，但我们可以是独特的。独特性并不在于找寻新的真理，而在于寻找一种风格、一个世界，让一个古老问题呈现出某个新面向。如博尔赫斯所说，生活在一座图书馆里（文学本身就是一座图书馆），就意味着接受每一本书的荣耀，都在于它要源自另一本书。

新京报：你在小说中探讨了欧洲与非洲的身份认同问题。能否先谈谈你的成长经历？你在塞内加尔的成长是怎么样的？

萨尔：我人生的前十九年是在塞内加尔度过的。这意味着，在童年，我的想象力、风格、视野和内在的音乐之根源就已经形成，也是在塞内加尔的环境中，我进行着对语言的探索，对幽默、隐喻和意象的发掘。我用法语写作，但这种法语浸透着我身上所携带的塞内加尔的语言。我成长于一项重要的口述传统之中，它充满了故事、歌谣、神话和传说。我是通过人声音的节奏进而发现虚构的。后来我才开始学习阅读，进入一所军事学校就读。我读法国的书，也读世界各地的书，但始终努力贴近童年熟悉的讲故事方式。我渴望听故事，爱幻想，同时也精力充沛、充满好奇。

新京报：你是如何在法国开始小说创作生涯的？

萨尔：我从写短篇小说开始，这是锤炼个人风格、发现句子节奏的绝佳方式。其中一篇获了奖（有奖金，当时的我还是学生，需要钱），随后我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它由开设在巴黎的在场非洲出版社（Présence Africaine）并出版，这是一家在非洲文学领域非常重要的出版社，对此，我无比自豪，也很感激。此后便这样一路写了下去。在获得更多认可之前，我曾有一段籍籍无名的时光。这段身处暗影里的岁月（我们又说到阴影了），是我写作道路上最珍贵的岁月。

新京报：小说结尾，埃利曼回到故乡，过上平静的生活。但他却无法忍受视野里出现书，一旦看见，就会失控，用刀把书毁掉。为什么在故事结尾赋予他这样的特征？

萨尔：在他个人的冒险结束之际，埃利曼意识到，文学有时无法回应我们对“绝对”的渴望。文学有时令我们失望，而我们会心存怨恨，埋怨它曾给我们错觉，还以为它能给我们那把钥匙，解开我们内心最隐秘的疑问。也许这正是埃利曼所经历的。更不用说，那本书凝聚了他全部的悲伤：因为一本书，他再也没能见到母亲；因为一本书，他在文学界身败名裂。而且那本书还意味着艺术性完美这道永远无法抵达的地平线。我非常喜欢巴尔扎克的一篇短篇小说《神秘的杰作》（该篇名更准确的直译是《不为人知的杰作》），小说里年迈的画家弗朗霍斐最终烧毁了自己的杰作，一幅女人的肖像，这幅画只有一只脚是完美的。我还想到赫尔曼·布洛赫的《维吉尔之死》，书中那位伟大的拉丁诗人维吉尔，在临终之际想要毁掉自己的作品《埃涅阿斯纪》，认为它不够完美，不配称为创造。当艺术激情达到某种程度，创造与毁灭、爱与恨就变得相当接近：让你幸福的，也会给你带来痛苦。

塞内加尔的村庄。图/IC Photo

刻板印象与“普世小说”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从文学层面来讲，西方文学界对非洲存在着刻板印象的？（从一些研究来看，欧洲国家的许多年轻人对本国殖民历史知之甚少。）

萨尔：文学中的刻板印象源自无知与殖民史。在法国学习文学时，我非常惊讶地发现同学们对非洲文学几乎一无所知。我熟悉欧洲文学经典中的大多数作家，而他们却对非洲文学所知甚少。有些人甚至对我会说法语感到惊讶，不知道其中缘由。有时还有人问我会不会说塞内加尔语，或者更糟糕——非洲语，仿佛真有一种神秘的语言叫塞内加尔语或非洲语……于是我开始关注一个世纪以来非洲文学在欧洲的接受情况，结果发现自二十世纪初起，非洲作家便一直被简单归入有关写作、主题和风格的刻板印象之中，仿佛非洲文学不足以在美学上自主，仿佛它仍处于殖民监护之下。另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欧洲作家笔下对非洲人的非洲生活经验的描绘，是有问题的。往好说，是暧昧含混，往坏说，则是赤裸裸的脸谱化，甚至是种族歧视的。康拉德的《黑暗的心》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但我们该如何理解它呈现非洲人的方式？同样的还有塞利纳在《长夜行》发生在喀麦隆的那些段落里去描绘非洲大陆的方式。

