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牛录·城守官·姓长——清初东北的地方行政机构

牛录·城守官·姓长

——清初东北的地方行政机构

郑天挺

南开大学

目录

一、牛录

二、城守官

三、姓长与乡长

我国东北三省在历史上和内地一样，都设立了地方行政机构，直到1377年（明洪武十年）改置卫所，“府县俱罢”（《明史·地理志》）。满族兴起，1618年（天命三年）努尔哈赤率领满族军队进占抚顺，1621年（天命六年）进占沈阳、辽阳以后，除了明朝管辖区域，就不再见到卫所名称。1644年清政权迁进北京，建立全国政权，1653年设立辽阳府辽阳、海城二县，才又逐渐恢复府县制。但在十八世纪一十年代还依然“自奉天（沈阳）过开原，出威远堡关而郡县尽”，就是说开原以北还未设州县。

满族进入北京以前，在东北的地方行政机构因为为时较短，又非全国政权，因而历史工作者多不注意。今分别叙述如下：

一、牛录

牛录，满语是大箭。满族习惯凡行军出猎不论人数多少，都按各自的“族寨”（氏族、村寨）行进，猎时每人各出一箭，十个人立一总领，指挥进行，不许错乱，这个总领称为牛录额真。努尔哈赤在1601年，把自己原来的人和归附的人，每三百人编为一个牛录，用各族寨原来的氏族首长或军事首领为牛录额真，或者用立功将领为牛录额真，不但管理权永久隶属于他，而且称为“管属”。额真满语是主，后改章京（职员），汉语称为佐领。从此牛录成为满洲军队、民户以及生产的基本组织单位。但是它的编制也不那么严格。1610年额亦都将兵到东海渥集部，有十九个屯长率丁壮千余人来降，努尔哈赤把他们编为六个牛录，用原来的屯长六人为牛录额真，这显然每个牛录不到三百人，而原来屯长有的也不是牛录额真。入关前满洲佐领共309个，又半分佐领（不足三百人）18个。到乾隆四十一年加到佐领676个，又半分佐领5个。所以机械地按照八旗编制名额推算满洲当时的人数，并不是确切的。

牛录制是清代八旗制的基本组织。过去认为它只是户籍编制或军队编制，都不正确。它的组织性质和职责比较广泛，简单地说：

——牛录是国家政权强制编成的，和各旗自愿组合的部族联盟不同。

——牛录的组织照顾到部族差别，但它的领导人牛录额真是国家政权任命的，不是旗内选举的。

——牛录额真的任务是广泛而重要的，所以努尔哈赤在1618年遍谕各牛录说“凡所委托之事，若能胜任则受委托，若不能胜则勿受，不能胜任而强为之者其关系非止一身，若率百人则误百人之事，率千人则误千人之事，不知此事乃国之大事也。”可知牛录额真不止是户口管理。

——牛录编制以壮丁三百人为标准，壮丁以年满十八岁或身高五尺为成丁。因此关于户口出生、死亡的登记，稽查婚姻承继、勘验分居同住、逃亡、缺少、乡居城居以及简选官员、拔补领催、马甲（骑兵）的调征，都由牛录管理，三年编审一次。

——牛录是生产单位，1615年努尔哈赤命“各牛录下出十人，牛四头于旷土屯田，积贮仓廪”，这一事实我们在《满文老档》的1613年记载已经见过，我们注意到，它说在这一年开始征收谷赋(jekui alban)，每一牛录出十丁，是男丁(haha)而不是奴隶(aha)，在空地耕作，征收谷物。1620年，努尔哈赤命每牛录各派四人前往东海搬运汉人所煮的盐，可见当时的劳动和生产都是牛录中的负担。入关后也还一样。

——牛录是满洲军队选拔的基层单位，满洲部队有不同的分工和训练，而士兵都从牛录的壮丁中选拔，称为挑补，挑补的标准是精壮而能骑射，数额大约为牛录的三分之一，挑补后给以额定饷银，称为钱粮，俗称当差，又称吃钱粮，除了其他任用外，是终身的。

