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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张永新:用“笨功夫”走近长征,用“真功夫”拍出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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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正在热播。导演张永新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反复提到一个“真”字。“天下好戏,唯真不破”,这个“真”字正是统领《伟大的长征》创作的核心基础——创作人员要有真诚的态度和真情实感,影像、表演、服化道、摄录美必须真实,最终要让观众看到那个年代的真情。为了逼近这种“真”,主创团队三次重走长征路,用最笨的方法走近长征。从史料的“多”到剧本的“舍”,从重走长征路的“笨”到影像判断的“准”,从全景叙事的“大”到人物细节的“小”,张永新和主创团队下的是笨功夫、真功夫、苦功夫。他说:“长征是史,我们更愿意把长征拍成诗。”


张永新导演在《伟大的长征》拍摄现场。

史料的“多”与剧本的“舍”

先下笨功夫查证,再舍得剪裁

张永新表示,“真”首先要求创作人员有真诚的态度。这部剧有台词的角色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演员扮演领袖、高级指挥员、红军战士。每位演员都阅读了大量所扮演角色的历史资料、回忆录和别人写的文章,交叉印证着看。曹磊从《觉醒年代》的鲁迅转到这次演周恩来,他不止一次拿着笔记找张永新,讲他去淮安、去周恩来同志纪念馆的心得体会,包括看到周恩来故居中枯井以后的感受,和张永新探讨对角色的理解。于和伟为塑造毛泽东瘦了十几斤,拍摄时到监视器前看到桌上的小零食,拿起来又放下。张永新说,他从中看到了一个演员的严格自律,“但做到这一步就够了吗?远远不够。”

史料越多,越考验取舍。在张永新看来,长征最大的难拍在于它没有任何悬疑,一切都在阳光之下。“我们要做的只是按照最真实的路径,把认知用一种情感的方式表现出来”。湘江战役打完,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剩下三万多人,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生命的逝去,剧集不可能面面俱到呈现几万将士的名字和功勋,只能选择重点表达。易荡平政委牺牲前喊出“战友们,我们奔死去,给战友们求活路”,让手下战士带着党旗、军旗先撤,身受重伤的他抓起一把混着硝烟和泥土的炒米吃到嘴里,然后开枪自尽。张永新说,这场戏是对烈士的致敬,也是对“红色是什么颜色”的回答。


易荡平政委牺牲前抓起一把混着硝烟和泥土的炒米吃到嘴里,然后开枪自尽。张永新说,这场戏是对烈士的致敬,也是对“红色是什么颜色”的回答。

编剧的原则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红二十五军的孩子怕军长挨饿,挖了老乡家的洋芋(土豆),最后大家凑份子还。吴焕先和徐海东身上的钱加起来才凑够了十几颗土豆的钱,纸条写着“我们是红军”,盖上戳埋在田间地头,还给老乡。张永新说,这样的细节是查证历史资料时看到的点点滴滴。军委二局(负责情报工作)的工作状态在剧中有大量展现:不管白天黑夜,二局办公地总是把棉被挂在窗户上,一直点着油灯。电池怎么用,没电了怎么办,如何放碱,都是美术部门和导演组查证历史资料找到的答案。张永新说:“这块我们不能乱分寸,必须最大限度逼近我们所掌握的史料。”


剧集采用了版画的形式来集约地整合信息量的同时,也用意象方式来完成视觉呈现。

而为了不让多路红军的叙事显得散漫,剧集采用了版画的形式来集约地整合信息量。版画的粗粝感、造型感也契合长征精神,在叙事主线上无法具体展开某场战斗时,就用版画的意象方式来完成视觉呈现。这是“舍”之后的另一种“得”。

重走长征路的“笨”与影像判断的“准”

脚踩进泥土,镜头才有判断

开拍之前,张永新带着《伟大的长征》主创团队三次重走长征路,就是为了站在今天的视角更进一步接近当年的真实感受。他自己重走的心得体会,有三个词来形容:震撼、心疼、壮美。看到那些红军走过的大山大河,心灵被深深震撼;自己走过、感受过,才知道红军战士是如何用青春、鲜血乃至生命负重前行;回过头来看,无论是站在娄山关山巅还是陕北高原,雄浑壮阔的激情浩然而生。他还记得在湘江战役发生地,有一段路现在还保留得很完好。他穿着旅游鞋走了大约一点五公里,石板路非常硌脚,走完觉得很累。“你可以想象90年前红军穿着草鞋,甚至有的是打着赤脚,是怎样行走在这样的路上的。”


