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任弼时年谱》《任弼时传》《伟人年谱（1893—1976）》《没参加开国大典的任弼时同志》《爷爷任弼时的最后岁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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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下午，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三十万军民。
城楼上，伟人、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并肩而立，面向广场上翻涌的红旗和欢呼的人群。
就在新中国宣告成立的这一刻，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里，有四位站在了那座城楼之上，唯独少了一位——任弼时。
当天下午，任弼时人在北京西郊听广场上实况广播里传出的声响。
论地位，他是五大书记之一；论资历，他投身革命二十多年；论功劳，那座城楼的最前排本有他的位置。
他的缺席，并非出于本意。
而当那个午后，城楼上的宣告与广场上的欢呼顺着电波传进玉泉山的院子时，没有人会想到，那道关乎任弼时能否登上天安门的决定，早已在登楼名单落定之前就由最上面的人亲口定下......
【一】骆驼，党和人民的骆驼
任弼时，本名任培国，湖南汨罗人，1904年生。
他的家乡在汨罗江畔，是座出了不少读书人的地方。
他十六七岁在长沙读书，先入私立明德中学，后转到长郡公立中学，正赶上新思潮兴起，一心想做救国的事。
1920年，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那时起，此后二十多年，他再没离开过党的岗位。
他的婚姻，也是在那时候定的。
任弼时与陈琮英两家世代交好，自幼结成娃娃亲。
陈琮英很小就来到任氏新屋，做了他的童养媳，两人算得上青梅竹马。
后来任弼时到长沙读书，家境不宽裕，在长沙一家袜厂做工的陈琮英，节衣缩食接济他。
1926年春天，党组织派人把陈琮英从长沙接到上海，两人在一间简陋的亭子间里结了婚，没有仪式，也没有宴席。
此后，陈琮英在任弼时引导下加入共青团，担任交通员，从一个不识字的袜厂女童工，一步步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
往后的二十多年，无论白区还是长征，两人始终相依。
任弼时投身革命的最初几年，走的全是险路。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城市，党的工作转入地下，他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白区工作。
这段经历，他前后两次被关进敌人的牢狱。
第一次是在1928年10月。
他以中共中央委员的身份，到安徽巡视工作，在南陵县被捕。
敌人知道抓到了要紧人物，却一时拿不准他的身份，便动了刑。
踩杠子、跪铁链、皮鞭抽打，轮番上阵，任弼时被折磨得几次昏迷，始终咬定编好的假口供，不吐半句真话。
他在押解途中想办法把被捕的消息和事先约好的口供托人带给了在上海的陈琮英，好配合组织营救。
敌人在他身上使尽了手段，也没得到半点有用的口供。
陈琮英得知消息，带着出生不久的孩子，想尽办法协助组织，后来经组织设法，任弼时得以出狱。
第二次是在1929年11月。
这次是在上海，任弼时在江苏团省委机关被捕。
巡捕房对他动用了更残酷的电刑，电流在他背上留下了两块深深的烙印。
他依旧没有暴露任何组织和身份，被关押一段时间后，由组织营救出狱。
出狱后，他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继续在恶劣的环境里开展工作。
两次入狱、两度受刑，落在他身上的伤病，跟着他走了一辈子，也成了他后来早逝的一根引线。
可任弼时从没拿这些当回事，也从没主动跟人提起过牢里的苦。
他那份耐得住磨、扛得住压的性子，就是在那样的年月里，一点一点磨出来的。
说到任弼时，党内许多人记住他，是从叶剑英的一句话开始的。
叶剑英后来在《哀悼任弼时》里这样评价他：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这段话，后来几乎成了任弼时一生的定论，也是党内流传最广的"骆驼精神"。
骆驼这个比方，放在任弼时身上再合适不过。
他不声不响，干得多说得少，不挑拣，不叫苦，肩膀上的担子从不肯撂下。
党内同志私下里还送过他几个绰号，有人叫他"骆驼"，有人叫他"被子"，还有人叫他"党内的妈妈"。
这些绰号，都是同辈和晚辈的同志，念着他那份任劳任怨的好，才叫出来的。
任弼时对自己，一向守着几样本分。
他常挂在嘴边一句话，叫"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钱多，三怕麻烦人"。
这三怕，是他给自己立下的规矩，也是他一辈子做人做事的准绳。
怕工作少，所以他总往自己身上加担子；怕用钱多，所以他处处省着；怕麻烦人，所以他凡事都自己扛。
这三怕拧在一起，就成了那副把他自己一点点耗空的身板。
【二】一头驮着全党的骆驼
任弼时这身骨头的底子，是从长征路上开始垮的。
1934年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突破重围西征，这是红军长征的先声之一。
