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叫陈晓梅，今年四十岁，在县城开了家小广告公司。
昨天夜里下了一场秋雨，今早天刚蒙蒙亮，我就从床上爬起来。后备箱里塞得满满当当：血糖仪、血压计、一箱牛奶、两盒点心、一兜刚出锅的酱肉，还有我妈早起蒸的菜包子。
我要回村。
陈大爷病了。
车过了镇子，路两边的杨树叶子黄了一半，风一吹，哗哗往下掉。我握着方向盘，脑子里全是他。
他今年八十七了。背驼得像张弓，耳朵背，说话要凑到他耳朵边上喊。可我只要一进院子，他准能从藤椅上坐起来，眯着眼笑："梅回来了？"
我这辈子，欠他一句"谢"。
这一句，我在心里念了三十多年。
我儿子今年上高中，有时候跟我顶嘴，说我对陈大爷比对亲爹还上心。
我不跟他吵。
他没见过一九八五年那个冬天，他自然不懂。
这笔账，得从一九八五年那个冬天说起。
一九八五年农历十月，我哥陈晓东刚满月。
三十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爷爷把亲戚邻里都喊到了家里，要分家。
奶奶走得早，爷爷一个人拉扯三个儿子。我父亲是老大，下面两个叔叔。家里就三间瓦房，除了锅碗瓢盆，就是几条破板凳。
爷爷的意思很明白：老大成家了，得出去单过，好给两个小儿子腾地方、攒彩礼。
分家那天，亲戚们你一言我一语。三间瓦房，两个小儿子一人一间半，这是定好的。
轮到我父亲，爷爷叹了口气，把他叫到一边，塞给他一张纸条。
那是村头一间旧屋的钥匙。
那间屋原先是个磨房，年久失修，半面墙裂着缝，屋顶的瓦缺了一大片。爷爷说，屋里还能值点钱的，就是三百八十块碎瓦，其中一半是半截的、碎的。
我父亲站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他是老大。他不能争。
他要是争了，两个叔叔的婚事就得黄。在那个年月，一个男人娶不上媳妇，是要被人戳一辈子脊梁骨的。
我父亲认了。
他从爷爷手里接过那张纸条，手是抖的。
我妈那会儿才二十二岁，抱着刚满月的我哥，坐在门槛上，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不敢掉下来。
分完家，父亲拿着那张纸条，一个人走到村头。
那间旧屋就在那儿蹲着，像一只受了伤的老狗。门一推，吱呀一声，地上一层灰，房梁上挂着蜘蛛网。
十一月的天，风已经跟刀子似的。
父亲在那间屋前转了一圈又一圈。他蹲下来，抱着头。
他想搭个窝棚。
可那是冬天。他媳妇才出月子，他儿子才满月。
他蹲在那儿，肩膀一抽一抽的。
他后来跟我说，那天他真想一头撞死在那间屋的土墙上。
不是因为穷。
是因为他媳妇刚出月子，他儿子才满月，他当男人的，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
他蹲在那儿，听见自己肚子咕咕叫，一天没吃东西了。
风卷着碎草叶，打在他脸上。
就是这时候，陈大爷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了。
陈大爷大号陈德厚，住我家对门。他比我父亲大十五岁，黑脸膛，个子不高，膀子宽，村里有名的热心肠。
他远远看见我父亲蹲在旧屋前，就走了过来。
"大山，蹲这儿干啥呢？"
我父亲抬起头，嘴张了张，没说出话。
陈大爷一看那间屋，又看我父亲手里攥着的纸条，什么都明白了。
