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梅,今晚我需要你。"
那个69岁的美国老头站在泳池边,月光下他松开了睡袍的系带,那双深蓝色的眼睛直勾勾盯着我,眼神里是赤裸裸的渴望和压抑了很久的欲望。
我的呼吸一瞬间停住了。
三年了,他从没用这种眼神看过我。
这个德州石油大亨,住着两英亩的庄园,手握三家能源公司,平时对我客气疏离,连多看一眼都没有。
而我只是个41岁的离异女人,从河南逃到美国当保姆,背着二十多万的烂账,拼了命地攒钱供女儿读书。
可这个闷热的夏夜,庄园里只剩我们两个人,空气黏腻得像要把人裹住。
他朝我走近一步,身上的古龙水味道扑面而来,混着夜色里泳池的水汽和他身上的热度,让人喘不过气。
他的手抬起来,指尖几乎要碰到我的脸。
"你可以提任何条件,"他的声音低哑道,"任何。梅,今晚我真的需要你陪着我。"
我站在那里,心脏擂鼓一样砰砰跳,全身的血液都在往脑子里涌,手心全是汗。
他的手顺着我的脸滑下来,停在我的肩膀上,隔着薄薄的睡衣,那种炙热让我浑身发颤。
我想到女儿的学费,还有那些追着要债的电话,想到我这三年忍辱负重攒下的每一分钱。
这一刻终究还是来了。
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陪床可以。但你要答应我三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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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梅淑珍,今年41岁,河南新郑人。
这名字是我妈取的,说是希望我能淑女贤惠又珍贵,可命运偏偏跟她开了个玩笑。
我19岁嫁人,嫁给了同村一个叫周建国的男人,那会儿他在镇上的砖厂上班,人长得精神,嘴巴也甜,把我哄得团团转。
婚后第二年我生了女儿小雨,日子虽然不富裕,但也算过得去。
谁知道周建国在女儿五岁那年染上了赌博。
一开始是打麻将输个几百块,后来越陷越深,跟着别人去地下赌场,一晚上能输掉几万。
我劝过,哭过,闹过,甚至跪下来求过他,没用。
那个男人就像着了魔,借高利贷,借网贷,把能借的都借了个遍。
到最后,他欠下了三十多万。
2012年的冬天,周建国失踪了。
留给我的,是一屋子的债主和还在上小学的女儿。
那些人隔三差五就来家里闹,砸东西,泼红漆,恐吓我,说再不还钱就要我好看。
我报过警,警察来了也只能劝说,根本管不了。
我没办法,只能带着女儿连夜逃到郑州,在亲戚家借住了几个月。
为了还债,也为了养活女儿,我开始做家政。
刷马桶,擦地板,洗衣服做饭,什么活都接。
一个月能挣三千多块,省吃俭用存下两千,剩下的给女儿交学费买书。
那几年真的是咬着牙熬过来的。
后来有个姐妹介绍我去上海,说那边有户人家需要住家保姆,工资高,一个月能给七千。
我二话没说就去了。
那户人家姓陆,住在浦东的别墅区,家里有个瘫痪在床的老太太,需要24小时照顾。
我在陆家干了整整七年。
七年里,我学会了怎么给病人翻身按摩,怎么监测血压血糖,怎么做各种适合老年人的营养餐,甚至还跟着医生学了一些基础的护理知识。
陆家老太太对我不错,临终前还给了我五万块钱。
可这笔钱对于我的债务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2017年底,陆家老太太去世后,我又辗转去了几户人家,但总觉得收入不够。
女儿那会儿已经读高一了,成绩很好,老师说按这个势头,考个一本没问题。
可我知道,就算考上了,大学的学费生活费又是一大笔钱。
更要命的是,虽然我跟周建国早就离了婚,但债主还是时不时来找我,威胁我,骚扰我。
我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头发大把大把地掉。
就在我最绝望的时候,一个做家政中介的姐妹给我打了个电话。
她说美国那边有个项目,专门招会护理的保姆,服侍那些有钱的老年人,工资是国内的四倍,一个月能拿两万多人民币。
我当时心动了,但又犹豫。
出国,对我这种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村女人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不会英语,护照都没有,怎么去?
