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句诗写宋军是逆虏,越南称他民族英雄:同一场仗?两本账怎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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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075年,交趾李朝将领李常杰先发制人,进攻的方向是三个地方:邕州、钦州、廉州。
城破之后不是撤军,是屠杀。
三地共死亡几十万人。这个数在两边的记载里都留着,只是能对上的具体数字只有一个:南宁,五万八千多人被杀。
宋军打回来是1076年的事。那一年越南方面的记载写得很直白:交趾军队对宋军的进入颇为胆惧。带兵的李常杰在军中做了四句诗,为鼓舞士气,抄在军令背面,一路传回后方。
那四句是:南国山河南帝居,截然定分在天书。如何逆虏来侵犯?汝等行看取败虚。
一首四句的诗,怎么就变成了一整场战争的定名。



同一场战争,两边的评价是反的
越南方面把李常杰当成英雄,而且不是后世的说法,是当时的说法。李朝的册文里写:唯公辅君,国家殷富,多历年所,可圣臣遗千古之熙绩也。越南史学家陈仲金的《越南史略》说他具将才,精韬略,北伐宋,南平占,实为我国的一名名将。1971年编成的《越南历史》给得更满,说他的积极自卫的进攻战略体现了民族的这种精神和意志,他是一位民族英雄。
中国方面的记载完全是另一副面孔。郭振铎、张笑梅的《越南通史》说:对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血腥大屠杀,在中越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所仅见。
五万八千多人死在南宁,越南的国史里没有"屠杀"这两个字。同一批人,同一个年份,中越两边写出来的却是两个结论。
一场仗的胜负是明白的,谁打赢了也明白。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赢的一方和输的一方,对同一件事连词都用得不一样。
李常杰不是一开始就是将军。他是寿昌县太和坊一个武将家庭出来的,在李太宗的时候净身做了太监,进宫当卫队。
这个出身在越南的本朝传统里不算光彩。材料里写得很直白:他是靠武力取得权力,也要靠武力巩固权力。
1072年李朝圣宗驾崩,仁宗七岁继位,全部大权集中到李常杰手里。七岁的孩子坐不了朝,重臣们的位置就得有人顶。
顶上去之后他做什么,材料里说得很清楚:主政期间对外扩张非常明显,三次南下攻打占城国。占城和交趾都是宋朝的属国,宋朝对双方苦口婆心地劝导过,李常杰置若罔闻。
对占城的胜利已经不能让他拥有崇高威望,于是有了那句判断:与其坐以待敌,不如率兵出击以挫其锋。这一点,连越南史学界的潘辉黎都承认。



时间顺序被调了一下
1076年7月,中越熙宁战争已经打起来了,越方主动进攻中国之后,宋朝这边决定要打。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次君臣之间的谈话。《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二百七十六记着王安石对宋神宗说的话:若胜,则宋势增,辽夏诸国定生敬畏。
越南史学家潘辉黎在1979年出版的作品里,把这句话的年份调到了战争爆发之前。他要证明的是:宋朝早就有吞并交趾之心,王安石和宋神宗讨论过伐交趾的好处,越方是被迫先发制人。
调一下顺序,性质就变了。
材料里还有另一层,说熙宁变法那几年,王安石和宋神宗并不想对交趾采取战争行为,尽管交趾屡次北上。宋朝在军事上只做些演习,是想震慑住交趾。
真正坚持要打的,是边境上的地方官。雍州的苏缄、刘彝等人上奏朝廷希望主动进攻,这些人大部分都被朝廷罢官。
要打的被罢了官,不想打的最后才出手,而出手的理由被摆到了开战之前。这三件事凑在一起,就是后来两边记述分裂的起点。
同一场战争,凭什么能记成两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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