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夜郎到普宁郡王，安顺人骨子里的那份自立，早在宋朝就已写好！

写安顺的历史，几乎所有人都会从夜郎讲起，从牂牁讲起，从明代建城的普定卫讲起。夹在两头中间的那段宋代，却常常被一带而过，好像这片土地在宋代的几百年里没有发生什么值得记述的事。我一度也这么以为。直到我循着安顺市政府史志部门整理的沿革，再把《新唐书》《通典》《岭外代答》《桂海虞衡志》这些文献翻出来对读，才发现宋代安顺绝不是空白——它恰恰处在一个政治版图极其微妙、地方势力极其活跃的时期。只是这段历史被"羁縻"两个轻飘飘的字概括了，以至于今天的人很难想象，自己脚下的土地，曾经同时属于两个自成体系的部族政权。

先把结论摆在前头。据安顺市官方沿革的记载，宋代今安顺市境，西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属普宁郡王的领地，即普里部与普东二部，范围大体包括今普定、平坝、西秀的一部，以及镇宁、紫云、关岭的大部分；而紫云、镇宁、关岭的东南部，则属罗甸国。也就是说，今天安顺的六个县区，在宋代被一条大致呈东北到西南走向的界线切开，北边属于普里部这个以普宁郡王为号的地方政权，东南边属于罗殿国。两个政权在地理上交叠、犬牙相错，又各自保持着相对独立的部族自治，共同接受中原王朝的羁縻统治。

这里第一个要厘清的，是一个在史料和方志中反复出现的名号问题：罗殿国，还是罗甸国。唐宋时代的正史文献，大多写作"罗殿国"，而地方志书和后世文章里又常常写作"罗甸国"。我在阅读过程中注意到，这两种写法在不少材料里混用，甚至被当成两个不同的政权来谈。这其实是"殿"与"甸"的音近异写所致，指的是同一片地方势力，在表述上并不严谨。把它当作一个政权、两种写法的判断，在今天的主流史志中大体能够得到认可。

不过我同时也读到一种更精细的学术看法：唐宋时期在贵州这片土地上，被称作"罗殿国"的，与后来黔西北以水西阿者氏为核心的"罗氏鬼国""罗施鬼国"，并不是同一个政权，二者地望不同，谱系来源也不同，不能张冠李戴。这样的分歧正说明，宋代西南部族政权的名目与谱系相当复杂，需要谨慎对待，不能想当然地合并，也不宜轻率地切割。

顺着这个线索往下走，先看北边那块更大的地盘，也就是普里部。

普里部，在彝文文献里又作播勒部，彝语称其核心地域为"播勒大革"或"普里"。它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很早。据《安顺府志·普里本末》的记载，三国蜀汉后主建兴年间，牂牁、兴古一带的僚民起事，蜀汉调集当时助诸葛亮南征有功的济火去讨平，事成之后便把普里这片土地赐封给他。济火又让兄长的儿子柏墨前来统管，从此这一支便在普里扎根，世代相传，彝语把这段历史叫作"贝勒大革"。

柏墨的长子一支，累世传续，一直到唐代内附，朝廷为此设置了普宁州。这个位置，据方志记载就在今安顺府城南七十里的羊武大寨，有土司故城遗址，也就是今天西秀区杨武一带的洗马塘附近。我第一次看到"洗马塘"三个字时，并没有太多感觉，直到把它和普里部一千多年的部族历史联系在一起，才意识到这不起眼的地名背后，藏着一个地方政权由部到州、由州到府的漫长演化。

唐代是普里部获得正式封号的关键节点。武宗会昌二年，也就是公元八四二年，东爨乌蛮一系的鬼主阿佩率部归附，朝廷封阿佩为罗甸王，其地为罗甸国，辖境包括今紫云、关岭、镇宁东南部一带；与此同时，普里部也内附，被册封为滇王，后来因为"滇"这个名号与云南的滇同名，容易混淆，朝廷又改封为普宁郡王，并统领九个部。方志里说，那时罗甸王居岭南，普宁王居岭北，各自辖地有数百里之广。

这里需要说明，关于受封者阿佩究竟属于哪一支，史料与彝文谱系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汉文文献通常把阿佩当作罗殿部首领，治所在今贞丰东南的罗王亭；而按彝文谱系的梳理，阿佩属播勒部一支阿纣莫德的后裔，普里部则是播勒本部的君长。这种分歧我并不打算强行调和，因为它恰恰提醒我，面对民族地区的古代历史，仅凭单一汉文记载或单一彝文谱系，都难以看清全貌，两相对照、互为补充才是稳妥的做法。

