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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前首相说出一个残酷真相:美国霸权终结,中国已全面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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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的一场论坛上,英国前首相苏纳克给出了一个令西方难以回避的判断: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已经终结。旧秩序正在动摇,新秩序尚未成型,整个世界不得不适应一种危险且高度不确定的新现实。



这番话出自一位前西方大国领导人之口,分量格外不同。

苏纳克还特别指出,特朗普并不是造成美国霸权衰退的原因,而只是这种衰退的一个“症状”。换句话说,美国的相对衰落是结构性的,源于长期的霸权透支、内部撕裂,以及对外围堵的失效。特朗普的出现,更像是一座老旧大厦外墙剥落的表象,问题的根子在内部结构。



要理解这种结构性变化,人工智能是一个绕不开的切口。谈起中美AI竞争,人们的目光往往集中在“谁的模型最强”上,但中国下的可能是一盘更大的棋:把人工智能嵌入实体经济,嵌入汽车、工厂、智能手机、家电、玩具,以及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之中。

竞争的焦点,正从实验室转向生产线。

从投入规模看,双方差距悬殊。2025年,美国私营部门在人工智能上的投资约为2850亿美元,而中国约为124亿美元,仅为美国的二十三分之一左右。



按常理,如此差距应当拉开双方的能力鸿沟,但现实恰恰相反,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能力差距正在迅速缩小,这本身就耐人寻味。

过去一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多次超出外界预期。其一,中国能够做出前沿模型,且多为开放权重、部分开源,有观点认为其只落后美国领先的闭源模型约六个月。

其二,在芯片等硬件受限的情况下,中国一边依靠本土人才寻求突破,一边在现有架构中找到变通之道。其三,在机器人领域,中国相对西方已形成明显领先。



有一种看法认为,这场变革应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说法并非新创,世界经济论坛的克劳斯·施瓦布多年来一直在讲。

它以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自动化为特征,有望从根本上重塑全球的工业、商业乃至日常生活。与以往不同的关键在于,这一次站在最前沿的是中国。

中国在这方面的意图写得十分清楚。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和智能体在各经济部门和行业的普及率要超过90%。2030年近在眼前,而中国已经在多个经济部门部署人工智能、自动化和机器人,目标并非纸上谈兵。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说的不只是那些会后空翻、会跳舞、在春晚舞台上逗乐观众的人形机器人。那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最炫目的一端,但借用邓小平的说法,至少到目前为止,它还不是“抓老鼠”的那一端。真正在“抓老鼠”的,是默默运转的工厂与工业自动化。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去年中国新装工业机器人29.5万台,占全球工业机器人安装量的54%以上,一国装机量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

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自动化改造,而这种改造积累下来的工程经验与产业链能力,是单靠资本投入难以迅速复制的。

最典型的例子是小米在北京的汽车工厂。那里有完全自动化、一个工人都没有的生产线,专门生产SU7轿车。



一位坐过SU7的美国人形容,这辆车的感受像保时捷,价格却只比保时捷的一半略多。高度自动化带来的效率与成本优势,最终体现在了产品的性价比上。

这些变化也印证了苏纳克的判断:中国已经在经济、军事和科技三大领域全面迎头赶上,成为美国眼中“势均力敌的对手”。曾经的单极格局正在松动,西方精英阶层面对这一大变局时的焦虑,也越来越难以掩饰。而这种追赶,不只发生在工厂与实验室里。



Labubu之后,又出现了名为“星星人”的新潮玩。中国正变得越来越“时髦”,海外网络上甚至流行起“China maxing”的说法。

这种风潮的根源,在于中国技术地位与地缘政治实力的上升。人们天然倾向于追随领先者,而中国是数百年来首次成为全球领先者之一。当一个国家在硬实力上站上前排,其生活方式、审美与消费品自然更容易被外部世界关注和接纳,软实力随之水涨船高。

票房数据同样可见一斑。2025年中国票房达74.7亿美元,同比增长20%,美国国内票房为86亿美元;中国约占全球票房的24%,北美为29%,两者差距已不算大。社交平台方面,2026年TikTok全球月活用户约19亿,影响力覆盖全球各个角落。



TikTok证明了中国企业和创始人可以被全世界接受,而亚太地区有48.5亿人,占全球人口的60%,市场基础极其雄厚。在AI内容剪辑、AI修图等领域,增长最快的应用公司正来自中国。

其二,中国的免签政策已覆盖约50个国家,并可能继续扩大。中国旅游业目前约占GDP的5%,年收入约8800亿美元,未来五年有望翻倍,成都新开业的六善酒店便是一个缩影。更多外国游客亲身走进中国,也将进一步改变外界对中国的固有印象。

前路注定颇为颠簸。欧洲难以与中国竞争,其工业基础正遭受侵蚀,多国面临就业流失,双方可能陷入持续数十年的慢性贸易战。

美国的竞争力相对较强,但同样承受着压力。这场变革将在贸易、商业和地缘政治层面制造大量摩擦与紧张。



安全领域的紧张同样难以回避。网络安全、黑客攻击等问题会伴随新技术长期存在。军事上,中国可能在十年内具备挑战美国前沿部署力量的能力,涉及台湾、日本、韩国等方向,美国在亚洲的军事部署或将大幅调整,南海问题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

这也呼应了苏纳克的看法:问题不在于某一位领导人。即便特朗普离任、2028年新总统上任,中美关系预计仍会继续恶化,限制、制裁和监管只会增多,竞争甚至可能延伸至太空。既然衰退是结构性的,换一个人坐进白宫,也难以扭转大势。

更令人担忧的是人工智能武器,以及可能波及核、生物、化学领域的攻击风险,而中美至今尚未就军控或人工智能安全护栏展开实质协调。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地缘政治高度不确定的“盲盒期”,没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也没人能断言最终走向,这种不确定本身就是风险。

地缘竞争或许难以避免,但中美至少应当保持保障各自民众安全的最低限度合作。旧秩序正在退场,新秩序仍在成形,在这样一个充满摩擦与变数的时代,西方更需要放下傲慢,认真理解一个正在走上全球前沿的中国。这或许才是苏纳克那番话背后,最值得深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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