中介姐妹跟我说,不用担心,她们有专门的渠道,可以帮忙办签证,还有两个月的英语培训,教的都是最基础的日常用语和护理词汇。
我在出租屋里算了整整一夜的账。
女儿还有两年高考,高考后要读大学,四年下来至少要二十万。
我手里只有五万块存款。
前夫欠下的三十多万债务,虽然法律上跟我没关系了,但那些债主不管这些,他们只认人。
如果我留在国内,就算拼死拼活干到六十岁,也还不清这些债,也供不起女儿读书。
但如果我去美国,哪怕只干三年,就能挣七十多万。
够还债,够供女儿读书,甚至还能剩下一些养老。
我咬咬牙,拨通了中介姐妹的电话。
"姐,我去。"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白天还在雇主家干活,晚上就去中介那里上英语课。
老师是个年轻的姑娘,教得很耐心,一遍一遍纠正我的发音。
我学得很吃力,毕竟41岁了,记性远不如年轻的时候。
但我逼着自己记,每天睡前都要背几十个单词,早上起来再复习一遍。
我学会了怎么用英语说"早上好""午餐准备好了""该吃药了""血压有点高",还有一些简单的问候和回答。
虽然发音不标准,语法也乱七八糟,但至少能基本交流了。
2018年3月,我终于拿到了签证。
临走前,我把女儿托付给我妈照顾。
女儿抱着我哭,说不想让我走。
我抱着她,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我忍住了,我不能在女儿面前哭。
"小雨,妈妈去美国挣钱,供你读大学。"我摸着女儿的头发,声音尽量平静,"你在家好好学习,听奶奶的话,妈妈很快就回来。"
女儿点点头,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
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破旧的出租屋,拖着行李箱走了出去。
飞机在浦东机场起飞的那一刻,我透过舷窗看着越来越小的城市,心里五味杂陈。
这一去,不知道会遇到什么。
但我没有退路了。
飞机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降落时,已经是当地时间晚上七点。
我拖着行李走出机场,按照中介给的地址,找到了来接我的司机。
那是个墨西哥裔的中年男人,叫杰克,不太爱说话,只是点点头示意我上车。
车子开出机场,驶上高速公路。
窗外是完全陌生的景象,宽阔的道路,密集的车流,远处起伏的山丘和漫天的晚霞。
我紧张得手心冒汗,不知道接下来会面对什么。
车子开了大概一个小时,驶进了一片富人区。
我透过车窗看到一栋栋豪华的别墅,修剪整齐的草坪,还有路边停着的各种豪车。
最后,车子在一扇巨大的铁门前停了下来。
杰克按了门铃,铁门缓缓打开,车子驶进了一条林荫道。
两边是高大的棕榈树,草坪像地毯一样平整,远处能看到一栋白色的三层别墅。
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工作的地方?