一般说，入关后每牛录要提供亲军二人，隶领侍卫或王公；前锋二人，隶前锋统领，护军十七人，隶护军统领；步军十八人，隶步军统领；骁骑二十人隶都统（《会典》96）。然后混合编制，共同训练共同作战。在入关前没有这样严格细致，而选拔是一致的。

——牛录的名称，在清代记载最早见于1584年，就是努尔哈赤起兵为父祖复仇的第二年，当时满洲牛录制度没有建立，显然是少数族固有的传统，努尔哈赤只是沿用并加以改变而已。制度上规定每三百丁编一牛录（汉语佐领），五牛录成立一甲喇（参领），五甲喇成立一固山（旗），一固山凡25牛录。八旗就是八固山，应共200牛录。1644年入关时，满洲已有牛录309个，又半分牛录18个，到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已增到676个佐领（牛录）又5个半分佐领。这当然是由于人口繁殖，最高一级的八旗数额既不能变更，只好打破中下层限额规定。但是甲喇（参领）固山（旗）仍然作为行政等级保留下来，成为牛录的上级。

《满文老档》记载中，牛录下还有“他坦”(tatan)一级，一牛录下分四“他坦”，由章京领导，“分班轮值”。又有“奇录”(kiru)，头目称奇录额真，汉语译为小旗。地位较牛录低一级，后来都不见了。我们从牛录的设立沿革来看，一些人丁少的氏族既然同编一个牛录，那么在牛录内应该有他们的代表，由过去的姓长、村长担任牛录额真下面的拨什库（汉名领催）是相宜的。

皇太极在编审壮丁时对于隐匿壮丁责成牛录额真、拨什库共同负责，正由于此。后来只留拨什库名义，不另成为一级，或者由于人口繁殖，牛录内不同氏族都已分别建立各自的牛录了。

——牛录额真（佐领）在入关前和固山额真（都统）一样，都是全面领导的地方行政机构，1623年努尔哈赤勉励官吏“殚心竭力，各勤职业，复严察所属，使人不敢为恶”。1630年皇太极命各牛录额真，注意壮丁的增减，马匹的羸耗，让他们“各尽心乃事”。1633年皇太极又专对各牛录额真提了几点要求：1.要亲到所管屯地察看；2.注意牛录居民的房屋田地住宅；3.注意种植的作物区别土地高下肥瘠；4.注意粪力耕牛；5.注意孤贫代种；6.差徭；7.注意习射；并说“如此方称牛录额真之职。”这种对牛录额真的期望和要求，显然是地方行政机构的准备。1636年皇太极规定，小事的赏罚由牛录额真审理，大案才送部。清代对地方官州县的要求是“各治其土田、户口、赋税、词讼”，这四项统统包括在牛录额真之内。1661年奉天府府尹张尚贤报告奉天情况时说：“宁远（今辽宁兴城）、锦州、广宁（今辽宁北镇）人民凑集，仅有佐领（牛录额真）一员，不知于地方如何料理”，更清楚说明牛录额真是地方行政的管理人员。从行政系统看，牛录相当于县一级，甲喇相当于专区，固山相当于省级。其涉及两旗之间的问题和相关事务则由中央机关处理，在努尔哈赤时代为五大臣札尔固齐，在皇太极时代为六部。

二、城守官

满洲军进入沈阳、辽阳以后（1621），辽河以东广大地区都归满洲，当地汉人有些逃往辽河以西，有的降附，努尔哈赤把他们编入八旗并大规模地加以迁徙，努尔哈赤也迁都辽阳。1622年下广宁（北镇），便形成了汉人多于满人的满汉杂居的局面，这样又把河西各城堡的官民迁移河东。1625年又迁都沈阳。努尔哈赤不止一次夸耀地说：“昔我国满洲原与蒙古汉人国别殊俗，今共处一城，如同室然，惟和给乃各得其所”。话虽如此，但在不同旗别下的不同民族杂居一地，事实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习俗差异，人事纠纷，而主管的牛录额真又分隶于八旗，不能越旗干预的。这就需要有超越旗别的共同官吏出来解决，于是地方上的城守官就出现了。

