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凯桓：波兰，现在谁说了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薛凯桓】

总统正在国外访问，总理却在国内搞起了“政变”。

这一幕，不是什么动作电影里的虚构桥段，而是正在波兰真实上演的政坛闹剧。

10月30日傍晚，与图斯克政府立场一致的宪法法院法官一方通过法院官网突然宣布，暂停院长希维恩奇科夫斯基和副院长索哈尼斯基职务一个月，由“资深法官”科尔温·皮奥特罗夫斯卡临时代理；但宪法法院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随即称网站“遭非法接管”，院长仍合法，代理人不具备法官身份。

彼时波兰总统卡罗尔·纳夫罗茨基正在出访塞内加尔，在专机上得知消息后，他立即中断行程掉头返航，并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在这样一个时刻，总统必须留在波兰。”10月31日凌晨，纳夫罗茨基出现在宪法法院大楼外，在人群的欢呼声中强行穿过警方警戒线进入大楼。他在楼内一直待到凌晨四点，与在场法官发生激烈争执。

总理图斯克方面则寸步不让。他在社交平台上回应称：在经历了多年的“法律失序”之后，恢复法治是一个艰难甚至痛苦的过程，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没有其他道路”。

波兰这场“政变”的抽象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一如当年韩国尹锡悦那场数小时即告流产的戒严风波。深夜行动、机构对峙、社交媒体隔空宣战等要素全部拉满，只差没有军队开进华沙。

这场危机的根源何在？以及它可能将波兰带向何方？

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资料图）

宪政危机

首先，这场“政变”闹剧究竟是谁之过？在图斯克政府的叙事里，“这场危机本可以避免”，即前提是波兰总统不去干预宪法法院的法官任命。而在总统纳夫罗茨基与右翼反对派看来，恰恰是图斯克阵营以非法手段强夺宪法机构，才把国家推向宪政危机。

波兰宪法法院（TrybunałKonstytucyjny）在波兰政治中有极为超然的地位。它由议会选举产生的15名法官组成，任期9年，是波兰最高级别的违宪审查机关。议会通过的法律、政府颁布的法规，只要被它认定违宪，即告失效，其裁决为终审，不可上诉。

因此，这是一家能对议会立法和政府施政行使“最终否决权”的机构，执政党想推行的改革、在野党想阻击的议程，最终都可能要过它这一关。谁掌握了宪法法院的多数，谁就掌握了一把能随时卡住对方咽喉的钥匙。也正是因为其重要性，波兰的党派斗争历来离不开宪法法院这个“主战场”。

2015年，预感到即将败选的波兰公民纲领党执政联盟，在议会任期尾声抢选了5名宪法法院法官，而其中3人的任期要到新一届议会、也就是新政府上台之后才开始。这等于提前替未来的执政者占好了位置，这3名法官后来被称为“替补法官”。

当年12月，法律与公正党上台后，立即宣布这批任命非法，并以极快的速度赶在这5名法官的资格问题被宪法法院审议之前，选出了属于自己的5名法官。宪法法院在随后的裁决中只承认公民纲领党任命5人中的2人，拒绝承认那3名“替补法官”。但对立双方都只认自家推出的5名法官是合法的，同时质疑宪法法院自身裁决的效力。

此后多年，法律与公正党逐步在波兰宪法法院内构筑起自己的法官多数，把它变成了推行自身议程的工具。最典型的例子是2020年10月22日的裁决，法院判定以胎儿存在严重缺陷为由的堕胎违宪，在波兰全国引爆大规模抗议。

2022年，法律与公正党将斯文奇科夫斯基送入宪法法院；2024年12月，他又被任命为院长。此人曾任波兰司法部副部长，是时任司法部长兹比格涅夫·焦布罗（如今正因官司缠身躲在美国）的亲信。因为身高两米、体格魁梧、作风强硬，他得了一个“哥斯拉”的外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法律与公正党为“万一失去政权”预备的看守人，只要他和法官多数还在，波兰议会通过的任何法律都可能被堵死在宪法法院。

2023年议会选举、波兰政权更迭（法律与公正党下台不再执掌政府）后，但法律与公正党保住了对宪法法院的控制权，这让该党在野期间，仍能持续利用宪法法院的职权阻挠总理唐纳德·图斯克政府的部分决策。

但这种利用宪法法院的权力给政府使绊子的做法，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2025年，法院5名法官的9年任期届满，今年，又有3名法官任期结束，新法官由议会选举产生，如此一来，图斯克领导的执政联盟本可获得宪法法院15个席位中的8席，也就是多数席位，从而改选法院院长、将法院从法律与公正党的手中“夺回来”。

波兰总理图斯克（资料图）

出身于法律与公正党的总统纳夫罗茨基则竭力阻止这一情况发生，并利用上了“法律武器”。在波兰宪法中，有一句措辞含糊的规定：宪法法院法官须“在总统面前”宣誓。这是一个相当具有古意但又模糊不清的法律表述，波兰法学界对此历来解释不一。

