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丨达斯汀·霍夫曼：从电影《毕业生》中幸存

Surviving “The Graduate”

正是那部电影让我一举成名。但是在片场，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有多么失败。

作者：达斯汀·霍夫曼

2026年10月31日

Visuals by Bina Thorsen; Source video courtesy Klokline Cinema

当我走到马蒙特城堡的泳池边时，仿佛人人都彼此熟识，在阳光下尽情欢愉。

我当时正和父母一起住在洛杉矶，忙着拍《毕业生》，可父亲却把我逼得快疯了。每天我从片场回来，他都要对我穷追不舍，恨不得把当天的每个细节都问个遍。而且他还特别爱挑刺：你为什么要那么做？那根本不是该这么拍的。我顶多撑了五天，就再也受不了了。我被困在自己从小长大的那栋房子里，跟上一辈人完全格格不入，就像我饰演的那个角色一样。于是，我干脆搬到了剧组下榻的酒店。

在泳池边，仿佛置身于奥林匹斯山上的卡巴纳派对：人们在棕榈树间宛如金色的神祇。我顿时感到局促不安，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份荣耀。此刻，我正主演着迈克·尼科尔斯执导的一部电影——他正是当下的导演——可我却觉得自己根本不该出现在那里。

拍摄持续了好几个月。迈克不着急，他有的是时间和钱。可我再也没去过那座泳池。

《毕业生》从一开始就加剧了我所有的不安全感。当我的经纪人告诉我迈克对我很感兴趣时，我甚至都不想试镜这个角色。我读过迈克正在改编的查尔斯·韦伯那本小说，很明显，我完全不适合本杰明这个角色。一个田径明星、全优生、辩论队队长——那是个家境优渥、典型的美国男孩，姓“布拉多克”。凭什么要让一个像我这样看起来颇具“族裔特征”的人去演那个典型的白人精英？这根本说不通。

不过，要对迈克无动于衷也绝不可能。他的首部电影《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刚刚获得了十三项奥斯卡提名，其中包括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影片奖。我在百老汇看过他执导的《赤脚公园》，也十分喜爱他与伊莱恩·梅合作的那些喜剧段子。可即便如此——让我来演一个六英尺高的非犹太人？总得有个底线吧。

“我听说你觉得这个角色并不适合你，”迈克在电话里说道，“那到底谁才合适呢？”

恰巧，我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本《时代》周刊；封面上是一幅俊朗、金发、体格健美的男子素描，意在象征“二十五岁及以下”的美国人。“就是《时代》封面那个人，”我说。

“你的意思是，你之所以不适合这件事，是因为你是犹太人，”迈克说道。

“嗯，因为本杰明根本就不是犹太人。”

停顿了一下。随后迈克说道：“也许他内心是犹太人呢。”

到那时，他们已经为这个角色试镜了将近两年。“我们当时想的是：罗伯特·雷德福和坎迪斯·伯根——那才是最理想的搭档，”影片的联合编剧巴克·亨利谈起本杰明和他的恋人伊莱恩的选角时说道。可等轮到我和凯瑟琳·罗斯时，他们早已把雷德福——以及几乎其他所有演员——都看过了，却始终没有产生任何默契。我至今仍坚持认为，要是当初他们在选角之初就来找我试镜，而不是拖到最后关头，我恐怕根本拿不到这个角色。

讽刺的是，我正要在戏剧界初露锋芒——这个我已深耕近十年的领域。当时我在百老汇外剧场主演《Eh?》，日子过得顺风顺水：笑声不断，几乎每晚都赢得起立鼓掌，我的脸还登上了《纽约时报》艺术版的封面。我终于靠做自己热爱的事谋生了。仿佛一路攀爬，眼看就要抵达山顶，却突然看见迈克驾着直升机赶来，要载我去另一座峰顶。

好莱坞从来就不是我的归宿。在我看来，那些电影公司不过是把一群“漂亮人”关在七年的合约里。我既不漂亮，也不想被束缚。说实话，与戏剧相比，我一向看不起美国电影。至于那种能带来突破的电影——像特吕弗、布努埃尔、安东尼奥尼和戈达尔等大师在欧洲拍的那种——好莱坞至今仍未开窍。

