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死对头”，走了

近日，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阿尔文·K.赫勒斯坦去世，享年92岁。

在近三十年的联邦法官生涯中，赫勒斯坦审理过一系列备受关注的案件，包括“9·11”恐怖袭击引发的大规模民事诉讼、美国军方虐待被拘押人员的照片公开争议，以及特朗普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因准备出版批评特朗普的书籍而遭重新收监的案件。职业生涯最后几年，他又因多次拒绝特朗普将纽约州“封口费”刑事案件移送联邦法院的请求，与总统发生了持续数年的法律交锋。直至去世前，他仍在主持遭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所涉的联邦刑事案件。

赫勒斯坦与特朗普的交锋，表面上是一起刑事案件应当由州法院还是联邦法院审理的问题，背后则涉及美国总统权力的法律边界。特朗普试图依据联邦官员移送制度，并援引联邦最高法院关于总统刑事豁免权的裁决，将纽约州“封口费”案件转入联邦法院，为推翻原有定罪争取新的法律途径。赫勒斯坦则认为，相关指控主要涉及特朗普的个人行为，而非履行总统职责的行为；即使部分行为发生在总统任期内，也不意味着这些行为自然受到总统职务权力的保护。

双方冲突的关键是总统身份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普通刑事案件的司法处理方式。这场持续数年的法律交锋，也成为观察美国总统权力、联邦与州司法权限以及司法审查之间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

美国媒体相关报道截图

冲突起源

赫勒斯坦与特朗普冲突的起点是一笔13万美元的付款。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向成人电影演员斯托米·丹尼尔斯（Stormy Daniels）支付13万美元，以阻止其公开有关与特朗普关系的消息。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科恩获得报销，相关款项被记为律师服务费。

检方指控的核心是通过虚假商业记录掩盖相关款项，并以意图实施或掩盖另一项犯罪的目的构成一级商业记录造假罪。特朗普认为相关行为发生在自己担任总统期间，案件涉及联邦选举事务，应当由联邦法院审理。2023年5月，特朗普依据联邦官员案件移送制度，将案件从纽约州法院移送至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

2023年7月，赫勒斯坦将案件发回纽约州法院。他强调特朗普向科恩支付私人事务款项、处理与丹尼尔斯有关的个人事务，以及通过商业记录掩盖相关款项用途，都不属于总统履行宪法职责的行为。即使这些事情发生在总统任期内，也不能因此转化为总统职务行为。

对于联邦选举法优先适用的主张，赫勒斯坦同样没有接受。他认为，纽约州有关商业记录造假的法律具有普遍适用性，不能仅仅因为案件具有选举背景，就认定联邦法律已经排除了州法律的管辖。

这一判断针对的是总统身份与具体行为之间的距离。总统就职后仍有私人生活、商业关系和个人政治利益。若只凭行为发生在任期内，就能改变案件管辖，联邦官员履职保护便可能扩展为针对个人事务的特殊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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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交锋

特朗普第一次移送失败后，案件继续在州法院审理。2024年7月1日联邦最高法院在另一宗涉及2020年大选的联邦刑事案件中，确立了总统刑事豁免的分层规则。总统在排他性宪法权限内的行为享有绝对豁免，其他职务行为至少享有推定豁免，私人行为则不享有总统刑事豁免。

所谓推定豁免，是原则上先予保护，除非检方能够证明追诉不会对行政权的正常行使造成干扰风险。这一裁决显著提高了检方追究总统正式职务行为刑事责任的法律门槛，也限制了检方利用受到豁免的正式职务行为作为证明犯罪的证据。

特朗普随即将这一判决引入纽约州“封口费”案件。他认为，原审过程中有关白宫工作人员、总统与司法部长沟通以及本人社交媒体言论的证据，涉及总统履行正式职务的行为，可能受到最高法院新确立的豁免原则保护。如果这些证据不能使用，原有定罪的法律基础就可能受到影响。

据此，特朗普首先向纽约州原审法官申请依据最高法院的新判决撤销定罪。随后特朗普提交第二次移送申请。赫勒斯坦再次拒绝了这一申请，认为没有证明充分理由，最高法院判决也未改变相关付款属于私人行为的结论。

2025年11月，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撤销拒绝决定，要求重新审查，并指出，赫勒斯坦对联邦法院权限的部分分析有误，也没有充分处理新判决对证据保护、移送依据和申请期限的影响。不过，被撤销的是拒绝移送的决定，纽约州的有罪判决并未因此被推翻，上诉法院也没有要求必须接受移送。

2026年8月，赫勒斯坦在上诉法院发回重审后，再次驳回特朗普的移送申请。这是双方持续三年多法律交锋中最重要的最后一次裁定，也是他去世前最受关注的司法决定之一。

这次裁决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

首先，特朗普没有证明逾期申请具有充分理由。赫勒斯坦指出，特朗普在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后，先选择向州法院申请撤销定罪，直到64天后才正式申请逾期移送。律师团队原本可以及时向联邦法院提出申请，却主动选择等待。这属于诉讼策略，不能自动构成突破程序期限的充分理由。