车子在别墅门口停下,杰克帮我把行李从后备箱拿下来,然后指了指门口。
"凯瑟琳在里面等你。"他简短地说了一句,然后就开车走了。
我深吸一口气,拖着行李箱走上台阶,按响了门铃。
门很快就开了。
站在门口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白人女人,穿着得体的套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职业化的微笑。
"你就是梅吧?"她用英语问道,语速不快,我能听懂。
"是的,我是梅淑珍。"我有些紧张地回答。
"我是凯瑟琳,这个家的管家。"她打量了我一眼,然后侧身让我进去,"进来吧,我带你去见哈里森先生。"
我拖着行李跟在她身后,走进了这栋豪华的别墅。
客厅大得惊人,水晶吊灯从天花板垂下来,地板是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墙上挂着几幅看起来很贵的油画。
凯瑟琳带我穿过客厅,走进一个宽敞的书房。
书房里摆满了书架,靠窗的位置有一张巨大的红木书桌。
书桌后坐着一个老人。
他头发花白,身材高大,即使坐着也能看出气场强大。
他穿着深灰色的毛衣,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正低头看着什么文件。
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来。
那一刻,我第一次见到了威廉·哈里森。
他有一双深蓝色的眼睛,深邃得像海洋,目光锐利得仿佛能看穿人心。
他打量了我几秒钟,然后放下手中的文件,站了起来。
他比我想象中更高,至少有一米八五,即使已经69岁了,身上还是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
"你就是新来的护理保姆?"他用低沉的声音问道,英语里带着德州口音。
"是的,哈里森先生。"我努力让自己看起来镇定,虽然心里紧张得要命。
他绕过书桌,走到我面前,仔细打量着我。
"中介说你有七年的护理经验?"
"是的,我在上海照顾过一位瘫痪的老太太,照顾了七年,一直到她去世。"
威廉·哈里森点点头,似乎对这个答案还算满意。
"我需要的不是普通的保姆。"他的语气严肃,"我有高血压,糖尿病,膝盖做过手术,需要有人监测我的健康状况,督促我按时服药和做康复训练,同时还要准备符合我健康要求的饮食。你能做到吗?"
"我能。"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转身对凯瑟琳说了几句。
凯瑟琳点点头,然后对我做了个手势。
"跟我来,我带你去你的房间,明天早上七点开始工作。"
我跟着凯瑟琳离开书房,心里松了一口气。
至少,第一关算是过了。
凯瑟琳带我上了二楼,走廊尽头有一个房间,她推开门。
房间不大,但很干净整洁,有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还有独立的卫生间。
窗外能看到花园和泳池,月光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
"这是你的房间,有什么需要的可以随时来找我。"凯瑟琳简短地交代了几句,然后就离开了。
我关上门,一屁股坐在床上,整个人才放松下来。
长途飞行的疲惫,陌生环境的紧张,还有刚才见到威廉·哈里森时的压力,一下子全涌了上来。
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脑子里乱糟糟的。
这个叫威廉·哈里森的老头,看起来不好伺候。
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气势,让人不敢轻易造次。
但我没有选择。
为了女儿,为了还债,我必须在这里好好干下去。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我就起床了。
洗漱完毕,换上中介给准备的工作服,一件简洁的白色衬衫配黑色长裤,看起来专业又得体。
七点整,我敲响了威廉·哈里森的房门。
"进来。"里面传来他低沉的声音。
我推门进去。
房间很大,装修简约却透着奢华,巨大的床铺,宽敞的休息区,还有一个小型的书房角落。
威廉·哈里森已经起床了,穿着深蓝色的晨袍,正坐在窗边的沙发上看报纸。
"早上好,哈里森先生。"我尽量用标准的发音问候。
他抬起头,打量了我一眼,点点头算是回应。
"过来,先给我量血压。"
我走过去,从随身带的护理包里拿出血压计。
这是我来之前特意准备的,里面装着血压计,血糖仪,体温计,还有一些基础的医疗用品。
我熟练地给他戴上血压计,按下开关。
仪器开始工作,数字跳动着,最后显示出结果。
"高压148,低压95。"我皱了皱眉,"有点高了。"
威廉·哈里森不以为意地摆摆手。
"一直都这样,没事。"
"不行,这样长期下去会有危险。"我认真地看着他,"您今天必须按时吃降压药,而且饮食要清淡,不能吃太咸的东西。"
他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些意外,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
"你倒是挺敢说话。"
"哈里森先生,这是我的工作。"我平静地回答,"您雇我来就是为了照顾您的健康,如果我什么都顺着您,那您还不如不请我。"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忽然笑了。