城守官来源于留守和镇守。1622年努尔哈赤征明，命铎弼等人留守辽阳，1625年扬古里以总兵守耀州城（故城在今辽宁海城县西南），这是过去没有的，一定有它的需要。1628年（天聪二年）满洲官员阿达海想投明，他假托捕鱼跑到黑赫阿喇，为萨尔浒城守将克徽尼阻回，这说明城守不是一个驻戍的军区，而是管理地方的军政联合机构。

《清太宗实录》在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二月戊子有这样一条记载：

“命海州（海城）、耀州（海城西南）、鞍山、牛庄、东京（辽阳市）、撒尔湖（萨尔浒）、铁岭、甜水站（凤城县西北）、析木城（海城县东南，今名同）、咸宁营（沈阳本溪之间今名同）、张义站（沈阳西南）等处城守官员，三年任满者，赴沈阳考察功过。”

这里十一处地方有同样名称的城守官，说明它是官名，它任满要到首都沈阳汇报工作，考察功过，说明它是地方行政官吏，而且它有一定任期三年，说明它是经常设立的地方行政官吏。这一切都反映出这十一个地方具有行政区划的标准。城守官这一名称，过去汉人政权中很少见，但在《清实录》中时常见到，最初用它称呼敌人守城的主要人员，如1593年称鼐护为扎喀城城守；1595年称克充格为辉发多壁城守；1621年取辽阳时称明守将为辽阳城守官。继而就用它称呼自己方面的地方驻守人员，如1621年称佟养真为城守游击，称汤站的守将为守堡官。当满洲贵族向明进军时，总要留几个重要人员作留守，如1631年七月清征明，命杜度、萨哈连、豪格等留守；1632年四月征察哈尔，命阿巴泰、杜度、扬古里等留守。这留守在《满文老档》都作 hecen tuwakiyame…de tebuhe，汉字也就称城守。当然他们不是些官而是贵族。至于城守官成为官名约在1631年左右，这一年七月“伊勒慎奉命统兵镇海州”，1633年汉军游击佟图赖统兵守旅顺口，而1632年又有上面所引城守官三年赴沈阳考察功过的谕旨，可以证明。

这种城守官，随着领土的扩大和住户部族的复杂而逐渐增加。1644年（崇祯十七，顺治元年），清贵族取得中央政权，迁都北京，八月任命何洛会为盛京总管，阿哈尼堪统左翼，硕詹统右翼，镇守盛京。在盛京总管的统辖下，任命了九个城守官。当时盛京的概念包括今天东北三省。后来继续调整，雍正时有十七个的，乾隆时有九个，是随各时期的情况而演变的。城守官在自己的管辖区域，对上有隶属，对下有领导，不但管兵也管民，不但管军事也还管生产。

三、姓长与乡长

在牛录额真领导下有喀喇达和噶珊达。喀喇在满语是姓，达是头目，我们可以译为姓长或族长；噶珊满语是村，我们可以译为村长、或屯长、或乡长。努尔哈赤在进行统一过程中，招附东北其他少数族时，在汉文记载里常常见到“路长”、“部长”、“部主”、“城主”、“察主”等名称，都是明代卫所所属少数族的血缘团体或几个血缘团体的联合组织，他们原来都是本组织公同选举的，归附满洲之后，改为任命。

