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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店最热闹的时候,门口常有一个喇叭反复喊着“全场两元起”。塑料盆、发夹、针线包挤在货架上,原本只想买一把梳子的人,往往会顺手带走几样东西。
如今,同一条街上,可能更容易看到装修明亮的名创优品。它们都卖小商品,都希望顾客进店后多逛一会,多买几件。把后者看作前者的一种升级,有道理;但如果说二元店已经被精品百货取代,恐怕也把事情说简单了。
消失得最快的,是“长期靠两元价格卖大多数商品”的生意模式;买便宜小东西的需求,一直都在。
两元的价格,越来越难守
2024年,潮新闻走访杭州几家老店。一位店主说,过去卖两元的商品,进价大约一元五角;现在类似商品的进价已经超过两元。有些更便宜的货质量太差,顾客也不愿买。店主只好增加价格高一些的商品,“二元店”的招牌渐渐变成了“二元起超市”。
这是一笔很容易看懂的账。假设一件商品进价1.5元、卖2元,账面毛利是0.5元。一家店每月如果有一万元房租、水电等固定开销,单靠这类商品的毛利,需要卖两万件才能覆盖,还没有算店主的劳动、损耗和滞销。实际商品的进价和售价各不相同,这只是帮助理解压力的例子,但足以说明:当售价几乎不能动,成本哪怕只增加一点,也会挤掉很大一部分空间。
租金压力并非每座城市、每间店都一样。潮新闻采访的一位杭州店主,就因为租金上涨,把两个门面缩成一个。顾客进店少了,固定开销却不会跟着少,店主只能延长营业时间,或者自己守店,省下一份工资。
低价货也并非都来自长期稳定的生产线。《中国经营报》2024年走访义乌五爱路时发现,一些库存商出售工厂倒闭、过季滞销或客户取消订单留下的货品,价格可能低于出厂价。这样的货源能让商家捡到便宜,但款式和数量并不总能保证。不能因为一条街以库存生意出名,就说所有二元店都靠尾货;它至少说明,极低价格有时建立在偶然的库存处置机会之上。
手机里的低价,分走了街上的客人
过去想买几只衣架、几个挂钩,附近杂货店是方便的选择。如今打开手机,能看到大量类似商品,价格、规格和评价摆在一起。有些商家靠拼单、组合装和包邮降低单次购买的门槛,消费者不出门也能买到。
电商的冲击不只在于同一件东西谁更便宜。小店原先靠地段和附近居民的习惯获得客流,网上商家则能把货卖给更远的顾客。对于标准化程度高、不急着用的小商品,消费者有了新的选择,线下店自然少了一部分生意。
但“网购更便宜”也不能解释所有变化。网上的低价可能有起订数量、运费或等待时间;线下店的价格里,包含了立即拿走、现场挑选和少量购买的便利。晚上突然需要一个插头转换器,或者只想买一卷胶带,附近小店仍有用武之地。
问题在于,顾客的这种临时需求能不能养活整间店。以前十个人里有七个人来买日用品,现在只剩下两三个人为了应急进门,即便他们愿意多付一点,也未必足够支撑一整天的营业。
二元店没有完全消失,只是改了算法
杭州的走访报道里,有的店保留了低价针线包、梳子和刷子,也卖价格高得多的行李箱。低价商品仍然能吸引顾客,店主则靠不同价位的商品维持经营。招牌上的“起”字,看起来只多了一笔,实际上给进货和定价留出了余地。
2025年,潮新闻报道过一家接入外卖平台的杂货店:店主每天在线上接到二十多单,同时继续服务附近的老顾客。柳州也有店主在缩减门面后接入外卖、经营客户群。个别店铺的转型不能证明整个行业已经恢复,但它们至少说明,社区小百货仍在找新的活法。
低价渠道也分散到了线上平台、折扣店和直播间。顾客还是会为便宜的收纳盒、纸巾和发夹买单,只是这些交易不再集中发生在挂着“二元店”招牌的店里。判断一个行业是否消失,不能只看原来的招牌还剩多少。
名创优品继承了什么,又改变了什么