"有意思。"他站起来,走向卫生间,"去准备早餐吧,我要低糖低盐的,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是。"我收好血压计,转身离开房间。
下楼来到厨房,厨师乔治已经在那里准备食材了。
他是个四十多岁的白人男子,体型微胖,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你就是新来的梅?"他友好地跟我打招呼,"凯瑟琳跟我说了,今天开始哈里森先生的饮食由你来负责。"
"是的,麻烦你了。"我礼貌地回应。
"没问题,需要什么尽管说。"乔治很配合。
我在厨房里忙活起来。
根据威廉·哈里森的健康状况,我准备了燕麦粥,水煮蛋白,无糖酸奶,还有一些新鲜的水果。
分量控制得很精确,既要保证营养,又不能摄入过多的糖分和盐分。
八点整,我把早餐端到餐厅。
威廉·哈里森已经坐在那里等着了,旁边放着一份《华尔街日报》。
他看着我端上来的早餐,眉头皱了起来。
"就这些?"语气里明显带着不满。
"是的,根据您的健康状况,这些是最合适的。"我不卑不亢地回答。
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拿起勺子,舀了一勺燕麦粥。
吃了一口,他的表情更不好看了。
"太淡了,一点味道都没有。"
"习惯就好了。"我站在一旁,语气平静,"您的身体需要时间适应,但为了健康,这是必须的。"
他放下勺子,抬头看着我。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梅淑珍,您可以叫我梅。"
接下来的日子,我为了提高英语水平,我每天晚上回到房间后,都会打开手机上的学习软件,背单词,练习听力。
有时候遇到不懂的,我会去问凯瑟琳或者乔治。
他们都很友好,会耐心地教我。
慢慢地,我的英语有了进步。
从一开始只能说简单的单词和短句,到后来能进行基本的对话,虽然还是磕磕绊绊,但至少能表达清楚意思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我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也和威廉·哈里森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默契。
他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来量血压,什么时候该吃药,什么时候该做康复训练。
而我也摸清了他的喜好,知道他喜欢吃什么样的早餐,喜欢怎样的运动强度,甚至知道他什么时候心情不好需要一个人静一静。
三个月后,凯瑟琳找我谈话。
"梅,你做得很好。"她难得露出赞许的表情,"哈里森先生对你的工作很满意,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我心里暗暗高兴,但表面上还是保持平静。
"谢谢,我会继续努力的。"
"还有一件事。"凯瑟琳递给我一个信封,"这是你第一个月的工资,以及奖金。哈里森先生说你表现出色,特意多给了五百美元。"
我接过信封,手都有点颤抖。
打开一看,里面是厚厚的一沓美元。
我快速算了一下,除了两千美元的基本工资,还有五百美元的奖金,一共两千五百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大概是一万七千块。
这比我在国内干三个月还要多。
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晚上回到房间,我给女儿打了视频电话。
屏幕那头,女儿的脸出现了,她长高了一些,脸上还是带着那种青春期特有的青涩。
"妈,你还好吗?"女儿关切地问。
"妈很好,工作挺顺利的。"我笑着说,"小雨,你在家听奶奶的话吗?学习怎么样?"
"嗯,我很乖的,成绩也不错,上次月考排年级前十。"
"真棒!"我由衷地为女儿高兴,"继续努力,妈妈在这边好好挣钱,供你读大学。"
女儿的眼圈红了。
"妈,我想你。"
"妈也想你。"我强忍着眼泪,"但妈妈必须在这里,为了我们的将来,你懂吗?"
女儿点点头,眼泪还是掉了下来。
挂断电话后,我坐在床边,久久无法平静。
我知道自己对女儿亏欠太多,但我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拼命挣钱,才能给她一个更好的未来。
第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这一年里,我没有回过国,连春节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春节那天,威廉·哈里森罕见地让厨师准备了一桌中餐,还特意问我想吃什么。
我说随便,其实心里挺感动的。
吃饭的时候,威廉·哈里森举起酒杯,对我说了句"新年快乐"。
虽然是用英语说的,但我听得出来他是认真的。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个严厉的老头,其实也没那么难相处。
进入第二年,我明显感觉到威廉·哈里森对我的态度有了变化。
他开始记住我做的每一道菜,有时候还会说"这个味道不错"或者"今天的汤很好喝"。
他甚至开始关心我的生活。
有一次,他看到我在休息时间看手机,问我在干什么。
"我在给女儿发信息。"我如实回答。
"你女儿多大了?"