我的经纪人尽管我心存顾虑，还是说服我去为迈克试镜。我在《Eh?》里跟同事们说别担心，我确信他们根本用不着换人。随后，我走到住在第十一街的邻居梅尔·布鲁克斯家——他之前曾建议我在《制作人》里演个小角色。我朝他家的窗户喊道：“他们正把我专程叫去，为一部迈克·尼科尔斯的电影试镜呢。”

“哪一部分？”他问道。

“开头，”我对他说。

“祝你好运！”他一边说，一边强忍住笑意。“随时向我汇报情况！”

我不得不在不到四十八小时内背下十页台词。那一整夜我都守着台词一遍遍地练习；等我抵达洛杉矶时，已经两天没合眼了。迈克的办公室是一连串天花板高高的豪华房间，在我的记忆里还有一间酒吧——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他的。“哦，嗨，要不要来杯酒？”他说道。他总是那么随性，甚至带着几分诱人的气息。随后，凯瑟琳·罗斯被请了进来，她美得令人惊艳。我顿时觉得自己很傻，仿佛还得为自己的模样向她道个歉呢。

他们带我们去一间长长的房间里化妆，那里一排排摆着软垫椅子。如今，人们都在拖车里化妆，毫无奢华可言；可这间屋子却仿佛是老好莱坞的遗存。看来，贝蒂·格拉布尔的屁股想必也曾坐在这把椅子上，早于我的到来。

他们请来了那些大名鼎鼎的化妆师——韦斯特莫尔兄弟，六位从父亲那里学艺的兄弟。那天在场到底有几位我已记不清了，可他们一忙就是好几个小时。而且我又不是在做假肢或戴假发，光是把我那点稀疏的头发稍微捯饬一下，就花了那么久。

迈克走了进来，又看了他们一会儿，然后在镜子里打量着我的脸。他用那副抑扬顿挫的腔调轻声说道：“你就不能在他眉毛上动点手脚吗？”鲍比·杜瓦尔总说，我只有一道眉。于是他们就开始给我拔眉毛，好让它们变成两道。

随后，迈克说我的脖子看起来太粗了，于是他们给我套上了一件高领毛衣。可他看到的景象依然让他不满意。（而我也越来越不高兴了。）当迈克向韦斯特莫尔夫妇问道：“那么，这鼻子到底该怎么办呢？”时，他的语气几乎显得有些天真无邪。

我记得当时心想：他们想把那股“犹太味”从我脸上抹掉，可休想得逞。我唯一想做的，就是回家——回到那个属于我的、充满族群气息的纽约。我知道自己不是什么男主角，也清楚自己的定位。

我和凯瑟琳拍的那场戏简直没完没了。我们俩都接连出错，因为——天晓得是为什么——迈克非要一口气把一段十分钟的戏一镜到底。有一次，他把我拉到一边，说：“你干嘛这么紧张？这又不是话剧，幕布也不会拉开；也不是电影，顶多就在这间屋子里拍。所以，放松点！”我觉得他完全懂我的心情，便向他道了谢，还握了握手。可那手心湿得厉害，竟从我手里滑脱了。那一刻我才明白，原来他比我更焦虑，而这非但没能让我安心，反倒让我更加忐忑。

这可不只是偏执：所有人都觉得我演这个角色不合适。“我当时一看，就觉得那不过是个其貌不扬的男孩在演，心里直犯嘀咕，”影片剪辑师萨姆·奥斯坦后来谈起我的试镜时说道。人们把布拉多克一家想象成典型的加州白人家庭。“个个金发、个个健康，”巴克·亨利说，“我们管他们叫‘冲浪板家族’。可偏偏来了达斯汀——一看就知道不是冲浪板。”为了挽救这部电影，他们甚至指望本杰明的父母能由罗纳德·里根和多丽丝·戴来饰演。“我们立刻自我开脱：他不过是基因上的返祖现象，”巴克接着说，“多丽丝·戴和罗纳德·里根生出来的就是这么个‘杂种’。”

当我们结束试镜时，我如释重负。我迫不及待地想离开那里。当我正向道具师道谢时，口袋里的几张地铁代币掉了出来。他很贴心地把它们捡了起来，然后说道：“来，孩子，你待会儿用得着。”