他没多问，把锄头往墙根一靠，蹲下来，从兜里摸出烟袋，卷了一根，递给我父亲。
两个人蹲在那儿，抽了半根烟。
陈大爷说："走，上我家去。"
我父亲摇头："德厚哥，不去了，我这就搭棚。"
陈大爷把烟袋往鞋底一磕，站了起来。
"你搭个屁棚。"他声音不高，"你媳妇刚出月子，你儿子才满月。你搭个棚，睡进去，三天就得冻出人命。"
我父亲低着头，不说话。
陈大爷看了他半天，转身就往家走。走了两步，回头："跟我来。"
那天晚上，陈大娘把自家灶屋腾了出来。
灶屋就是厨房，一间半，进门是灶台，里间搭了个小铺。陈大爷自己动手，用木棍和高粱秆，在灶屋西边隔出一小间，又砌了个小灶台。
他一边砌，一边跟我父亲说："这边我们做饭，那边你们做饭。锅是我家多出来的，先拿去用。"
我父亲站在那儿，眼泪到底没忍住，吧嗒吧嗒往下掉。
"德厚哥，我……"
陈大爷摆摆手："别说了。人这一辈子，谁没有个坎儿。你个子高，有力气，好好干，日子不愁过不好。"
我们娘仨，就这么搬进了陈大爷家的灶屋。
那是一九八五年的冬天。
陈大爷家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一家七口，挤在三间瓦房里。我们家三口，挤在灶屋里间。
白天，我母亲抱着我哥，在灶台边烧火。夜里，灶屋里烧着柴，倒是不冷。
可我母亲总觉得不好意思。
她跟我说过，那时候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把灶屋扫得干干净净，把陈大爷一家的早饭也顺手做了。
陈大娘看她拘谨，就拉着她的手说："他婶子，你别见外。你住一天，是客人；住一年，是自家人。"
父亲天不亮就下地。
母亲背着我哥，一手提着饭盒，送到地头。两个人坐在田埂上，就着冷风，把饭吃了。
吃完饭，换父亲背着我哥，母亲下地。
陈大娘有一回从地头路过，看见他俩轮换着背孩子，回家拿了柳树枝，编了个筐。
那筐不大不小，刚能把我哥装进去。
从那以后，母亲下地，就把我哥搁在筐里，搁在田埂上。孩子哭了，她跑过来喂奶。不哭，就让他自己躺在那儿看天。
我哥后来常说，他这一辈子最早的记忆，就是躺在柳筐里，头顶上是蓝得发黑的天。
我母亲说，那六年，她最怕的不是穷，是欠。
欠了陈大爷家的，这辈子还不清。
所以她拼了命地干活。白天在陈大爷家地里，晚上回来，还要给陈大爷一家缝补衣裳。
陈大娘劝她歇歇，她总说："婶子，我多干点，心里踏实。"
那六年，陈大爷一家没跟我们家红过一次脸。
有一回半夜，我哥发烧，烧得浑身滚烫。母亲急得直哭，抱着他就往陈大爷家拍门。
陈大爷披着衣裳起来，二话没说，套上架子车，拉着我母亲和我哥，摸黑赶了八里地，到镇上的卫生所。
大夫说，来得再晚一点，孩子就得抽风。
那一夜，陈大爷蹲在卫生所门口，一直守到天亮。
天亮了，我哥退烧了，他才拉着架子车，一步一步走回家。
到家，陈大娘已经熬好了姜汤。陈大爷喝了一碗，靠在门框上，眯了一会儿。
那一年，他五十岁，头发还没白。
住了大半年，父亲跟着村里人，学起了泥水匠。
村里有盖房的，他就去帮忙，管饭，一天还能挣两块钱。
他个子高，力气大，人又实在，砌出来的墙，直。
慢慢地，找他盖房的人越来越多。
一九八六年，我出生了。
我就生在那间灶屋里。
接生的是村里的老娘婆。我落地的时候，陈大娘守在门口，听见我哭，笑出了声。她回家煮了二十个鸡蛋，端过来，搁在我母亲枕头边。
陈大爷给我起了个小名，叫"小梅"。他说，腊月生的，像棵雪里的小梅。
我父亲攥着陈大爷的手，说："德厚哥，这情分，我记一辈子。"
