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链”限速后，美国军工复合体露出獠牙

不久前，在俄乌冲突中，乌克兰前线的无人机操作员发现屏幕上实时回传的画面开始频繁卡顿、中断。当无人机时速超过160公里时，卫星链接彻底消失。对此，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雷斯特诺夫表示：“我确信，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对‘星链’终端实施了限速。”总统泽连斯基称，这并非普遍的技术问题，而是一项只针对乌克兰的行动，乌方已掌握并留存相应证据。

此事一出，立即在国际社会引发关注，并引起美国政界和民间的激烈反弹。SpaceX公司总裁马斯克与美国政府互相“甩锅”。10月24日，乌克兰国防部长赫马拉表示，乌克兰使用的“星链”系统基本恢复正常。

值得关注的是，一家民营高科技公司竟能如此深度地卷入国家政治、军事、外交事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美国，能够发挥如此重要作用的绝非仅有SpaceX公司，其背后是一个更庞大的存在：军工复合体。

一

“军工复合体”概念首次正式出现并进入美国政治，始于1961年卸任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告别演讲。而在此前，军工复合体就已经存在并发挥作用。一战、二战期间，随着美国工业生产的爆发，军工生产、军事科研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团体、舆论机构等就已经形成紧密联系、休戚与共的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力。

为此，艾森豪威尔在告别演讲中发出警告。他提出军工复合体是在军事与工商业、军事与科学技术精英中存在的利益共同体，具有不顾美国人民意愿、支配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倾向，“必须警惕‘军工复合体’有意或无意地在政府各部门中获取不应有的影响力”。

从此，“军工复合体”的概念开始为人所熟知。关于它的构成主要包括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的军事机构、军工企业、国会、科研机构和团体，还有由地域商业利益集团、固定资产投资者等构成的地域支持者等。作为一个相互关系紧密的特殊利益集团，其中相关的军工企业与一般工业企业显著不同。他们的科研生产由国防战略、政策主导，以军事需求为驱动，资源的来源和投向都更加依赖政府而不是民生和市场需求，因此，其研发和生产的集中程度远高于非军工企业。

当前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已经成为一个体格庞大、关系盘根错节的“幽灵般的”存在。它通过垄断科技研发和工业生产获取超额利润，并决定国家资源投向，从而影响选区、社区的民众就业和经济兴衰。军工企业还可通过利益影响国会议员的投票，国会议员则通过支持特定法案获取政治资本。

二

美国工业化和军队建设需求是推动军工复合体发展的两大因素。1890年，美国工业生产跃居全球第一。1880年至1905年，美国军费开支占联邦开支的比重从20%跃升至40%，这为工商业、军事和政治利益的结合提供了动力和资源。

1883年至1898年，美国建造了110艘军舰。到了1902年，美国军舰达到140艘。庞大的造舰计划涉及巨大的利益分配，为完成造舰计划并平衡好各方利益，1883年美国的海军拨款法案要求国会组建一个由6名海军军官组成的枪炮铸造委员会。

该委员会在考察了欧洲类似建设计划后，提出采用政府兵工厂和私营企业的混合建造体制，对政府兵工厂的低效和私营企业的不透明进行制约。这一体制在当时确保了造舰计划的完成，也为美国赢得1898年爆发的美西战争奠定了重要基础。

到了一战、二战期间，美国的军事需求再次增长。二战时，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不仅能够满足美军的巨大需求，而且有效地支援了盟国。冷战后，军工复合体进入新的活跃期，尤其是近年来美国持续飙升的国防开支，成为军火商和军工复合体的“饕餮盛宴”。

在长期发展和运行中，军工复合体中的军火商与美国国防部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供求关系，如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波音等公司主要研发生产各型战机，RTX（雷神技术）公司主要生产各型导弹及反导系统，通用动力公司主要生产各型战车、核潜艇等。然而在太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并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的当前，诸多人工智能公司和太空技术公司正成为军工复合体的“新宠”。