"16岁,在读高中。"
"成绩怎么样?"
"还不错,老师说她有希望考上好大学。"
威廉·哈里森点点头,没再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态度软化了一些。
后来我才慢慢发现,威廉·哈里森其实很孤独。
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卫,在纽约做律师,一个叫约翰,在硅谷搞科技创业。
但这两个儿子常年不回家,逢年过节只是打个电话,问候几句就挂断了。
电话挂断后,威廉·哈里森在书房里坐了很久,一动不动。
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他为什么脾气那么差。
一个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事业上的男人,到老了才发现儿子们跟自己并不亲近,那种孤独感,大概比什么都可怕。
我陪他做完康复训练,他忽然开口问我:
"梅,你有没有后悔过?后悔离开女儿,来这里照顾一个陌生的老头?"
我愣了一下,然后摇摇头。
"不后悔。"我认真地说,"我来这里是为了让女儿过得更好,这是我作为母亲应该做的。"
"你是个好母亲。"威廉·哈里森忽然说了这么一句。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评价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谢谢。"我低声回应。
从那以后,威廉·哈里森开始主动跟我聊天。
第二年的夏天,发生了一件意外。
那天下午特别热,威廉·哈里森说要去泳池边散散步。
我陪着他走到泳池边,他坐在躺椅上,我去拿遮阳伞。
就在我转身的那几秒钟,威廉·哈里森忽然站起来,想要自己去拿什么东西,但刚走两步,整个人就晃了一下,直接倒了下去。
我听到声音,猛地转过头,看到他倒在地上,脸色苍白,额头冒着冷汗。
"哈里森先生!"我扔下手里的伞,冲了过去。
我迅速检查他的状况,脉搏很弱,呼吸急促,这是典型的低血糖症状。
我立刻让园丁马丁去拿糖水和急救箱,自己则把威廉·哈里森扶起来,让他半躺着。
"哈里森先生,您能听到我说话吗?"我拍着他的脸颊。
他的眼皮动了动,勉强睁开眼睛。
"我…我有点晕…"
"您是低血糖了,马上就好。"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镇定。
马丁很快拿来了糖水,我扶着威廉·哈里森,让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喝下去。
几分钟后,他的脸色才慢慢恢复了一些。
"好点了吗?"我紧张地问。
他点点头,声音虚弱。
"好多了…谢谢你,梅。"
我松了一口气,但还是坚持让他在躺椅上多休息一会儿,同时测了血糖和血压,确认数值逐渐恢复正常,这才放心。
当天晚上,凯瑟琳代表威廉·哈里森找到我,递给我一个信封。
"哈里森先生说,今天多亏了你,这是给你的奖金。"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两千美元。
"还有,哈里森先生想跟你说句话。"凯瑟琳带我去了书房。
威廉·哈里森坐在书桌后,脸色已经恢复了,但眼神里多了一丝我从未见过的温柔。
"梅,今天谢谢你。"他认真地看着我,"如果不是你反应及时,我可能就真的出事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平静地说。
"不。"他摇摇头,"你救了我一命,这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
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
"从今天起,你不仅仅是我的保姆,也是我信任的人。"
那一刻,我感觉到我和威廉·哈里森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从那以后,他开始把我当作朋友一样对待。
他会跟我讲更多私密的话题,讲他对两个儿子的失望,讲他离婚后的孤独,讲他对人生的思考。
而我也渐渐放下了最初的戒备,开始真心实意地关心这个老人。
我发现自己对他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情绪。
第二年就这样过去了。
我攒下了不少钱,还清了一部分债务,女儿的高中生活也很顺利。
一切看起来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但我不知道的是,一个更大的秘密和考验,正在等着我。
进入第三年,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件事。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去书房打扫,威廉·哈里森不在,他去花园散步了。
我擦拭书桌的时候,看到桌上摊开着一份文件。
我本不该看的,但那几个英文单词实在太显眼了。
"Pancreatic Cancer"——胰腺癌。
我的手停在半空中,整个人僵住了。
我听到脚步声,赶紧把文件放回原位,假装若无其事地继续打扫。
威廉·哈里森走进书房,看到我,点了点头。
"打扫完了吗?"