纳夫罗茨基选择按字面理解，即法官必须在总统本人在场的情况下宣誓，图斯克政府则更愿意作宽泛解释，认为总统只需被及时告知任命即可，监誓纯属礼仪性程序。为强化己方立场，图斯克政府还专门求助于欧洲委员会的威尼斯委员会（即所谓“欧洲法律民主委员会”）。10月9日，该委员会给出意见，认为总统在法官任命中的角色纯属礼仪性质，不应以此阻挠当选法官宣誓。尽管该意见并无法律约束力，却给了图斯克政府采取行动的底气。

波兰历史上，确实从未出现过国家元首拒绝为法官监誓的先例，纳夫罗茨基是此举的第一人，两年间，他仅同意为3名法官监誓。图斯克政府因此认为，他此举的算盘是既让法院维持法定人数得以运转，又把多数席位继续留在右翼阵营手中，纳夫罗茨基本人则坚称，他是在捍卫宪法规定的程序。

作为回应，图斯克政府在众议院组织了法官宣誓仪式，全程没有总统参与。结果就是，这5名宪法法院法官的职权得到图斯克认可，却遭到右翼反对派与总统的否认。其中一名法官马切伊·贝雷克近期曾试图进入工作场所但遭到法院院长的阻拦。按照贝雷克的说法，院长斯文奇科夫斯基亲自堵在门口，不让新任法官进入审判庭。

诸如此类，纳夫罗茨基和右翼反对派长期拒绝为图斯克一派的法官监誓，拒绝为其履职赋予合法性和进入法院工作，法官也因此无法在工作时形成对图斯克政府有利的多数。

也正是这一系列事件，导致图斯克政府通过重掌宪法法院、摆脱总统和右翼反对派的尝试没有成功。图斯克政府为此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焦头烂额，并采取了诸多行动，比如试图争取前政府任命的法官、凑齐法定人数，但均未取得成功，于是图斯克方面转向了强硬方案，也就有了本次波兰“政变”的闹剧。

10月30日周五深夜，7名新当选的宪法法院法官在波兰警方协助下进入办公场所，随后宣布暂停法院院长博格丹·斯文奇科夫斯基与副院长巴托洛梅·索汉斯基的职务。图斯克政府在程序非法的情况下宣布，法院新任院长由司法资历最深的法官，安娜·科尔温·皮奥特罗夫斯卡担任（因为图斯克政府并不具备召开正式庭审的法定人数）。

这一决定的依据是图斯克一派的法官们援引了《波兰普通法院组织法》第130条，该条款允许在以下情形中将法官临时停职（最长1个月）：“鉴于法官行为的性质、法院声誉或重大公务利益，要求立即暂停其履行职务”。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临时停职”最长1个月，以便执法机构展开调查并提起诉讼。

斯文奇科夫斯基及其副手被指控的违法行为，是拒绝新任法官履职（即那些未经总统监誓、程序存疑的法官），以及阻挠法院下一年度预算通过。“多年来，宪法法院几乎处于停摆状态；而近期，由于宪法法院彻底无法运作，我们正面临对法治基本原则的公然践踏。”新任法院院长科尔温·皮奥特罗夫斯卡如此解释“指控理由”。

这些说法一出，自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因为图斯克一派此次停职宪法法院院长、副院长援引的是《普通法院组织法》的条款，而该条款原本并不适用于宪法法院法官。虽然从形式上看，图斯克政府与当晚的行动并无直接关系，所有行动都是以法院法官的名义实施的。但图斯克政府此前以存疑程序为法官监誓、警方又站在自行宣布成立的新班子一边协助其进入大楼，图斯克本人后来也公开声明间接承认自己一方与“政变”的联系，这就算是承认了图斯克政府对此的默许甚至支持。也因此，总统纳夫罗茨基有了底气，将图斯克一派的行为指责为政变。

孤注一掷

宪法法院领导层变更的消息一经宣布，大楼外便聚集了大批右翼抗议者。在抗议者看来，夺取宪法法院控制权是图斯克发动政变的第一步。许多人认为，下一步就是罢免总统纳夫罗茨基，极右翼政党“波兰王冠联盟”领导人格热戈日·布朗就持此观点，他声称掌握了落入自己手中的图斯克政府的秘密文件。情绪激动的抗议者甚至用角磨机锯断了法院大门的铁链。

而紧急返回华沙的总统纳夫罗茨基，则在深夜进入了宪法法院大楼。在此之前，总统与斯文奇科夫斯基、波兰最高法院院长兹比格涅夫·卡宾斯基举行了磋商。磋商结束后，纳夫罗茨基前往与科尔温·皮奥特罗夫斯卡等人谈判。进入法院大楼后，纳夫罗茨基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他对着科尔温·皮奥特罗夫斯卡怒斥，称其为“冒牌货”。纳夫罗茨基还宣布召开“议会各党派紧急磋商，以稳定政治局势、恢复宪法秩序”。