沙俄文献记载说，1651年（顺治八年）六月五日哥萨克的哈巴罗夫第一次侵入距雅克萨（俄名阿尔巴津）三日航程的黑龙江沿岸的一个村寨，遇到当地达斡尔族的一个头目和五十个中国人，遭到他们的共同抵抗，后来哈巴罗夫问，这里何以有中国人？得到回答说：“这些中国人是中国皇帝派来征收实物税的，经常有五十人轮班驻在那里。”这个文献明确表示出这一带地方早在中国清王朝统治之下，经常有五十人轮驻其地。所有当地居民都是中国的少数族，他们的头目都是由清朝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委用的。清代在东北少数族地区的基层组织是姓长（喀喇达）和乡长（噶珊达或译村长）。那里三个堡寨相连有三个头目，这就是三个姓长；三个堡相连，一定还有个乡长经理共同事务，至少有一个乡长兼任。这是清代对少数族管理的基层组织，上级由副都统领导，再上级由将军领导，直到乾隆中还是如此。日本间宫林藏写的《东鞑纪行》中附录乾隆四十年（1775）三月二十日管理三姓地方兵丁副都统衙门给库页岛鄂罗标乡乡长、姓长的满文札记的模制品，就是很好的证明。

1677年（康熙十六年）派人探登长白山，带路人猎户喀喇达额赫，就是猎户姓长。1885年（光绪十一年）中国官员到伯力（俄名哈巴罗夫斯克）一带旅行，他看见当地人“有藏先代遗甲胄，及昔年充乡长、姓长官给顶戴文凭者，喜饮酒，醉则出其所有，夸耀于家人乡里之前”。这说明过去村长、姓长是广泛设立的。吉林市西南有东义城，清初记载说：“旧为东义大长鲁克素所居”；吉林市北乌拉街，“顺治十四年（1657）以前系屯长买图管理，十四年设佐领”。所谓大长、屯长就是噶珊达。可知村长、姓长和牛录一样，也是行政单位。从行政系统看，姓长和乡长是平行的，而不是统属的。这从上述乾隆四十年三姓副都统衙门给鄂罗乡的札记上面乡长、姓长并列，可以知道。各族都是聚族分居的，一地只有一姓就有姓长管理，一地有两姓或几姓杂居就设立乡长由乡长管理。在达斡尔族居住地区，还有由“宗长”管理的，满语称为穆昆达，穆昆满语为族，是更近的血缘团体，见《满文老档》，可知是满洲旧俗。满洲“多以地为氏，往往氏同而所自出异”，就是说，居住一地的人常常同姓一姓，因此同姓不一定同出于一个祖先。这和汉人的所谓“同姓不宗”相仿佛。努尔哈赤平定的辉发头目拜音达里，他的祖宗本姓伊克得里，迁移到纳喇氏住居的地方，举行了杀七牛祭天仪式改姓纳喇氏，就是一例。达斡尔族实行族外婚制，同一穆昆是不能结婚的，而同一喀喇的限制就不那么严，因此重视穆昆。每一穆昆都选一个穆昆达，管理全穆昆事务，凡有违法和争讼都由穆昆达裁决，不能解决时才送上级机关处理。据调查说，在解放前五十年顷仍然如此。由此可知它是一个行政单位，而不是氏族编制组织。一个地区，只是一姓聚居就设有姓长，只是一族聚居就设宗长，有几姓聚居就设村长。凡有村长的地区，村长是行政单位，姓长、宗长只属氏族血缘组织。不设村长的由姓长、宗长直接接受上级领导。

满族时常出现民族迁徙，最初可能由于生产需要，其后大都出于上层分子的管理需要。努尔哈赤在统一满洲过程中，总把新归附的部落迁到自己驻地附近耕牧，中途逃亡和抗拒被杀是常见的。1588年（万历十六年）栋鄂部何和礼归附迁来，而他的老婆领一部分部众仍留故地；1585年（万历十三年）库尔哈郎柱归附努尔哈赤，但没有迁徙，只派他的儿子扬古里到努尔哈赤处入侍，后来他的部落叛变，郎柱被杀；这些都说明各族本身是不愿意迁徙的。

本文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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