陈大爷说："记啥。子住我家，我家的氛围都不一样了，热闹。"
你妹
一九八七年，父亲手里攒了点钱，开始盖自家的房。
村里都是瓦房，可母亲说，瓦房要买瓦，贵。预制板便宜，盖平房。
三间平房，破土的时候，陈大爷亲自来帮工。他懂木工，房梁是他扶着上的。
房子盖了三个月。
上梁那天，陈大爷放了一挂鞭炮。他拍着我父亲的肩膀说："大山，你这家，算是立起来了。"
平房盖好，没刷大白，院墙也没垒，门楼也没有。父亲说，先搬过来，以后慢慢添。
可搬过来那天，父亲做了一件事。
他把西屋收拾出来，盘了炕，摆了两张床。
他跟陈大爷说："德厚哥，你家五个孩子，挤得慌。西屋空着，你让孩子们搬过来住。"
陈大爷一开始不肯。
父亲说："你要是不搬，我就搬回你灶屋去。"
陈大爷笑了，骂了一句："你这个大山。"
就这么着，陈大爷家的三个小的，搬来跟我们一起住。
这一住，又是好几年。
我小时候的记忆，就是胡同里疯跑。
陈大爷家的几个孩子，我哥，我，加上邻居家的，七八个，天天在一块儿。
秋天，我们去地里捡花生。冬天，我们在胡同里滚铁环。
陈大爷有时候站在门口看我们，喊："梅丫头，别跑摔了！"
我那时候小，不懂事。我以为，天底下的大爷都是这样的。
后来我才知道，不是。
有一年秋天，我在地里跑，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血珠子直冒。
我哭着跑回家。我妈在地里，家里没人。
陈大爷听见我哭，从院子里赶过来，一把抱起我，放在门槛上。他回屋翻出半瓶碘酒，给我擦。
碘酒蛰得疼，我哭得更大声。
他一边擦一边哄："梅丫头不哭，大爷给你变个戏法。"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糖，剥了纸，塞进我嘴里。
那块糖真甜。
甜得我到现在还记得。
后来我才知道，那块糖，是他家攒着，准备过年用的。
还有一年冬天，陈大爷家的老二陈强，偷了父亲一支钢笔。
那支钢笔是父亲盖房挣的第一笔钱买的，贵得很。
陈强用完了，不敢承认，就把钢笔埋进了院子里的土堆。
父亲找了三天没找着。
陈大爷知道后，抄起扫帚就要打。父亲拦住他："哥，一支笔，算了。"
陈大爷说："不行，孩子得有规矩。"
他把陈强叫到院子里，罚他跪着，自己蹲在旁边，讲了一下午的理。
讲到最后，陈强哭着把钢笔刨出来，洗干净，双手还给我父亲。
父亲说，陈大爷这一辈子，最看重两样东西：一个是庄稼，一个是孩子。
哪个都不能糟践。
我十二岁那年，陈大爷的小儿子陈刚，初中毕业，跟着三叔去市里做生意。
陈大爷和陈大娘商量了一冬天，开春，也跟着去了市里。
他们在市里开了个早餐店，卖胡辣汤、油条、水煎包。
临走前，陈大娘把五个孩子托付给我母亲。
她说："他婶子，孩子都在读书，大的读初三，小的读四年级，都懂事。你帮我看着，一天三顿饭，洗洗衣服，就中。"
陈大爷拉着我父亲说："我家八亩多地，你们两口子也种了。收的粮食，不说钱，我这五个孩子，恐怕还不够吃。"
我父亲点头："哥，你放心。"
就这么着，父母种着自家五亩多地，又种着陈大爷家八亩多地。
我们七个孩子，一张桌子上吃饭。
我妈蒸的馒头，一锅能蒸二十个。
我记忆里，那些年的饭桌上，永远是吵吵嚷嚷的。
陈大爷家的老大，后来考上了大学。老二老三，考上了师范。老四学了修车。老五，就是陈刚，在店里帮忙。
我哥，后来考学去了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