其次，案件所处的阶段已经改变。特朗普第二次尝试移送时尚未量刑，但到赫勒斯坦重新审查时，州法院原审法官已于2025年1月10日判处特朗普无条件释放，即不判处监禁、罚款或缓刑，但保留有罪判决。赫勒斯坦认为，移送制度旨在将符合条件的案件转入联邦法院审理，而本案的审判和量刑均已结束，此时再通过移送另辟联邦上诉通道，缺乏法律授权。特朗普如果认为州法院错误适用了联邦法律，可以通过州级上诉寻求纠正，并在符合条件时申请美国最高法院审查。

最后，赫勒斯坦认定，争议证据所涉及的行为不属于总统职务行为。前白宫通讯主任霍普·希克斯曾就特朗普如何应对丹尼尔斯相关报道做证。特朗普认为，与白宫工作人员的沟通应受豁免保护；赫勒斯坦则指出，这些谈话围绕如何回应私人关系和付款报道展开，与履行总统职责没有充分联系。

对于白宫助理协助处理私人支票的证词，以及特朗普就私人律师和付款安排发表的社交媒体言论，赫勒斯坦也做出了类似判断。他认为总统的社交媒体账号既可以发布正式公务信息，也可以发布个人和政治言论，不能仅凭账号的使用身份判断信息性质，必须结合内容、形式和背景进行分析。

美国总统特朗普 资料图

反特朗普法官？

如果将赫勒斯坦的司法生涯仅仅局限于特朗普案件，很容易把他塑造成一名与特朗普政治立场相对立的法官。不过，回顾赫勒斯坦经手的其他重要案件，这种简单的政治分类并不足以解释其司法实践。

2020年，特朗普前私人律师科恩因准备出版批评特朗普的书籍并接受媒体采访，被联邦监狱管理部门取消居家监禁资格，重新送回监狱。赫勒斯坦审查后认为，政府的做法具有报复性质，侵犯了科恩的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权利，并下令将其恢复居家监禁。

这一案件说明，赫勒斯坦并不会因为相关行动来自联邦行政部门，就放弃对其合法性的审查。

在“9·11”事件的民事诉讼中，赫勒斯坦则主动审查和解安排是否充分保障受害者利益。2010年，他拒绝了一项至少5.75亿美元的赔偿方案，对救援和清理人员所得补偿不足、律师费用过高，以及赔偿规则过于复杂提出疑问。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赫勒斯坦在所有案件中都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或者天然倾向于支持某一类诉讼当事人。事实上，他在阿布格莱布虐囚照片公开争议中，既曾要求国防部提供充分的保密法律依据，也在国会修改相关法律后认可国防部长依法作出的保密认证。

因此，不能简单地将赫勒斯坦概括为一名反政府或者反特朗普法官，他真正坚持的是，任何权力保护都必须建立在明确的法律条件之上，不能因为当事人拥有总统身份，就推定其私人行为也应当获得特殊保护。他在不同案件中对政府行为、当事人权利和法律条件的审查，反映了一种较为积极的司法监督方式，但这种方式同样受到上诉审查的约束。

权力边界

赫勒斯坦与特朗普的法律交锋，最终指向美国宪政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总统的职务身份能够带来哪些特殊法律保护，这些保护又应当由谁来界定？

总统当然拥有重要的行政权力，政府也有责任维护公共安全、执行法律和推进政策。但权力的存在与权力的边界，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法官的职责不是代替总统制定政策，也不是因为政策存在争议就一概阻止政府行动，而是判断具体行为是否符合适用的法律、程序和宪法要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赫勒斯坦与特朗普之间的多次交锋，呈现的是美国总统权力与司法审查之间的制度性张力，而不是一场已有充分证据支持的私人恩怨。

当然，司法审查也不是没有边界。法官必须解释自己的法律推理，接受上诉审查，并在复杂案件中兼顾程序公平与诉讼效率。赫勒斯坦在马杜罗案中的审理进度曾受到质疑，部分法律判断也面临批评。这些问题应当依据具体记录讨论，而不能因为他曾做出不利于特朗普的裁决，就被忽略或预先排除。

赫勒斯坦去世后，他原先主持的马杜罗案已移交另一名联邦法官审理，特朗普“封口费”案件的法律争议也不会因为一名法官离世而自然终结。

随着总统刑事豁免规则的发展，如何区分总统公务与私人行为、如何协调州与联邦司法权限，仍将是美国司法制度需要面对的问题。赫勒斯坦与特朗普之间的“恩怨”，集中暴露了总统权力、行政权限与司法审查之间的边界问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作者：石培培

编辑：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