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冯稼时：中美不需要另一个“基辛格”，需要更多具体的合作关系

【编者按】

2026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两国元首半年内完成历史性互访，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即将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将为观察两国元首互动和共识落实提供新的窗口。

当前，中美正在探索新历史阶段的相处之道。元首共识如何转化为具体政策和行动，成为两国关系需要夯实的“地基”；从“5年5万”到“5年10万”，人员往来如何进一步增进理解、深化合作，决定着两国交流的“桥梁”能否越架越宽；面对经贸、人工智能及地缘政治等领域的竞争与分歧，如何让竞争有度、分歧可控，考验着双方能否不断完善风险管控的“护栏”。

此时此刻，探讨这些并不是要推倒过去、另起炉灶，而是在新的竞争与合作环境下，对支撑两国关系运行的共识基础、交流网络和风险管控机制进行修复、补强、扩容和更新。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推出“‘基础设施’重塑：中美跨代际对话2026特别报道”，倾听来自中美两国、不同年龄和不同领域的亲历者、研究者与实践者，共同探讨中美关系的“地基”如何夯实、“桥梁”如何拓宽、“护栏”如何完善。

“我第一次到上海是1978年，当时飞机降落在了一个很小的机场。”10月底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见到斯坦福大学教授冯稼时（Thomas Fingar）的时候，他先讲起了这样一件往事。

冯稼时口中“很小的机场”，是上海虹桥国际机场。1978年，它是上海唯一一座机场，仅拥有一条滑行道和一条跑道，全年旅客吞吐量42.39万人次。近半个世纪过去，如今的虹桥国际机场已是更庞大的虹桥枢纽的一部分；而像冯稼时一样的外国旅客，则更多地降落在比虹桥机场更大的浦东机场。2025年，浦东与虹桥两大机场全年旅客吞吐量超过1.35亿人次，分别位列全国第一和第八。

这48年，也恰逢中国改革开放和综合国力快速增长。冯稼时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改革开放不但让中国实现了经济实力的大幅增长，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通过融入全球秩序，实现出口导向型发展。而这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使中国成为了如今的中国。”他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是中美关系持续发生变化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之一。”

在执教斯坦福大学之前，冯稼时在美国外交系统工作多年，曾担任国务院中国处主任（1986—1989）、负责情报和研究的助理国务卿（2000—2001，2004—2005）、国家情报首席副总监及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2005—2008）等职。这些工作都与中国有密切关系。在近三个半小时的采访中，这位82岁的老人展现出惊人的敏锐、清晰的认知和缜密的逻辑。作为一个经历过冷战的外交官和学者，冯稼时更愿意从历史和现实主义外交的维度作答：他会从1970年代到现在国际格局的变化，分析美国的中国政策如何演变，分析中国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会从中美两国内部环境和对彼此认知的变化，分析中美关系为何面临困难与挑战，中美之间又为何存在共同利益；也会从中美两国人民的个性与共性，解读中美交流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以及交流为何面临阻碍和挑战。

冯稼时 澎湃新闻记者 吴栋 图

“我非常有信心，中美间不会发生战争，我也想不出任何与中国开战的理由。”冯稼时表示，“我们需要建立相应的机制和保障措施，以进一步降低双方出现意料之外或事与愿违的冲突行为的可能性。这包括建立全面的问题解决和争端解决机制，以降低任何单一问题升级或被利用的可能性。”

“这样做符合我们自身的利益。”他说。

还有多少青年研究者“愿意”了解中国

1978年造访上海，是冯稼时作为斯坦福大学代表团成员访华行程的一部分。这个代表团当时受白宫委托与中方沟通、合作克服困难，从侧面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冯稼时不仅主导了谈判过程、签署了合作协议，还参与了对第一批中国学生的面试选拔工作。

这也重新开启了中美间的学术交流。1978年11月12日，新中国第一批赴美留学生来到斯坦福校园，这甚至比中美发表《建交公报》早了一个多月。自那以后，中国赴美留学生数量快速增长，也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留学生来华学习。数据显示，2019—2020学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达到峰值的37万多人，同期美国在华留学生也超过1.1万人。

但受此前疫情和两国关系等影响，这一数字近年快速下降。美国教育协会今年2月发布的《2025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降至265919人，较2024年再降4.1%，已连续第五年下降。中美教育基金会（USCET）2026年3月发布的报告《美国的涉华人才挑战》则显示，目前在中国高校就读的美国学生不足2000人。报告警告称：“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十年内，随着如今的专家退休而没有继任者，美国将面临中国问题专业知识严重短缺的局面。”

伯恩斯此前参加“中美教育基金”相关活动。

曾在拜登政府担任驻华大使的尼古拉斯·伯恩斯在报告发布仪式上说：“解决这一问题是关乎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他警告，照此下去，“10年、15年后的美国驻华大使”将不再拥有像他当年那样的中国人才储备。

冯稼时也坦言，这一问题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不利影响。在他看来，这种局面的出现是政治因素、学术氛围、经济成本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分析道，中美关系在过去一段时间持续走低，两国内部的一些因素对双方交流产生了不利影响。

同时，受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日益边缘化的影响，一些青年学生认为，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做中国研究所需要付出的成本，跟自己未来的事业选择、就业收益并不能完全匹配。“有年轻学生就问过我，‘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学习中文上，而不是学习法语或西班牙语？’”冯稼时表示。

谈到未来的中美研究，冯稼时也不无担忧地对记者表示，在他们这一代研究者退休之后，在中国研究不再像1960、70年代那样受欢迎的背景下，那些“被困在量化范式主导的学术市场、晋升通道狭窄”的青年学者，“还有多少愿意更好地去了解中国？”