新京报：那么，在你看来，这里是否存在一种矛盾？如果小说试图追溯历史记忆、讲述殖民历史，就无法避开刻板印象；但如果试图打破刻板印象，又可能落入“普世小说”的陷阱。

萨尔：这种矛盾确实存在，但只是表面上的。作者的陷阱，其实是还没开始写作，就先设定一个文化主义或普世主义的目标。在我看来，写坏一部小说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根据外在的政治视野来写，不顾作品内部的美学核心。当然，作品总有政治意义，但这种意义是来自作品之外，还是自作品内部生发，这两者有天壤之别。无论在何处，书写的是何种现实，任何被写下的经验都具有普世性，因为它诉说的是人的经验，这才是真正普世的。并且，这种经验不需要经由他人的描述，或被冠以“普世”之名才变得普世——它本来就是。仅此而已。作家的才华越出众，那么无论身在何处，读者都越能感受到这一点。呈现殖民地生活与打破刻板印象完全是可以同时做到的，比如可以借助讽刺，借助反讽实现。这也是我喜欢扬博·沃洛盖姆或威廉·萨辛（William Sassine，几内亚作家，1944—1997）这类作家的原因。

文学在非洲大陆的影响

新京报：你的文学作品出版后，在塞内加尔产生了影响吗？目前塞内加尔政府正在加强教育、提高识字率，我很好奇当地人对文学有多大的热情？

萨尔：我的书在塞内加尔确实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我也很清醒，我知道这种影响有限。有人读我的书，我对他们怀有无限的感激，但有能力阅读某类小说，并对文学感兴趣的是少数，他们更是少数中的少数。不过，我在塞内加尔确实被视为一名作家，部分原因也在于我有时会在媒体上就社会或政治议题，有时甚至是颇为争议的话题发声。

新京报：你是否也面临恩古齐·瓦·提安哥的困境？他最初用英语写作，后来改用母语基库尤语，却仍不得不亲自把作品译成英语。对你而言，作家所使用的语言是否带有殖民政治的意味？

萨尔：我写作的这门语言，是历史上殖民统治留下的遗产。从这个角度说，恩古齐·瓦·提安哥指出非洲人用法语或英语写作所承受的象征性暴力，是有道理的。然而，我不想为自己用法语写作而感到内疚，因为就算抛开意义不提，我也赋予了这种法语一种极为私人的形式，让它被属于非洲的语言和意象浸透着。这不能消除语言的殖民性，但我有了这层意识，明白自己在形式创造上的责任。如果我从小就能用塞内加尔的语言写作，那我还能有所选择。

遗憾的是，我只学过用法语读写。如今我正慢慢练习如何正确地用沃洛夫语或塞雷尔语写作。等到有一天，我能自如地使用这些语言写作，我就有了选择，我的文学世界也就能更加丰富，这是我的希望。恩古齐·瓦·提安哥属于在欧洲殖民统治下出生的一代人，他与殖民者语言的关系带有更为直接的暴力。我则属于另一代人：对殖民者的语言有了批评的看法，但也把它们当作语言来使用，对非洲语言至关重要的地位也绝不忽视。

《本质之书》外文版封面。

新京报：在你看来，文学在推动社会变革方面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萨尔：我不认为文学能够直接改变一个社会的状况或观念。社会的变迁漫长而复杂，内部因素与外部力量共同作用。不过，文学的功能之一，是在社会空间中开启别的可能，让我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和感受通常只会被仓促盖棺论定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小说能做什么？无非是让读者在面对另一个人的人性时，能更敏感地拷问自己的人性，就这么简单。

新京报：人们常常觉得，作家如果离政治太近，作品就会失去平衡，甚至无法清晰地看见现实；但如果离政治太远，作品又会显得苍白无力。

萨尔：对我来说，问题从来都不在于距离，而在于形式。作家并不生活在社会之外。这意味着，无论他们愿不愿意，他们都作为个人、作为艺术家，面对着政治问题。艺术并不与生活或社会分离，但在我看来，艺术家试图呈现世界的方式，一定是受着心中的那份渴望主导，要去找一种优美又富有力量的形式、语言或结构。政治可以通过纯粹的创造性形式存在，而不只是演说或是强有力的宣言。你可以非常接近政治，也可以离政治很远，但这在你能够传达艺术力量的时候，其实都并没有那么重要。布巴卡尔·鲍里斯·迪奥普（Boubacar Boris Diop，塞内加尔作家，1946——）与政治走得非常近，但他的文学作品很美。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看起来与政治相距甚远，他的文学作品却充满力量。在我看来，两者都是政治性的，只是方式不同。

新京报：最后一个问题：就这一点而言，你认为哪些作家做得最好？

萨尔：是那些不将形式与叙事、风格与政治关怀割裂开来的作家。我只谈当代作家。我最喜欢的是波拉尼奥，尽管他已经去世。我也喜欢米尔恰·克尔特雷斯库、布巴卡尔·鲍里斯·迪奥普、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珀西瓦尔·埃弗雷特、已故的米基·柳科宁（Miki Liukkonen，芬兰作家，1989-2023）、玛丽安娜·恩里克斯、塞萨尔·艾拉、阿尔贝尔多·穆萨、阿南达·黛维（Ananda Devi，毛里求斯作家，1957—）、萨米·恰克（Sami Tchak，多哥作家，1960—）、古斯塔沃·法韦龙·帕特里奥（Gustavo Faverón Patriau，秘鲁作家，1966—）、扎迪·史密斯、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等等。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宫子；编辑：张进；校对：杨许丽。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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