当年10月，部队在贵州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会师，两支队伍合编为红二、红六军团。
此后一年多，这支队伍在湘鄂川黔一带辗转作战，又踏上漫漫长征路。
渡过金沙江天险，翻过大雪山，穿过人烟稀少的藏族聚居区，一路风餐露宿，缺粮少药，条件艰苦到常人难以想象。
1936年夏天，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一带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7月，根据军委命令，红二、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作为这支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任弼时一路上既要带队伍行军作战，又要做团结部队的工作。
两支来自不同地区、有着不同习惯和风格的队伍会合，要靠他这样的人在中间协调磨合，把劲往一处使。
那段日子，他几乎没睡过一个整觉。
长征路上，陈琮英一直随军同行，任弼时拖着病体行军，她就在一旁照料，夫妻俩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完了那段漫长的路。
长征走到陕北，任弼时在党内已经挑起了更重的担子。
抗战全面爆发后，党需要向共产国际阐明中国抗战的形势和党的主张。
1938年3月，任弼时受命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
月底抵达莫斯科后，他住进共产国际招待所的柳克斯旅馆，接手了先前由王稼祥代理的工作。
同年4月14日，任弼时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代表中共中央向主席团递交了一份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
这份报告写得扎实，篇幅很长，全面介绍了中国抗战一年多来的进程，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
一个月后，5月17日，他又在会上对报告作了详细说明。
通过这几次当面陈述，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有了更清楚的了解。
在莫斯科那段时间，任弼时白天开会、作报告，晚上整理材料、回复电报，一个人顶着代表团一摊子事。
1940年，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这个职务，管的事又多又杂。
从党的机关怎么运转，到干部的调配，再到具体到连谁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过问。
他处理问题周到，待人和气，事无巨细都拿捏得稳当，同志们都愿意找他商量，也因此得了"党内的老妈妈"这个称呼。
这称呼里透着亲热，也透着众人对他的倚重——一个家的里里外外，都得靠这个"老妈妈"操持。
可操持一个"家"的代价，是他自己的身子。
延安的窑洞冬冷夏热，工作起来没日没夜，任弼时常常在灯下熬到深夜。
他自己倒不觉得苦，觉着这都是本分。
任弼时的俭省，在党内是出了名的。
一条毯子，是1934年红军缴获敌人的战利品，他盖了一辈子；一床被子，是1935年长征路上战士送给他的，他一直用到逝世。
妻子陈琮英用一条旧毛围巾改织的背心，他穿了十多年，破得不能再穿，还是穿着。
他对家里人要求也严，让子女节约用电，在每个房间的电灯开关处写上"人走灯灭"几个字提醒。
配给他用的那辆旧吉普车，他也总叮嘱，要把要办的事集中起来一起办，尽量减少用车次数。
1949年春天，党中央决定从西柏坡迁往北平。
临行前，有关部门提出，给书记处的几位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好参加入城阅兵。
任弼时没同意。
他讲的意思是，他们穿着这身衣服打下的天下，也就能穿着这身衣服进北平。
这话传开，不少人心里都掂出了分量——一个打到新中国门口的人，惦记的却不是自己该换身新衣裳。
【三】延安到北平，骆驼的脚步慢了下来
任弼时在党内的地位，到1945年中共七大时定了型。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召开。
这次大会，任弼时是大会秘书长，主持了开幕式。
为了开好这次会，他从筹备起就忙得脚不沾地，会址怎么布置、代表怎么安排、材料怎么准备，样样都要过问。
七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与伟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一起，组成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也就是常说的"五大书记"。
这五位，是那时全党核心的领导集体，而任弼时，是其中年纪最轻的一个。
处在这样的位置上，他管的事并没有因此变少。
党的组织怎么运转，干部的调配怎么进行，根据地怎么建设，政策怎么落地，桩桩件件都要经他的手。
他身兼中共中央秘书长，从大的方针到琐碎的日常，都得照应到。
可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他的身体开始还账。