"快了。"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
他走到书桌前,看了一眼那份文件,然后随手把它收进抽屉里。
我的心脏狂跳,不知道他有没有察觉到我看过。
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坐下来,开始处理其他文件。
我匆匆打扫完,离开了书房。
回到自己房间,我整个人都瘫软在床上。
威廉·哈里森得了癌症。
这个看起来还很硬朗的老人,实际上已经时日无多。
我忽然明白了很多事情。
难怪他最近瘦了,难怪他吃饭没有以前多,难怪他有时候会一个人坐在书房发呆。
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更加仔细地观察威廉·哈里森。
他确实瘦了,脸颊凹陷下去,眼窝也深了一些。
他的精神状态时好时坏,有时候很有活力,跟平时没什么区别,有时候又会显得特别疲惫,需要休息很长时间。
我想问他,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这毕竟是他的私事,而且他显然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只能默默地更加用心地照顾他,尽量让他吃得好一些,休息得充足一些。
威廉·哈里森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变化。
有一次,他忽然问我:"梅,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我愣了一下,摇摇头。
"没有,我很好。"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笑了笑。
"你撒谎的时候,眼神会飘。"
我的心一紧,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没关系,每个人都有秘密。"他转过头去,语气平淡,"你不想说就不说吧。"
那一刻,我忽然很想告诉他,我知道了他的秘密,我想帮他做点什么。
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或许保持沉默,才是对他最大的尊重。
第三年的春天,威廉·哈里森的一个儿子约翰短暂回家了一趟。
他看起来三十多岁,穿着考究的西装,架着金边眼镜,一副精英人士的模样。
但他对父亲的态度却非常冷淡。
"爸,公司那边的事我已经处理好了,过两天就要回硅谷。"他坐在客厅里,语气公事公办。
"你才刚回来,就要走了?"威廉·哈里森的语气里带着失望。
"我那边有个项目要推进,不能耽误太久。"
"你多久没回家了?"
"去年圣诞节回来过一次。"约翰不耐烦地说。
"那是我七十岁生日,你还记得吗?"
约翰愣了一下,然后有些尴尬。
"对不起爸,我最近真的太忙了。"
"忙。"威廉·哈里森苦笑了一下,"你和你哥都很忙,忙到连父亲都顾不上了。"
"爸,你这话说得我们好像很不孝一样。"约翰的语气有些不悦,"我们也要生活,也要工作,不可能天天陪在你身边。"
"我没要求你们天天陪着我。"威廉·哈里森的声音低沉下去,"我只是希望,你们偶尔能回来看看我,仅此而已。"
气氛一时变得很尴尬。
我端着茶水走进客厅,轻轻放在茶几上,然后准备离开。
"等等。"约翰忽然叫住我。
我停下脚步,转过身。
"你就是那个中国保姆?"他打量着我,眼神里带着审视。
"是的。"我礼貌地回答。
"你在这里多久了?"
"快三年了。"
"三年。"约翰意味深长地重复了一遍,然后看向威廉·哈里森,"爸,你对这个保姆挺信任的啊。"
"梅照顾我很好,我当然信任她。"威廉·哈里森的语气有些不悦。
"我不是这个意思。"约翰压低声音,"爸,你要小心一点,有些人接近你可能别有目的。"
我听懂了他的意思,心里涌起一股怒火。
但我忍住了,没有说话。
威廉·哈里森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
"你什么意思?"