我刚回到纽约家没多久，经纪人就让我周日早上九点给迈克打电话。外面正下着雪，我正往上城去，准备去我女朋友家吃早餐。显然，经纪人说的是太平洋时间，可我当时焦虑得要命，根本没多想。等我到了女朋友那儿，按纽约时间整整九点整，我拨通了迈克的电话，把他给叫醒了。

我含糊地道了声歉。屋里一片沉默。“嗯，”迈克说，“你明白了。”

“震惊”这个词都显得过于轻描淡写了。迈克显然在那段影像中看到了某些东西。“他身上有一种我只在伊丽莎白·泰勒身上见过、而在其他任何试镜中都绝无仅有的特质，”他后来对传记作家马克·哈里斯如此坦言。“那种神秘感——那种与特艺七彩公司达成的默契：你什么都没做，可结果却仿佛把一切都做到了。他既令人信服，又风趣幽默，同时神情淡定。那真是让人惊为天人。这正是伟大电影演员的拿手好戏。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是怎么做到的，我也弄不明白，但这种差异却令人震撼。”

我挂断电话时，感觉仿佛被人当头一击。我看着正拿着锅铲做早餐的女友：“我明白了，”我对她说。

“我就知道你会的，”她说。

我们进行了为期三周的排练，这在电影拍摄中实属罕见——足以说明迈克在业界备受尊崇、影响力之大。

“别去刻意塑造角色，也别想着逗人笑，”他对我们说，“从零开始。”迈克把我带回了青春期——我的青春痘，还有那股几乎要压抑不住的性冲动。他问我，我觉得本杰明·布拉多克是个处男吗？我说不是，不过我也觉得他以前大概也没和他妈妈的朋友上过床。（他很喜欢这个回答。）

迈克坦诚直率，而且格外敏锐。比如，当本杰明在酒店大堂办理入住、准备进入那间将与罗宾逊太太——那位由安妮·班克罗夫特饰演的性感而疏离的家庭主妇——展开首次不正当邂逅的房间时，我却怎么也难以入戏。迈克接连向我抛出各种问题：我第一次失去童贞是什么样的感受？我又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体会到性方面的羞耻感？我告诉他，自己始终无法鼓起勇气去女药剂师那里买避孕套——只要一站在收银台前，身后突然出现一位女性，我就不得不落荒而逃。迈克则让我把那位酒店前台（由巴克·亨利以令人捧腹的方式饰演）想象成一位女药剂师。这番指点实在妙极，为我的表演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迈克还问我小时候有没有自己的榜样。我告诉他，那就是我的哥哥罗尼。他让我试着演一段罗尼的戏，而我简直能惟妙惟肖地模仿他；每当有女孩给他打电话时，我总会假装自己就是他，看自己能把她们“拖”在电话里聊多久。接着，迈克又问罗尼会不会紧张，结果他当然会。“再试一次，就当是你哥哥，紧张一点，”迈克说。于是我就照着罗尼一紧张就做的事——屏住呼吸——做了。最后，迈克说道：“好了，把那些都忘了，就按刚才那样演这场戏吧。”

这一次，我依然频频屏住呼吸，但也时不时发出几声吱吱。迈克特别喜欢，还在最终剪辑里加进了几段额外的吱吱声。你能在整部《毕业生》里听到这些声音，仿佛是本杰明·布拉多克——一个被紧张情绪撑得鼓鼓囊囊的气球——在一点点泄气。

迈克在排练时表现得如此出色，以至于当我们开拍时，他竟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人，这让我们感到震惊、甚至有些不安。我们根本看不到任何样片——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迈克不希望安妮·班克罗夫特看到他们给她的灯光效果。（她当时才三十五岁，而我那时也快满三十了；迈克必须让那五岁的年龄差看起来更像十五岁的差距。）于是，我们只能凭迈克的情绪来判断，而他的心情常常很糟糕。

我常常觉得自己随时都会被炒鱿鱼。拍摄影片中最著名的几场戏时，我记得自己当时想：我他妈的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们拍的第一场戏里，本杰明站在自己房间的鱼缸前——他刚刚从一场由父母为庆祝他大学毕业而举办的派对上逃了出来。我就那么坐在床上，迈克一边对我说：“好，看看那些鱼。现在低头，朝鱼那边移动。”这一场大概拍了一整天，可直到最后一刻，我依然摸不着头脑：自己到底要表达什么，又该怎样去实现。