“五年5万人”的意义，不在数字本身

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宣布，中方未来5年愿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到2025年底，这一倡议已实施两年多，一批批美国青少年在短期项目中与中国同龄人接触。2025年12月，18所中美中小学签署谅解备忘录，试图把校际交流延伸到长期机制层面。

当地时间2025年12月1日晚，50多名美国师生和家长代表齐聚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不少参与了“5年5万”倡议的美国学生在现场分享中国之旅的趣事。

冯稼时对这一倡议抱有较为审慎的肯定态度。他说，如果真有这么多美国青少年来到中国，哪怕其中只有很小的比例“被中国吸住”，决定“我（对中国）还想知道更多”，“接触本身就会扩大后续愿意深入的人的基数。”

他举了斯坦福北京项目的例子：项目原本要求申请者具备两三年中文基础，后来取消了语言门槛，参与人数大幅上升；在2011年他执教的那一期，约三十名没有中文基础的学生中，有10%到11%决定把中国研究作为学业的一个方向。“对一个只持续一个季度的项目来说，这是相当好的广告。”

但冯稼时很快把话题从“访问”拉回到“能力”。短期的接触和长时间的了解之间，隔着语言、方法、可进入的研究现场和可持续的职业前景。他更看重的不是“多少人来了”，而是“来了之后，有没有一条路让他们把这次经历变成一种可以持续投入的专业身份”。这也是他对“寻找下一个‘基辛格’”式思维的异议所在：中美关系不需要一个被双方最高层认可的“大人物”来一次性重塑，它需要的是尽可能多的、分布在具体领域里的美国人——护士、教师、社会工作者、药理学家、环境工程师——与中国同行围绕一个具体问题建立起有个人职业联系的合作关系。

“不是抽象的‘中美关系’，而是‘我的工作、我的专业’和这段关系有关。”冯稼时表示，当足够多的个人在自己的职业计算中把与中国合作视为有价值的选择时，关系才拥有自下而上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可能不会出现在联合声明里，但它比任何“护栏”都更难被政治风浪整体冲走。

在专访中，冯稼时反复提到一个词：失去的机会。在1978年降落在一座“很小的机场”的年轻学者，在近半个世纪后看到的是：两个国家各自拥有足以让彼此和世界受益的能力，却被一系列由政策、政治和猜疑制造出来的障碍隔开。“我们占世界人口的4.5%，你们占17%。17%很多，但不足以独自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当然也不可能靠4.5%的人解决。”他的方案近乎老派：把所谓的“政治家们”挪开，让两国社会里那些真正要解决问题的人直接打交道，从气候适应、盐渍化、农村健康、机器人应用这些具体而微的议题开始，先做能做成的事，再积累可以推广的经验。他承认这听起来“过于乐观”，但“每一天我们不做这件事，那个池子就更小一点。时间不在我们这边。”

“护栏”既是象征元素，也有现实意义

在谈及中美关系的“护栏”（guardrail）时，冯稼时坦率地告诉记者，自己可能“没有完全理解‘护栏’的含义”，但他认为，在中美关系中，“护栏”这个词可能是一种象征性元素，同时也蕴含某种现实意义，比如“告诉大家我们不是生死搏斗，而是基于某种规则的博弈和竞争。”

“在我看来，‘护栏’是一种规则，是我们彼此互动的方式。‘护栏’可以确立我们交往的规则是什么、博弈的规则是什么。” 冯稼时说道。

中美间需要“护栏”这一说法频繁见诸报端，始于拜登政府时期。2021年7月，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问中国，在天津提出要给中美关系加装“护栏”，以防止和避免冲突。中方之后多次表示，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才是稳定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护栏”。

2024年1月26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曼谷同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会晤。王毅指出，各国都有国家安全关切，但必须正当合理，不能搞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更不能借此遏制打压他国的发展。双方同意就国家安全和经济活动之间的边界进行进一步讨论。

近来，“护栏”在中美关系中有了更清晰的指向领域，比如人工智能、经贸等，但在冯稼时看来，这又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他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表示，两国应该在这个领域设立“护栏”，但人工智能领域的“护栏”可能更多偏向于安全和对相关企业的监管，而中美关系的“护栏”含义有所不同，“首要的是，要让所有人明白，我们之间并非一场你死我活的无休止的战斗。我们可以求同存异。”

当地时间2026年9月20日，何立峰副总理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我觉得中美间最危险的情况，并不是两国会真的兵戎相见。”冯稼时表示，“而是因为第三方的行动、误判或意外而被拖入冲突，因此需要建立相应的机制和保障措施，以进一步降低双方出现意料之外或事与愿违的冲突行为的可能性。”他指出，这包括建立全面的问题解决和争端解决机制，以降低任何单一问题升级或被利用的可能性，“这样做符合我们自身的利益。”

冯稼时列举了一个具体的、低政治门槛的领域：太空合作。他举例说，卫星以每小时两万五千英里的速度运行，一颗气象卫星靠近一颗核指挥控制卫星时，双方目前没有机制在短时间内进行沟通和调整。“你没有很多时间判断，也没有很多时间说‘我们失去了对那颗卫星的控制，它没燃料了，这不是敌意’。”

“美俄之间经过数十年才建立起核设施相互核查和通报的默契，人们认识彼此，能辨认出对方的声音。”冯稼时略显严肃地对记者强调，中美之间需要的是同样的东西：在问题变成政治化议题之前，在操作层面把它处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