今年5月1日，美国国防部宣布与7家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合作协议，“以加速美国军队转向以人工智能系统为优先的作战力量”。与此同时，美国海军也与一家旧金山的人工智能公司签署了一项价值1亿美元的合同，委托这家公司开发一款加快扫雷进程的智能软件。

太空技术公司、人工智能公司的加入，无疑将为美军太空战和智能化提供巨大助力，同时也让它们获得了瓜分国防预算这块“大蛋糕”的良机。在美国国防部2027财年的1.5万亿美元预算中，用于人工智能和指挥控制的专项投入就达到了585亿美元。国防部还计划将自主作战领域的资源投入增加两倍，仅是无人机及反无人机技术一项就达到740亿美元。

由此可见，美国军工复合体不仅是美国社会发展、工业生产推动的产物，而且会随技术的进步不断发展。新技术和生产因素的地位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军工复合体也因此实现了迭代升级。

三

从一战至今100多年来，军工复合体不断发展演变，对美国政治、科技、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其中显而易见的是它的“旋转门”效应。军工复合体对美国行政部门、国会、科研机构和国防军备等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其人脉不断在这些机构、部门间拓展、流转。当事人的个人利益和机构、部门的利益高度契合，形成了深度捆绑、利益攸关的关系。

这一点从历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履历即可看出。美国国防部长一般由曾有军事履历又非现役军人的人员担任，特朗普第一届任期中任命了4任国防部长，分别为马蒂斯、沙纳汉、埃斯珀和米勒。这4人的履历涵盖国防部、军火商、国会、智库、研究机构等，军工复合体各要素之间的“旋转门”特征非常明显。

此外，军工复合体中资本的嗜利本性和军火商的行业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策动战争的源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是美国军火商及军工复合体追求的利益目标，二战后至今，美国已经发动多次大小规模不等的战争。

本届特朗普政府上任不足两年，就已经发动了2025年空袭伊朗的“午夜铁锤”，今年1月入侵委内瑞拉的“绝对决心”，以及今年2月底开始至今的针对伊朗的“史诗狂怒”战争行动。频繁的战争持续推高了军费开支，去年特朗普政府的防务开支历史性地突破了1万亿美元，达到1.01万亿美元。今年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出2027年国防预算，“黄油”给“大炮”让路的特点更加突出。

同时需要注意到的是，本届特朗普政府上任伊始，便撤回了对俄乌冲突中乌克兰的支持。加之特朗普对包括盟友在内的全球贸易伙伴展开贸易战、关税战，同时催逼北约盟友增加军费开支，并减少甚至撤销对他们的安全承诺，这一系列动作已经严重削弱美国在盟友中的信誉。此次“星链限速”事件出现，将直接动摇美国在盟友中的信誉。

在“星链限速”事件发生后，SpaceX公司总裁马斯克与美国政府之间互相甩锅。马斯克说“星链”的掌控权在美国政府和国防部，总统特朗普却说他并不知情。真实情况人们不得而知，但美国政府与国防承包商间存在深度绑定已是确凿无疑。种种事件表明，在事关盟友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美国随时可能背信弃义，置盟友于不顾。

对此，德国电信、Orange、西班牙电信和沃达丰等欧洲电信四巨头就一项潜在的移动卫星频谱联合竞标达成了一致，旨在构建一个欧洲本土的星链替代方案。不仅如此，美国的欧洲盟友们也开始重新审视“对美防务技术依赖”。2025年，包括大多数欧洲盟国在内的北约已购买美国军用人工智能企业Palantir的军用人工智能“码文”系统，并于今年6月宣布该系统达成“全面技术运行能力”。“星链限速”发生后，尽管Palantir公司反复保证此类事件不会发生，但欧洲盟国仍大为疑惧，德国和法国更是早有先见之明，根本就没有为本国军队配备该系统。

“星链限速”事件，让美国军工复合体这个盘根错节、规模庞大的“幽灵”浮出了水面，更让人们看到其嗜利、嗜血的本性。对此，世人必须高度警惕，以防止其影响进一步扩大，搅得世界不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