我确实偶尔能让迈克笑起来，而那些时刻对我来说无异于巨大的解脱。当我们开始排练《毕业生》中本杰明与罗宾逊太太在酒店房间里的第一场戏时，我重演了少年时那“初尝滋味”的一幕：笨拙而突兀地把手按在安妮被胸罩遮住的胸口上，既没有半分优雅，也谈不上一丝激情，甚至连看她一眼都懒得。而安妮的反应却令人难以置信：她丝毫不为所动，低头看着自己手中的毛衣，发现上面有个污渍，便把全部注意力都倾注在那上面，一边搓着布料、摆弄个不停，而我则像只瘫痪的动物般，仍旧用那只“爪子”死死攥着她的乳房。

那场面实在太好笑了，我不得不走开，拼命忍住不笑出声。可这正是最不该做的事：一不小心就破了戏里的状态。我索性用头猛撞墙，想让自己冷静下来。“千万别破！千万别破！”迈克却把这当成一种艺术化的处理，逗得他哈哈大笑。每当迈克笑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真的很喜欢我塑造的这个角色。那也是唯一一次，我确信自己做的一切都让他满意。

但他的情绪会骤然转变。那幕场景我已记不清，可我永远忘不了迈克在一次拍摄结束后用带着几分刻薄的语气对我说：“你刚才在干什么？”

我试图为自己辩护：我曾被教导，要让角色更有层次，不能只演台词本身，而要挖掘潜台词——有时，潜台词甚至与明面上的台词截然相反。

“嗯，帮我个忙吧，”迈克说，“下次你一有念头，就反着来。”

这种评论让我始终处于一种持续的焦虑之中。而且，这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感受。有一次，我们拍摄一场戏——本杰明把罗宾逊太太的女儿伊莱恩拖到一家脱衣舞俱乐部，作为他们的第一次约会——迈克无意间听到摄影指导罗伯特·瑟蒂斯对剧组人员说了一句什么。瑟蒂斯是迈克的导师，也是那个教会他如何驾驭光线、探索电影创作无限可能的人。“我像往常一样，对剧组说了句不太客气的话，”迈克后来回忆道，“而瑟蒂斯——我听见他在跟他们说，但那话并不是冲我说的——他说：‘没关系，再过不久就结束了。’我当时心想：天哪，我怎么会糟糕到让这位我无比敬重的前辈对我有那样的看法？可事实就是如此。”

迈克对谁都脾气暴躁，可对我却仿佛隐隐透着几分施虐的意味。有一场戏，凯瑟琳·罗斯不得不打我一巴掌，他居然让我们拍了二十七次。那场戏里，本杰明浑身被雨淋得透湿，冲进伊莱恩的房间，告诉她自己和一位年长的女人有了婚外情；没过几秒，伊莱恩就明白，那个女人竟然是她的母亲。迈克不停地催促凯瑟琳：“打！再重一点！”凯瑟琳担心会伤到我，我就跟她说：“没事，别打我的耳朵。”可惜她还是有几次没打准。那天拍完，我已经头晕目眩，而迈克最后连那一巴掌都没用在影片里。

第二天，我们在泳池里拍摄了一场水下戏：本杰明被迫试穿父亲给他买来的潜水服。这场戏旨在象征本杰明的父母用物质取代了对孩子的爱。迈克不希望我老是冒出水面，所以我只能把自己按在水里——你看电影就会发现，我在水下的整个过程，一只手都贴在我的身后，因为我一直抓着身后的梯子。拍了几条之后我浮出水面换气，耳朵里竟有血丝渗出来。前一天连番的耳光再加上泳池底部巨大的水压，生生把我的鼓膜给弄破了。（他们把我送到了比佛利山庄最顶尖的耳科医生那里，我记得他当时对我说：“你的鼓膜就像一块派，但是缺了一小块。”）

到了夏天，我们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拉韦恩镇开拍了。我们是在六日战争那周抵达当地的——当时我们都以为世界末日就要来了。录音师杰克·所罗门在赶往片场的路上从收音机里听说了这事儿，吓得不得不把车停在路边吐了一通。那天热得要命。拍摄一场戏时，安妮·班克罗夫特居然晕了过去，我们只好用氧气给她急救，等她缓过来后，剧组还歇了好几天才继续拍摄。

