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同红军长征的外国人究竟有几名？丨山河回响

编者按：长征是一段波澜壮阔的远征史诗。上海与长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回望历史，上海不仅是长征故事的重要传播地，更有一批上海人亲自踏上征途，用生命见证了这一伟大壮举。百乐门静安艺文志特开设“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栏“山河回响”。长征之路，既铺展在山河之间，也深植于上海这座城市的血脉之中。

随同红军长征的外国人究竟有几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现代史研究室主任马军对此开展了一番系统研究。

文丨马军

随同红军长征的外国人究竟有几名？

▲《长征（六盘山）》（国画）李可染

随同红军长征的外国人究竟有几名？

据笔者查证，除共产国际给红军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Otto Braun，1900—1974）外，有四名外国人曾随同中央红军长征，他们是朝鲜人杨林、武亭，越南人洪水、李班。

杨林（1901—1936），原名金勋，又名杨宁、毕士悌，朝鲜平安北道人。1919年参加反日“三·一”起义，失败后流亡中国，1921年入云南讲武堂第16期炮兵科，1924年毕业，到黄埔军校任教官，参与征讨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不久赴苏学习。1930年春回华，任中共东满特委军委书记。1932年到中央苏区，任补充师师长、总动员武装部参谋长，先后参加第四、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10月参加长征，任干部团参谋长。到陕北后，任红军团第75师参谋长，1936年2月22日在东征中牺牲。

武亭（1905—1952），又名武挺、武廷，在中央苏区曾任红军特科学校校长，长征初期任军委1纵第3梯队队长兼政委，后转到3军团。1935年9月党中央紧急北上时，彭德怀曾派他向俄界的1军团送信，说明危难处境。武亭圆满完成任务。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炮兵团长。后来武亭回朝鲜工作，在人民军里任职。

洪水（1906—1956），原名武元博，又名阮山、鸿秀，越南河内人。青少年时代积极从事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1925年来中国，入黄埔军校。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广州起义。1932年到中央苏区工作，任34师政治部主任、工农剧社社长。长征时，先在干部团担任教员，后转到四方面军做政治工作。此后一直在我军任要职。1955年荣获解放军少将军衔，次年回国，同年10月22日病逝于河内。

李班（1912—1981），原姓裴，又名李碧山。1933年来华，次年到瑞金中央党校学习。先后任闽粤赣边省委宣传部长、青年部长等职，参加长征和抗日战争。1946年回国参加抗法战争。胜利后在越南对外贸易部任职。曾当选为越南劳动党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

▲英国传教士阿尔弗雷德·波斯哈特及其夫人

除了中央红军外，红二方面军长征中也有4名外国人随行。他们是英国传教士阿尔弗雷德·波斯哈特（Alfred Bosshardt，华名薄复礼）、新西兰传教士阿诺里斯·海曼（Arnolis Hayman，华名成邦庆）、加拿大女传教士埃米小姐（Miss Emblem，华名林荣贞）和德国传教士海因利希·凯尔纳（Henrich Keng，华名耿友华）。他们被怀疑是间谍而遭红军扣留，分别随行了约560天、413天、8天、100多天。

▲海曼先生（左）波斯哈特先生（右）分别随行413天和560天后抵达时的照片

林荣贞在获释后，撰文回忆了她随行红六军团长征8天的经历，刊于内地会英文杂志China's Millions（《中国大众》）1935年1月号。该杂志1936年4月号又刊发了成邦庆的回忆文章《遭扣押的400天》。薄复礼获释后，于1936年出版了回忆录The Restraining Hand： Captivity for Christ in China，其中译本有两个版本，一为严强、席伟译《红军长征密闻：神灵之手》（《贵州文史丛刊》编辑部1990年版）；二为严强、席伟译《神灵之手——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济南：黄河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作者介绍

马军

1969年生，历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主任，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中国近现代史、上海史等。

编者按：

本栏目来源于1994年2月8日创刊的《静安报》副刊《百乐门》。在微信平台，“百乐门”将以全新形式向读者展示。每周定期推送，换个角度阅读静安。投稿可发至：jinganbao2016@126.com。

作者：马军

图片：作者提供，部分来源上海文联

编辑：施丹妮

资料来源：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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