到了宋代，普里部延续着唐代奠定的格局，以普宁郡王的身份领有今安顺西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土地。它的统治中心，就在今西秀区杨武一带的洗马塘。宋代的羁縻政策并没有给这片土地派驻流官，朝廷承认部族首领的世袭地位，授予封号，地方上的军政与民事，基本由部族自行管理。这种管理方式，和后来元代定型、明代成熟的土司制度并不完全相同。

土司制度的核心在于朝廷把土官纳入官僚体系，颁发印信、明确袭职程序，而宋代的羁縻更多是一种松散的册封与朝贡关系，朝廷的控制相当有限。我倾向于认为，宋代安顺这片土地上的自治程度，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高，其政权内部的自我组织，也远比外人所知的要完整。

与普里部并立的，是东南方向的罗殿国。

罗殿国的建立者，学术上有不同说法。一种看法认为它就是唐宋正史里那个因封阿佩为罗殿王而名的政权，疆域以今黔中和黔西南为主；另一种看法强调罗殿国由播勒部的分支阿纣莫德一支所建，统治中心在今贞丰东南一带，势力范围涵盖今贞丰、安龙及周边地区。无论采用哪种说法，有一点是各家都认可的：罗殿国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地方部族政权，有自己的政权架构，有自己的文书公文。《桂海虞衡志》里记载，罗殿等处已经成聚落，也有文书公文，文书上自称"守罗殿国王"。这样一个能自己发公文、自称国王的地方势力，当然不是什么乌合之众，而是有一套成体系的部族自治结构在运作。

罗殿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可以用"时而附、时而离"来概括。它有时归附唐朝，有时又依附南诏，在两大势力之间周旋。到了宋代，它一方面保持着与宋廷的朝贡关系，另一方面又与大理、自杞、毗那等政权发生着复杂的互动。宋太祖乾德五年，也就是公元九六七年，顺化等九个部落的首领入朝归附，朝廷授予顺化王子武才怀化将军之职。

所谓顺化王，据方志即罗殿王。这一年距宋朝立国不过几年，宋太祖对待西南的态度，从这件事里可以看得很清楚——你来朝，我便封赏，但绝不过多介入你内部的事务。这种态度，背后是北宋一个贯穿始终的战略判断。

理解宋代安顺，不能只看安顺，还要看整个宋辽对峙的格局。北宋自建国起，就面对着北方契丹的巨大军事压力，宋太祖那句"北有大敌，不暇远略"流传很广。在这种方针之下，中原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始终以防患为主，唯恐再生事端，因而采取羁縻政策，以求相安无事。

对安顺这片地处西南纵深的地方来说，这意味着宋廷既无意愿也无能力真正派驻官员、推行郡县，而更乐于通过册封与朝贡维持一种名义上的臣属关系。我始终觉得，这种"不暇远略"的消极，从另一个角度看，反而给安顺这样的地方留下了极大的自主空间，让普里部与罗殿国得以在不被打扰的状态下，发展出各自的部族社会。

而这种看似松散的羁縻关系，并非只是名义上的君臣往来，它有一条实实在在的经济纽带，那就是马匹贸易。

唐宋以降，西南地区一直有向中原供应马匹的传统。宋代为了在北方组织军事抗衡，先后开辟了"川马""滇马""广马"三大战马采购市场，其中广马贸易的主渠道，就在今广西田东的横山寨一带。问题在于，宋朝本想直接与产马丰富的大理国交易，无奈西南各地部族林立、各自为政，罗殿、自杞、毗那、特磨等政权正好横亘在买马的通道上，挡住了通往大理的门户。于是大理马不得不转手于自杞、罗殿、毗那等国，再经横山寨进行交易。

罗殿国离邕州很近，每年冬季赶马叩边，宋廷的买马司会先派招马官带着锦帛赐给番部，等马要入境时再派兵护送到互市之地。《岭外代答》和《桂海虞衡志》对这些场景都有相当生动的记载。我第一次读到这里，脑海里浮现的画面是：在北方金戈铁马、烽烟滚滚的同时，西南边陲的山道上，一队队部族武士正赶着成群的马匹，跋山涉水走向横山寨的互市。两相对照，那种"边地自有边地的活法"的感觉，格外强烈。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贸易中，罗殿国与自杞国还发生过争执。据《岭外代答》记载，自杞之人强悍，常常借道罗殿贩马而来，罗殿则多加阻难，以致几次起了争端。南宋绍兴三十一年，自杞与罗殿起了冲突，自杞便改走南丹，径直把马赶到宜州城下交易。