在那段戏里，本杰明一路赶去阻止伊莱恩的婚礼，却偏偏遇上没油了，只好把阿尔法·罗密欧扔下，然后拼尽全力从高速公路一路狂奔到教堂——当时我差点儿就晕过去了。迈克怎么都不满意。我记得萨姆·奥斯坦对他说：“我觉得达斯蒂在这大热天根本跑不下去。”可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拍，直到我累得筋疲力尽、脱水到几乎虚脱。我还记得自己躺在教堂前的草地上，以为自己就要昏过去。

拍那部改变我人生的电影，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整个拍摄期间，我都觉得迈克对我很生气——要么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要么是因为他终于意识到一个连别人都早已看穿的事实：他把影片的主角选错了。我的朋友乌卢·格罗斯巴德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戏剧导演，临近收工时他来探班，我便对他说：“如果拍电影就是这样，那我这辈子再也不会拍第二部了。”当时乌卢正陪迈克去吃午饭，我连忙央求他打听一下：迈克是不是后悔雇用了我？后来乌卢告诉我，迈克确实说了——是的，非常后悔。

但显然，经过几十年的时光与几次心理治疗后，迈克得出了另一种解释：

我花了好几年，才终于明白自己一直以来在做的事——那就是把本杰明“犹太化”了。直到电影上映后，我在一本妙趣横生的《疯狂》杂志上看到这样一幅漫画：达斯汀的漫画形象对伊丽莎白·威尔逊的漫画形象说：“妈妈，为什么我是犹太人，而你和爸爸都不是呢？”我也不禁问了自己同样的问题，而答案既令人尴尬，又再明显不过：在那些外邦人中间，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犹太人？又谁注定只能永远做一个异乡的过客？

迈克住在康涅狄格州最“波西米亚”的地方。他收藏古董、汽车和阿拉伯马——这些可都是典型的非犹太人身份象征。可他骨子里却是个十足的犹太人：1939年，他从德国逃亡，七岁时只身来到美国，一句英语都不会说。原名米哈伊尔·伊戈尔·佩什科夫斯基的迈克，一直觉得自己其貌不扬。他患有脱发症，对自己的秃顶格外在意。（他有一整套令人惊叹的假发，每一套都从他幻想中刚剪下的发型开始；到了第二天，假发就会稍稍长一点，直到该“理发”了，然后他又重新从头开始新一轮的假发周期。）

最终，他意识到自己竟用《毕业生》拍出了一幅自画像。“是我的潜意识在导演那部电影，”他曾这样说道。多年来，他一直未曾察觉：就在他与伊莱恩·梅——那位与他同流合污、自大学时代起便携手共事的艺术伙伴——正式分道扬镳不久之后，他拍了一部影片，片中主人公愤怒地撞向教堂的玻璃墙，痛苦地嘶喊着：“伊莱恩！伊莱恩！伊莱恩！” 他当时在寻找一个镜像自我——也正因如此，本杰明花了好几年才选定演员；或许，这也正是他对我格外严苛的原因。而我不过是他的替身，被安排在那里，去承受迈克自身的那份自我厌恶。

我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毕业生》是在曼哈顿第86街的一场抢先试映会上。我和女友坐在楼座的最后排，因为我当时既害羞又紧张。当第一幕出现——一个我的特写镜头时——我的牙齿简直都在打颤。

起初，观众的反应并不热烈，那些笑点似乎都未能真正引发共鸣。我只听见零星几声轻笑，随后渐渐有人加入进来。影片放映约二十分钟时，笑声开始此起彼伏，仿佛观众一点点明白了我们的用意……接着，笑声愈发频繁，很快便变得响亮而热烈；等到本杰明扯着嗓子喊道：“伊莱恩！伊莱恩！伊莱恩！”而她也尖叫着回应：“本！”并飞奔向他时，台下的观众早已站起身来，跟着一起呐喊。那场面就像他们原本是来看一场拳击对决的，而整场演出不过是在座位边缘屏息以待，只为等这一刻——那记一击制胜的重拳。

我干这行已经六十年了。自那以后，我想我再也没见过那样的事。我坐在那里，整个人都陷在椅子里，随后便和女友一起踏着雪地走了出去。♦

作者：达斯汀·霍夫曼是一位演员，曾两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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