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新推出的法官问责《条例》很好，关键在于各级法院落实得如何！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在我国法律界和关心法治进程的人民群众中引发了不小的讨论。《条例》从追责原则、范围、规则到程序，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种敢于“刀刃向内”、用最严格标准规范司法行为的态度，值得我们肯定。

但是，咱们老百姓，尤其是那些亲身经历过不公判决、正在为案件奔走的当事人，终归是要看结果的。再好的“经”，“念歪”了也是白搭。《条例》能不能从“纸面上的法规”变成“落在地上的法规”，能不能真正成为高悬于各级法院审判员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关键还得看落实的如何。

首先，内部监督机制是否能够“真刀真枪”地追责？！

《条例》明确了追责的领导主体是各级法院党组，由督察部门牵头。这就形成了一个以法院内部监督为主导的闭环体系。于是问题就来了——自己人查自己人，就必然会碰到一些“人情关”和“利益关”，特别是一些法院领导插手的“人情案件”和“利益案件”，法院的督察部门敢于出手查处纠错吗?

案件的当事人最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法院认为“家丑不可外扬”，怕的是追责板子高高举起却轻轻落下。一个案件，从一审到二审，甚至再审，如果存在明显的程序违法、证据认定错误甚至枉法裁判，法院在改判纠错的同时，敢不敢同步启动追责程序？督察部门在接到当事人实名举报，线索具体且指向明确时，敢不敢顶住压力一查到底？

别小看这一个“敢”字。我见过和写过太多“错案追究”流于形式的案例了。案件改判纠错了，对当事人来说是迟来的正义；但对造成错案的责任人，往往一句“认识不到位”“能力有欠缺”就轻轻带过，换个岗位“涛声依旧”。这种处理方式，消解的是司法的公信力，透支的是老百姓对法律的信仰。

现在，《条例》说得明明白白，故意和重大过失造成严重后果的要终身追责。所以，各级法院的监督机构能不能借这个东风，公开处理一批典型的错案，动真格地处理一批枉法裁判的法官，让人民群众看到“害群之马”被清除出队伍的真情实况？没有这样的典型案例作为注脚，宣传的调门再高，也难逃“雨过地皮湿”的质疑。

其次，案件评查能不能跳出“内部循环”的窠臼？

《条例》强调“责任与过错相适应”，并区分了违反审判职责与一般办案瑕疵。这番设计的初衷的确很好，既要对错案追责，又要防止“追责”扩大化，免得伤害法官依法办案的积极性。可是，谁来界定“主观故意”“重大过失”以及“一般瑕疵”呢？从过往的经验来分析，很大程度上还是由法院内部的审判委员会、专业法官会议或临时组成的评查小组来认定。

这种“自己人评查自己人”的机制，先天就存在着互相信任、互相体谅、互相包庇的基因。有没有可能，将一些存在重大争议、当事人反响强烈的需要改判纠错的案件，引入外部人士，比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检察官、律师乃至部分理性当事人代表，参与听证或评查过程？至少要让评查的标准、过程和结论，最大程度地向社会公开。如果案件的评查始终在一个“黑箱”里内部操作，那不被追责的所谓“瑕疵”在案件当事人眼中，就可能永远是偏袒和包庇的代名词。

三，如何让当事人相信“内部问责”比“上访”更管用？

老百姓为什么有时候“信访不信法”？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诉讼程序内，当他认为遭遇不公时，缺乏有效、快捷的救济、监督和回应机制。《条例》规定了线索受理和调查程序，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事人的举报能不能顺畅地进入这个程序？会不会被轻易地以“属于对裁判结果不服，请走再审程序”为由挡在门外？

要把当事人从“信访大军”队伍里拉回到法院门前，就得让他们相信，法院内部的“问责”渠道比“上访”更管用。这就需要畅通的反馈通道、规范的受理告知、透明的调查进展和严肃的处理结果回复。当一位当事人发现法官有明显的偏向性言论、违规会见、故意遗漏关键证据等行为时，他投诉后如果能够迅速感知到“有人在管这件事”，并且最终等来一个公正公平的处理结果，他还用风餐露宿地去信访部门排队“上访”吗？

必须要说，《条例》是部好法规，构建了全面的制度框架，传递了从严治理法院、法官的强烈信号，但好的制度需要钢铁般的执行。我们期待最高法和各级法院内部的监督机构，能借《条例》出台的东风，拿出“敢”的勇气和“实”的作为，果断纠正一批错案，严肃处理一批典型的枉法裁判者，用铁案和铁腕来回应公众的期盼。否则，宣传的再起劲，调门起得再高，只要老百姓在具体案件中感受不到那份“刀刃向内”的勇气和决心，看不到“伸手必被捉”的实例，那份积攒的失望就会轻而易举地将精心构筑的公平大坝冲垮。一言以蔽之，把追责板子打得再快一些、更响一些，才是对《条例》最好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