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投票尘埃落定，中国弃权！多国退群，中方指出ICC“两宗罪”

作品声明：内容取材于网络

11月2日，联大以93票赞成、13票反对、36票弃权通过国际刑事法院年度报告决议，中国投下弃权票，美俄等国投了反对票。

与此同时，六个《罗马规约》缔约国已经递交退出通知，一边是联大决议过关，一边是成员接连转身，中方又把两项根本争议摆上桌面：这座为终结有罪不罚而建的法院，为何反而不断流失信任？

93票让决议过关，中国的弃权

这次表决针对的是第81届联大文件A/81/L.11，内容围绕国际刑事法院提交的年度工作报告，以及联合国与该法院之间的合作关系。

国际刑事法院不是联合国下属法院，而是依据《罗马规约》成立的独立司法机构，双方通过合作协议保持联系，因此联大每年都会审议它的报告。

决议得到93票赞成，说明国际刑事司法仍有相当广泛的政治支持，但13票反对、36票弃权，再加上没有参加表决的成员，也说明这种支持远没有形成共识。

按照联大普通决议的计票规则，弃权票不计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票数。

因此93张赞成票足以推动决议过关，但13张反对票和36张弃权票所代表的分歧，并不会随之消失。

美国、俄罗斯、以色列等国投下反对票，中国选择弃权，几个大国用不同方式表达保留，这比一纸决议是否通过更值得留意。

但依我看，中国这一票是不愿意把对正义目标的支持，自动换算成对法院所有做法的无条件背书。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表决后的发言里先说得很清楚，中方重视国际刑事司法机构惩治严重国际罪行、实现公平正义的作用。

紧接着，他又指出法院在管辖权、与非缔约国的关系、第三国国家元首豁免等问题上矛盾越来越突出，部分案件还引发了政治化和双重标准的质疑。

这种表达有分寸，也有锋芒：刑事司法有存在价值，不等于一家法院可以不受边界约束，目标再正确，也不能代替程序和授权。

我认为这正是权票的真正含义，它既没有跟随反对者把法院整体推翻，也没有跟随赞成者把问题轻轻翻篇，而是要求法院先回答“权力从哪里来”。

一旦法院被认为在权限上越线，或者对强国与弱国采用不同尺度，再漂亮的判词也可能在执行环节撞墙，而中方点出的第一处裂缝，恰恰就在管辖权的边界上。

中方列出的两项争议

第一项争议，是法院能不能在没有安理会授权、也没有相关国家同意的情况下，对非缔约国国民行使管辖权。

中方的立场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权力来自主权国家通过条约作出的授权，除安理会依照《联合国宪章》移交的情形外，不应把管辖权伸向没有接受《罗马规约》的国家及其国民。

这不是一句抽象的主权宣示，而是在追问一条最基本的法律链条：一个国家没有加入条约，条约建立的机构凭什么直接约束它的公民。

法院一方通常依据犯罪行为发生地等连接点主张属地管辖，并认为退出《罗马规约》不能抹掉退约生效前已经产生的义务。

中方则特别提醒，仅凭部分行为发生在缔约国境内便扩大管辖，以及成员退出后继续行使管辖，都已经造成持续争议，法院不能把争议本身当成授权。

我觉得这里的难点不在于谁喊“正义”更响，而在于法院能否把每一步授权依据讲到让第三国也信服，否则司法裁判就容易被理解成政治阵营向外延伸的工具。

第二项争议，是第三国国家元首和高级官员的豁免问题，这也是近年多起高关注案件里最容易点燃外交冲突的一根引线。

《罗马规约》第27条规定官方身份不能阻却法院行使管辖权，但中方认为，这一条首先约束的是缔约国，不能自动取消非缔约国元首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豁免。

中方还援引规约第98条所体现的逻辑，强调法院不应要求缔约国违反其对第三国承担的豁免义务，因为那会把执行法院命令的国家推入两套国际义务相互碰撞的夹缝。

说得直白一点，法院可以签发文件，真正上门执行的却是各国警察、边境机关和司法部门，而它自己没有一支可以跨境抓人的执法队伍。

孙磊同时要求法院保持独立、客观和公正，善意解释《罗马规约》，尊重补充性原则，杜绝政治化与双重标准，这为第二项争议又加上了现实的一层。

依我看，双重标准对法院最大的伤害，是不同案件获得的资源、推进速度和外部配合并不一致，久而久之，公众难免怀疑：法律的尺度，是不是也会看对象的分量下菜碟。

我认为这两项意见归根结底都在问同一件事：法院是靠获得广泛同意来增加权威，还是靠不断扩大解释来增加权力，前一种路走得慢，却更可能走得远。

而当这类疑问多年得不到消化，国家不会只在联大会场上投一张弃权票，有些国家已经直接递交了离场通知。

六国启动退出程序

联合国条约数据库显示，2026年已有尼日尔、布基纳法索、马里、委内瑞拉、乍得和瑙鲁六国递交退出《罗马规约》的通知。

尼日尔的退出将在2027年6月18日生效，布基纳法索和马里为6月24日，委内瑞拉为7月24日，乍得为7月27日，瑙鲁则为9月23日。

这意味着六国目前仍处在退约程序中，退出也不会追溯抹掉它们作为缔约国期间已经承担的义务，更不会自动终止法院此前依法启动的事项。

在它们之前，布隆迪于2017年正式退出，菲律宾于2019年退出；南非和冈比亚曾递交退约通知，后来又撤回，匈牙利也在2026年5月撤回了此前的退出通知。

把这些名单摊开看，所谓“退群”并不是同一原因推动的整齐行动，有的政府反对法院调查，有的指责选择性司法，还有的把退出当作与西方政治关系重新结算的一部分。

法院缔约国大会则连续发表声明，对退约决定表示遗憾，强调退出会削弱国际社会打击有罪不罚的共同努力，并重申退约前的合作义务仍然有效。

我觉得把所有退约者都说成害怕追责，解释不了法院长期积累的信任赤字；可把退约都包装成反抗不公，同样可能替一些政府逃避调查提供方便。

更接近现实的判断是，法院自身的制度争议与部分政府的现实算计叠在一起，前者给了后者离场理由，后者又反过来削弱法院的普遍性。

眼下《罗马规约》仍有125个缔约方，国际刑事法院远没有走到关门那一步，93张赞成票也表明许多国家仍希望保住这套追责机制。

但我认为真正的危险从来不是一夜之间散伙，而是法院每失去一个成员、每遇到一次拒绝合作，都让下一张逮捕令更像一份只能靠政治意愿兑现的文件。

美国对法院人员实施制裁，俄罗斯投下反对票，多国陆续启动退约，支持者又借联大决议为法院撑住制度空间，这几股力量正在同一条绳子上反向拉扯。

而中国投下弃权票，给出的不是拆掉国际刑事司法的主张，而是一张带着条件的警示单：司法必须惩治重罪，也必须守住主权同意、管辖边界、元首豁免和一致适用规则的底线。

93票可以让一份决议写进联大记录，却不能替法院补回已经流失的信任。

这座法院接下来最该做的，不是把批评者一概推到正义的对立面，而是用更清楚的授权依据、更统一的办案尺度和更克制的权力边界，证明国际司法不是谁手里的政治扳手。

只有规则对大国小国一视同仁，追责不随阵营远近改变速度，缔约国才有留下来的理由，非缔约国也才可能真正尊重它作出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