"我只是提醒你,有些人可能是为了你的钱。"约翰直言不讳。
"够了!"威廉·哈里森猛地站起来,"梅在这里照顾我三年,尽心尽力,从来没有提过任何非分的要求!你凭什么这么说她?"
"爸,我这是为了你好。"
"为了我好?"威廉·哈里森冷笑,"你和你哥一年到头见不到几次面,现在回来了,不是关心我的身体,而是怀疑照顾我的人!你到底是为了我好,还是怕我把财产分给外人?"
约翰的脸涨红了。
"爸,你这话太伤人了。"
"伤人?"威廉·哈里森的声音提高了,"你们兄弟俩对我冷漠了这么多年,我有说过伤人的话吗?梅是这个家里唯一真正关心我的人,你明白吗?"
说完,他转身上楼,留下约翰一个人尴尬地站在客厅里。
我也默默离开了。
当天晚上,凯瑟琳告诉我,约翰提前离开了,连再见都没说就走了。
我心里五味杂陈。
威廉·哈里森的话让我感动,但也让我意识到,我和这个家庭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复杂起来。
接下来的几个月,威廉·哈里森的身体越来越差。
他开始频繁地感到疲惫,有时候下午会睡很长时间。
他的食欲也越来越差,我精心准备的饭菜,他常常只吃几口就放下了。
我知道,他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而我,也陷入了一种复杂的情绪中。
我对这个老人产生了真正的感情,不再只是雇主和保姆的关系。
但同时,我也知道,这段关系注定不会长久。
第三年的夏天,那个改变一切的夜晚终于来临了。
那是七月的一个闷热夜晚,洛杉矶的气温高得吓人,即使到了晚上也没有降下来。
庄园里的其他人都休假或者外出了,只剩下我和威廉·哈里森两个人。
我在房间里整理东西,忽然听到楼下传来动静。
我打开门,走到二楼的栏杆边往下看,发现威廉·哈里森穿着睡袍,独自走向后院的泳池。
我有些担心,于是跟了出去。
月光洒在泳池上,波光粼粼。
威廉·哈里森站在泳池边,背对着我,一动不动。
我走过去,轻声问:"哈里森先生,您还好吗?"
他转过身,那双深蓝色的眼睛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深邃。
"梅。"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我睡不着。"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关切地问。
他摇摇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忽然开口:
"梅,今晚我需要你。"
我愣住了,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他朝我走近了一步,月光下他松开了睡袍的系带,那双深蓝色的眼睛直勾勾盯着我,眼神里是赤裸裸的渴望和压抑了很久的欲望。
我的呼吸瞬间停住了。
三年了,他从没用这种眼神看过我。
这个闷热的夏夜,庄园里只剩我们两个人,空气黏腻得像要把人裹住。
他又走近一步,身上的古龙水味道扑面而来,混着夜色里泳池的水汽和他身上的热度,让人喘不过气。
他的手抬起来,指尖几乎要碰到我的脸。
"你可以提任何条件,"他的声音低哑道,"任何。梅,今晚我真的需要你陪着我。"
我站在那里,心脏擂鼓一样砰砰跳,全身的血液都在往脑子里涌,手心全是汗。
他的手顺着我的脸滑下来,停在我的肩膀上,隔着薄薄的睡衣,那种炙热让我浑身发颤。
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
我想到女儿,想到那些还没还清的债务,想到这三年我忍辱负重攒下的每一分钱。
我也想到了那份我偷看过的医疗报告。
威廉·哈里森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了。
这个孤独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要的只是有个人陪伴。
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这一刻终究还是来了。
我知道,这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选择。
我可以拒绝,保持我们之间纯粹的雇佣关系。
但我也可以答应,用这个机会,为自己和女儿争取更多。
我忽然明白,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陪床可以。"我抬起头,直视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但你要答应我三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