名创优品和传统二元店有共同的生意逻辑:商品单价相对不高,品类丰富,通过逛店让顾客发现原本没打算购买的东西。顾客买完一件小物,又顺手拿上一件,单笔消费就慢慢积累起来。
两者也有清楚的历史区别。澎湃新闻梳理过名创优品创始人叶国富的经历:他此前经营过以小饰品为主的连锁品牌“哎呀呀”,2013年创办名创优品。这是平价小商品连锁经验的延续,并不意味着全国各地的二元店逐家变成了名创优品。
名创优品的变化,首先在于把选品、设计、采购和门店管理组织成连锁体系。独立店主往往需要自己判断当地顾客喜欢什么、货该从哪里进;连锁企业可以把多个门店的需求集中起来,与供应商安排更大规模的生产,再用统一的陈列和品牌吸引顾客。规模有机会降低单位成本,也让顾客在不同城市进店时,对商品和价格形成较稳定的预期。
这种模式也有代价。统一选品不一定适合每个社区,规模采购会带来库存风险,门店越多,品控和管理越难。大公司有能力压低部分成本,也要支付品牌、物流、门店和管理费用。不能仅凭装修更好,就断定每件商品都比街边小店更耐用,或对所有人来说都更划算。
名创优品可以算平价小商品零售的一种升级,但它升级的是一套组织方式,不是一张两元店的招牌。
当“好看”也成了商品的一部分
走进早年的二元店,很多人是为实用:买脸盆、挂钩、梳子。如今不少精品百货还在卖这些东西,但同样一只杯子,颜色、造型、包装以及联名角色,都会影响顾客愿不愿意买。
名创优品2026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中国内地门店的商品平均售价从上年同期的14.8元升至15.8元,平均每笔交易金额从39.2元升至41元。这里的平均售价不是所有商品的标价,客单价也不是每位顾客的固定花费;商品组合和购买数量的变化都可能影响这两个数字。它们至少表明,今天的名创优品很难再用“十元店”概括。
对消费者来说,多花的钱可能换来了更喜欢的设计、较好的购物环境,或者一个喜欢的卡通形象。是否值得,取决于个人。有人愿意为好看的水杯多付十几元,也有人只在乎杯子会不会漏水。前者不是被消费主义蒙蔽,后者也不是跟不上潮流。
对商家来说,设计和联名能让商品摆脱一部分同质化竞争,却未必是轻松赚钱的捷径。深圳新闻网援引财报称,名创优品2026年上半年授权费约3.56亿元,推广及广告费用约3.83亿元,均较上年同期明显增长;公司整体毛利率为44.3%,与上年同期持平。公司没有单独披露IP商品毛利率,不能据此断言每一款联名商品是否赚钱,但可以看到,卖得更贵的同时,品牌也有新的费用要承担。
便宜仍然重要,只是每个人的账不一样
“二元店没落,精品百货兴起”很容易被讲成一个整齐的消费升级故事:以前大家只求便宜,现在都追求品质和设计。现实没有这么整齐。
同一个人,可能在网上比较半天,买一包更便宜的垃圾袋;路过名创优品时,又为喜欢的玩偶买单。家庭日常开支需要精打细算,偶尔花几十元让自己高兴,两种选择完全可以同时存在。
街边杂货店也有精品连锁难以替代的地方。熟客知道店里大概有什么,老板愿意帮忙找一个小零件,有时还能临时赊账。这些服务不一定体现在漂亮的包装上,却和附近居民的生活贴得很近。当然,熟悉和方便也不能自动抵消价格差距,小店同样需要有合适的货、清楚的价格和可靠的质量。
二元店留下的经验,是中国消费者一直愿意认真比较每一笔小开销;名创优品给出的新答案,则是让小开销有更多值得选择的理由。至于下一次要买一把梳子,顾客会去社区小店、商场,还是打开手机,决定因素仍然很具体:多少钱,什么时候要,以及拿到手之后喜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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