剧集在展现湘江战役时,以红色为主题做了大面积的视觉表达。

这种笨办法换来的,是影像判断的“准”。收尾湘江战役时,剧集以红色为主题做了大面积的视觉表达。战争过后,战马嘶鸣,毛主席和诸位领导人站在湘江边,主色调就是红色的。拍这场戏时,张永新在现场问大家:红色是什么颜色?这话听起来矛盾,红色就是红色,还能是什么颜色?但他说,红色是鲜血的颜色,是生命的底色。湘江战役后,领袖们站在岸边无言以对,当时江水已经是红色的了,还能说什么呢?剧里让毛泽东同志转身走的时候只说了一个字“走”,领导人跟着主席一起往前走。这个“走”字,在过草地快结束时还会出现。张永新说,重走长征路,一是表达创作者对这段历史的敬畏,二是用最笨最朴素的办法,脚踏实地往前走,双脚踩在泥土里,一点点接近那段历史。

“准”还体现在诗意的镜头语言上。娄山关战之前,毛泽东同志做战前动员,那轮月亮如何安放?张永新说,这些特点在《忆秦娥·娄山关》里都能读得懂,“雁叫霜晨月”是什么感觉、“雄关漫道”是什么感觉、“残阳如血”是什么感觉?当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同志一起登上娄山关,烈烈西风中硝烟还没有散尽,领袖站在最高处,眼神里并不仅仅是一场战役胜利后的喜悦,更有对前面凶险的预判。“我相信那一刻,在烈烈风中、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大背景下,领导人的内心世界和我们用镜头语言呈现出来的诗意,是能够和观众同频共振的。”

这种判断不是凭空得来的,是重走长征路、反复读史料和演员一遍遍磨合之后生长出来的。就像曹磊演周恩来和李德拍马灯那场戏,现场拍了六个多小时,一遍一遍体验周恩来少有的生气发火的状态。张永新说,曹磊做了非常精准的诠释;又像于和伟在大雨滂沱中说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也是在一场一场戏里奔赴那种眼神里的力量感。笨功夫下够了,镜头前才有准头。

全景叙事的“大”与人物细节的“小”

时间轴切片撑起结构,小细节注入温度

《伟大的长征》不只呈现了中央红军,还有相当的笔墨描写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还包括抗日先遣队、南方游击队,以及陕北红军,留守苏区的何叔衡、瞿秋白、项英、陈毅等叙事板块。张永新表示,既然要全景式呈现长征,时间轴就是抓手。什么时候写红二、红六军团(红二、红六军团后来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什么时候写陕北红军,都按大的时间轴完成。“此时此刻”这个语境会随着剧情拓展出现很多次——比如过年时,中央红军在猴场,那一刻红二、红六军团在哪里?留守苏区的红军在做什么?陕北红军在做什么?“就像切片一样,一个过年能够看到所有红军将士们都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再比如中秋节时,中央红军已经过了草地,其他红军队伍那时在哪里?每到这样的时间节点,都会呈现中央红军和几个方面军此时此刻在做什么。这是剧本结构上的特色,也是时间轴上的准确实现。

但“大”不会压掉“小”。比如剧中半条被子的戏就拍得十分细腻。三位女红军住的那户人家,床上盖的是草,没有被子,这是当时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写照。女红军走的时候要把整条被子留下,那家大嫂坚决不同意,最后女红军拿出剪刀,把被子剪了一半,缝一缝给孩子盖。张永新说,军民鱼水情不是泛泛概念,“只有红军爱人民,人民能感受到这种深切的爱,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几分钟的戏,是以人代史,注入历史以温度。张永新说,这样一些细节随着情节推进,观众感受到的不是一个又一个概念,而是“活在那个时刻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有精气神的人”。


剧中半条被子的戏拍得十分细腻,张永新说,军民鱼水情不是泛泛概念,“只有红军爱人民,人民能感受到这种深切的爱,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

长征是史,但以张永新为核心的主创团队更愿意把它拍成诗。诗需要有隐喻、关联、象征,这些手法都是中国古典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剧中,防空洞里的小羊、金鱼缸里倒映的字、战场上绽放的鲜花,观众都有各自的解读,张永新认为,这恰恰是影视剧和观众互动最好的过程,“我们静听观众朋友们的想法即可”。

遵义会议是《伟大的长征》的重头戏,拍了整整七天。张永新坦言,当时确实有不少困难,但跟制片人商量后还是下定了决心。剧集播出后,他看到有年轻观众把茶几摆在电视机前,跟随遵义会议剧情拿笔记本做记录,跟着剧中台词说“我反对李德同志的意见”,最后推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时也跟着起身鼓掌,完全把自己带入进去;还有观众说,从来不喜欢看电视剧里的开会,这次竟然喜欢看开会。张永新被年轻朋友的这种观剧方式深深触动:“非常感谢年轻朋友们读懂了红军长征中的遵义会议”。

对张永新来说,主创团队能做的,是把查证史料、重走长征路和一场场拍摄中攒下的功夫都放进影像里,让长征这段“人尽皆知”的历史多一分温度、诗意和精气神,剩下的都交给观众。“如果观众说看了之后相信它、喜欢它,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新京报记者 杨莲洁

编辑 黄嘉龄

校对 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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