这段记载里透出的信息很丰富：它说明这些部族政权之间有竞争、有矛盾，并非铁板一块；也说明它们在对外关系上各有算盘，并非完全听命于宋朝。把安顺的宋代史只看作"朝廷怎么管理安顺"，显然是不够的，它更是一部安顺地方政权如何在夹缝中求存、如何在互市中获利、如何在彼此博弈中周旋的复杂历史。

写到这里，我特别想谈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区分正史、地方志与民间传说。

关于宋代安顺，民间流传着不少地名故事和传说，洗马塘的得名，普定、镇宁等地名的由来，都可能被附会上各种说法。这些传说并非全无价值，它们保存了地方记忆，也寄托了百姓对历史的想象，但作为历史叙述，它们往往经不起严谨的考订。举个例子，洗马塘这个地名，在明清方志里确实与普里部的土司故城联系在一起，属于有文献依据的历史地名。

而某些流传更广、情节更戏剧化的传说，则很可能是后世附会。我在写作中一贯的态度是：正史与有版本依据的方志为骨架，彝文谱系和田野调查为补充，民间传说只作为了解地方情感的材料，而不作为史实采信。这不是轻视地方文化，恰恰是尊重它——正因为安顺的历史足够丰厚，才更要用严谨的态度把它讲清楚，而不是用戏说和杜撰去消费它。

宋代安顺这种部族自治的状态，一直延续到南宋末，才迎来根本的转折。

随着蒙古崛起，南宋的西北、西南边疆相继被突破。蒙古灭大理之后，进军路线逐渐向贵州腹地推进。元宪宗七年，也就是公元一二五七年，普里、普东二部归附蒙古，元廷以其地置普定万户，不久改普定府，领和宏、达安二州，隶属于云南行省曲靖宣慰司。到了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围绕罗甸宣慰司的设置，云南行省与湖广行省之间还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执。

有官员以重金贿赂当权者，请求另设罗甸宣慰司，并声称招抚到了罗甸国及龙家、宋家等各族蛮夷四万六千六百户；云南行省则据理力争，强调"罗甸即普里也"，归附后已改普定府，隶属云南行省三十余年，赋役如期，不应另立宣慰司割裂其地。这场争论最终以云南行省获胜告终，普定还隶云南。这段公案在《元史》里有明确记载，它说明元代才是西南土司制度真正定型的时代，而安顺恰好是这场制度转型的典型样本。

我之所以要在讲完宋代之后带一笔元代，是因为只有看清了后来的去向，才能更准确地回望宋代安顺的位置。元代确立土司制度，把普里部纳入土官体系，明代又在此设普定卫、建安顺城，清代继续演进，安顺的政治形态一步步从部族自治走向郡县体制。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宋代那个由普里部与罗殿国并立的格局。

换句话说，宋代安顺既承接了唐代册封普宁郡王、罗殿王的遗产，又为元代土司制度的落地准备了条件，它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上。这段历史之所以容易被略写，我想，一方面是因为宋廷的羁縻政策本就松散，留下的文字记录不多；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不像建城、设卫那样有标志性的国家行为，显得平淡。但平淡并不等于空白，松散的管辖恰恰意味着地方自主性的高度发展，这正是宋代安顺最值得被重新认识的性格。

最后说说我个人的整体判断。

在我看来，宋代安顺最值得记住的，不是某个具体事件，而是一种格局——中原王朝的松弛管辖与地方部族的强盛自治，在几百年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让安顺既没有完全纳入中原的郡县体系，也没有脱离中华文化的大圈子，它在册封、朝贡、互市的往来中，始终与内地保持着经济与政治的联系，同时又在内部维系着部族的世系与传统。

今天的安顺人或许很难想象，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曾经是一个王国的腹地，曾经有赶着马群走向横山寨的部族队伍，曾经在唐宋元几代的政治版图中占据着独特的位置。把这段被史书略写的历史重新讲清楚，不只是补一段地方志的空白，更是让我们看到：中华文明的多彩，恰恰是由无数个像普里部、罗殿国这样的地方力量共同写就的。

当然，我也不敢说自己的理解就完全准确。关于罗殿国的谱系归属，关于普里部与罗甸国的具体分界，学界仍有不同看法，我所依据的主要是官方沿革、正史文献与几部有分量的学术整理，也正因为如此，我在行文时始终提醒自己保持克制，不把有争议的细节当成定论来写。历史最迷人的地方，正在于它总是有未被说尽的部分，等待后来者以更严谨、更谦卑的姿态去接近。宋代安顺，正是这样一段值得被认真对待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