此类磋商能否找到妥协方案，帮助波兰走出宪政危机？恐怕很难。毕竟从逻辑上讲，任何走出危机的方案，都必然要求总统停止阻挠图斯克政府任命的法官宣誓。而这意味着，纳夫罗茨基必须将宪法法院的控制权拱手让给图斯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关键点：图斯克政府援引《普通法院组织法》对宪法法院院长斯文奇科夫斯基的停职有效期仅为1个月。这给了总统一派拖延时间的理由。但图斯克政府大概率会利用这一个月对斯文奇科夫斯基提起诉讼。

而且指控很可能不止阻挠宪法法院运作这一项。最受关注的是涉及斯文奇科夫斯基此前担任总检察院第一副院长期间的“卖国”行为。图斯克政府一向指控斯文奇科夫斯基与所谓的“飞马软件事件”（指法律与公正党执政期间，波兰安全部门用“司法基金”购入以色列“飞马”间谍软件、监控数百名反对派人士的丑闻。斯文奇科夫斯基被指控违规调取并复制了其中针对反对派律师吉尔蒂赫的监听材料）脱不开干系。

临时停职斯文奇科夫斯基并剥夺其豁免权，可以打开窗口期并彻查“飞马软件事件”，这对图斯克政府而言将是“重大胜利”。因此图斯克也没有理由与纳夫罗茨基寻求妥协。

也因此，近期波兰的政治与宪法危机很可能将持续升级，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两个版本的宪法法院，双方甚至可能同时作出互不被对方承认的裁决，而由于两个版本的法院都不具备法定人数，所有裁决的效力整体上都将存疑。

在波兰宪法法院门外抗议的人群外媒图片或视频截图

源头在何处？

这场危机的源头不止一个。

第一个是波兰深厚的“政变传统”。早在波兰第一共和国时期，贵族阶层便握有一项世界政治史上罕见的特权——“罗科什”（rokosz），即当由贵族选举产生的国王被认为违背誓约时，贵族有权正式起兵反抗。这项权利本意被设计为约束王权的工具，但实际上却是波兰政治史上无休止内斗的最大源头，极大地加速了波兰国家的崩溃和遭外部势力瓜分的进程。

重获独立之后，波兰的精英阶层也并未吸取教训。1926年，约瑟夫·毕苏斯基发动“五月政变”，以军事手段推翻政府、逼退总统，建立起名为“萨纳齐亚”（Sanacja，意为“整肃”）的极端意识形态政权。也正是因为这些“优良传统”，“以非常手段解决政治僵局”在波兰几乎深入当权者的内心，也因此直接带来了今日的混乱局面。

第二个源头则来自制度本身。波兰实行半总统制，总理由议会多数产生、执掌行政，总统由全民直选、握有立法否决权（议会须以五分之三多数才能推翻），两者各有独立的合法性来源。当总统与总理同属一个阵营时，这套体制能顺畅运转。而一旦分属对立党派，便会陷入“左右共治”，总统可以否决政府的法案，政府也可以架空总统的议程，双方都没有足够的授权独自主导全局。

而且波兰宪法对总统、总理二者权责的划分存在大量模糊地带。此次危机的导火索：法官须“在总统面前”宣誓就是这种模糊性的体现。模糊的表述能让总统认为自己拥有一票否决的权力，而总理也能认为总统拒绝监誓不符合“纯属礼仪的程序”，于是双方各自宣布了有利于自己的答案，争执由此爆发。

至于到底谁是谁非，没有确定的答案。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纳夫罗茨基长期阻挠法官任命的做法确实近乎“钻空子”，把法律条文的字面意义咬文嚼字到极致，以达到拖延与固守的目的。但这种手段名义上停留在程序正义的范畴之内，而在西式民主的政治伦理中，这一点非常得道义分。

反观图斯克一方，试图强行夺权的行动毫无法律依据可言，援引的法条本就不适用于宪法法院，相关人事任免也不具备法定人数的前提，执行过程又依赖警方的强制力量。这与韩国尹锡悦的戒严闹剧在结构上如出一辙，都在实质上绕开了法律为官员职权设定的全部前提。而在西式民主国家的政治语境里，一个政府以强制手段接管司法机构、进而被反对派指控意图推翻民选总统，几乎必然被解读为滑向“极权主义”的信号。这意味着无论图斯克的主观动机是否真是“恢复法治”，他都已在道义竞争中丢掉了不少分数。

目前看来，纳夫罗茨基似乎是局势的受益者和更主动的一方，政变事件迫使所有波兰右翼政党放下分歧、一致行动，同时也确立了总统的领导地位。而对图斯克而言，当前局势风险极高。其政府内的其他政党并未急于表态支持他，更有传言称就连图斯克所在政党内部，也有人不认同其举动。对图斯克而言，这似乎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局。而这，将成为推动波兰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又一个因素。

解决当前困境的办法，或许是彻底重组波兰宪法法院，并建立一套新的法官遴选制度。然而，这种方案并不符合纳夫罗茨基或图斯克的意愿。双方对宪法法院的控制权志在必得，不容许任何一方做出让步。因此，正如前文所说，这场危机很可能会加深。

毕苏斯基的政变过去了一百年，波兰似乎仍在用同样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即当制度无法裁决胜负时，就由胜负来裁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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