七大前后那几年，他一边张罗会议的筹备，一边处理纷繁的党务，过度的劳累让血压一天比一天高。
他自己不当回事，旁人却替他捏着汗。
到1947年初，中央机关转战陕北，那是全党最吃劲的一段日子。
任弼时随中央行动，一面处理前方送来的战报，一面协调各战略区的物资调配和后勤支援。
陕北地瘠民贫，粮食紧张，条件艰苦，他就这么撑着一副已经开始出毛病的身体，没日没夜地干。
也正是在这一年前后，医生在他身上查出了动脉血管硬化、高血压、糖尿病这几样毛病。
党中央对他的身体一直记挂。
查出问题后，几次安排他住院治疗，他都放不下手头的事，一边配合治疗，一边还撑着病体处理工作。
那些年，他硬是把自己当成一台不歇的机器，一直转到了1949年。
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领导机关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对这支队伍来说，进城是去"赶考"，是要交出一份答卷的。
3月25日下午5时，中央领导同志出现在西苑机场，工人、农民、妇女、学生等各界代表一千余人聚在那里，掌声和欢呼声连成一片。
伟人、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一行检阅了部队。
那是任弼时头一回以这样的身份，走进这座即将成为新中国首都的城市。
可也是这一趟，把他的身子彻底拖垮了。
进城之后，任弼时的病情就压不住了。
1949年4月1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开幕。
这是青年工作的一件大事，任弼时作为党的领导人，要代表中共中央到会作政治报告。
开幕当天，伟人还为大会题了词，朱德出席了开幕式，会场里坐满了从各条战线赶来的青年代表。
第二天，4月12日，任弼时作政治报告。
这篇报告篇幅长，分量重，对当时体力已经透支的任弼时来说，是超量的负担。
他讲了头一部分，就开始头晕、心悸、气喘。
台下的同志看出他撑不住，纷纷劝他，建议由别的同志代为宣读后边的稿子。
任弼时无奈，点了头，可他不肯中途退场，坚持坐在主席台上，一直坐到会议结束。
团代会散场之后，任弼时的身体每况愈下。
动脉硬化、糖尿病、脑供血不足，一样接一样地加重。
中央书记处作出了决定：让他放下全部工作，从香山搬到玉泉山，专心治疗休养。
可休养也没能拦住那场意外。
5月4日前后，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周年。
任弼时眼看新中国即将诞生，精神过于兴奋，一连整夜没有休息，血压一下子升了上去，眼底开始出血，一度昏迷。
医生全力抢救，才把他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
【四】开国大典，城楼上少了一个人
1949年10月1日，是写进中国历史的一天。
天还没亮，北京城就醒了。
大街小巷挂满红旗，锣鼓声、歌声搅在一起，从城东响到城西。
上午起，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就源源不断地涌向天安门广场，把整座广场填得满满当当。
下午三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礼炮轰鸣。
伟人站在城楼上，面向广场上三十万军民，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话音落下，广场上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经久不息。
工、农、兵、学、商各界的人群挥着旗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整座广场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
那一刻，广场上的欢呼声顺着风传出去老远，也顺着收音机的喇叭，传进了西郊玉泉山休养所的院子。
任弼时就坐在院子里，守在收音机旁，和夫人陈琮英一起听那场实况广播。
喇叭里，是广场上震天的欢呼，是礼炮的轰鸣，是那句等了二十多年的宣告。
声音一阵高过一阵，任弼时听着，一句话也没多讲，就那么听了一下午。
收音机里的每一声欢呼，都像是敲在他心口上。
而就在同一天，天安门城楼上，那一排领导人的队伍里，没有他的位置。
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四位站在了城楼之上，只有他，被留在了二十公里外的休养所里。
登楼名单早已定好，城楼上的站位也早已排好，那座城楼的最前排，从始至终，都没有给他留出位置。
他多想站到那座城楼上去。
从延安到西柏坡，从西柏坡到北平，他跟着党走了二十多年，等的就是这一天。
论身份，论资历，那座城楼的最前排，本该有他的地方。
可这一天，他被挡在了一座城楼的另一头，只能隔着收音机，听别人替他见证。
后来，有人陆续知道了内情：任弼时这天没能上城楼，不是他自己不想去，也不是谁把他忘了，而是因为一道命令。
一道谁也没法违抗、谁也不忍心违抗的命令，在登楼的名单定下来之前，就把他从城楼上拦了下来。
而当那个午后，天安门广场上的欢呼声顺着收音机传进玉泉山的院子时，没有人会想到，那道关于任弼时能否登上天安门的决定，早已在那缸红鱼游进他窗前之前，就由最上面的人亲口落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