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德银研究院报告《Why hasn’t there been a majorfinancial crisis in recent years?》
明斯基说“稳定本身会滋生不稳定”,但为什么2008年之后再也没有出现同等规模的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产生的四个因素
潜在失衡:泡沫和失衡在繁荣期逐渐积累;
触发事件:把已有脆弱性点燃的冲击,但往往难以预测;
放大机制与金融体系脆弱性:杠杆、流动性与期限错配、机构互联度、敞口集中度、以及银行挤兑、抛售、保证金追缴、主权–银行循环等传导渠道;
干预与政策反应:近几十年权重越来越大的一环。
有两个容易混淆的地方需要区分:
放大机制单独存在,不等于危机。实证研究表明,没有潜在偿付能力问题,单纯银行挤兑极少真的导致银行倒闭。也就是说,光有传导渠道,没有底层资不抵债,危机起不来。
但反过来,没有放大机制,资产价格动荡,不等于金融危机。 熊市、信用利差走阔、甚至衰退本身,都不构成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破裂造成了严重股灾和衰退,但不是金融危机;历史上多次美股跌超20%的熊市发生在衰退之外,也没有演变为危机。只有当“明斯基时刻”出现——一个看似微小的事件触发连锁反应——动荡才会升级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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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2008年之后没有大危机?
去杠杆出清了风险。危机前过度负债的国家和部门,杠杆率都出现了明显下降。存量失衡小了,触发事件能点燃的东西就少了。
针对性改革。巴塞尔III要求银行持有更多股权(普通股一级资本 CET1),并引入两项流动性规则:流动性覆盖率(持有足够优质流动资产,应付30天压力情景下的净现金流出)和净稳定融资比率(稳定融资要覆盖一年压力情景下的所需稳定资金)。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包括沃尔克规则(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和美联储对大型机构的年度压力测试。欧盟在主权债务危机后把银行监管收归欧洲央行(单一监管机制),统一标准。
银行在金融资产中的占比下降。 FSB 21国加欧元区口径:银行持有的资产份额从2008年峰值46%降至2024年38%,非银金融机构从43%升至 51%。风险没有消失,但非银机构(例如封闭式私募信贷基金)没有可随时赎回的零售存款,不易出现银行挤兑式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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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策反应速度空前。新冠初期:美联储紧急降息50bp再100bp、重启 QE、设立各种流动性便利工具;欧洲央行PEPP总规模1.85万亿欧元。2023年3月硅谷银行风波:财政部、美联储、FDIC 联合声明保护全部存款,美联储在QT期间仍短暂扩表,传染被掐断在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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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债务从私人部门转移到了主权资产负债表。2026年二季度相对2016年二季度,家庭、金融企业、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全部下降,只有政府债务上升;相对2007年,政府债务从四类中最小的一类变成了最大的一类。主权资产负债表不会遭遇银行式挤兑,这起到了缓冲作用,但代价是财政空间收窄、主权收益率处于多年高位、净利息支出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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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得出的三条前瞻教训:1. 未来压力更可能源自银行之外(以银行危机为中心的历史分析会越来越不完备);2. 政策制定者遏制流动性压力和放大机制的能力变强了;3. 主权债务转移缓冲了私人部门冲击,但压缩了未来干预的空间。
下一次危机的三个候选项
1. AI:回调是更明确的风险,系统性危机还不是
报告用Greenwood、Hanson、Shleifer 和 Sørensen(GHSS)的框架量化:三年期企业债务/GDP上升超9个百分点、且三年期实际股价涨幅超26%,同时满足即进入“红区”,三年内危机概率约 45%。
按2025年回溯数据,美国股价涨幅已达红区标准,但企业信贷增长明显温和——这是信贷从其他利率敏感部门向AI和科技位移,而非全经济杠杆普遍上升。不过2026年美国信贷已明显加速,若按AI capex计划外推,2027–2028年企业部门杠杆将逼近红区边缘,2028 年进入红区“可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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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被低估的风险:总量信贷指标在借款高度集中时会失真——循环融资、租赁和表外结构让真实杠杆更难看清(报告已把应付款的上升纳入杠杆指标以部分捕捉,但仍可能低估)。
可能被高估的风险:价格指标可能高估风险,盈利强劲增长;市盈率自 2025 年末以来已明显修正、软件股最甚;当前科技估值与互联网泡沫时期相比并不算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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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是:AI回调要演变为系统性危机,需要杠杆继续堆积、同时AI回报最终令人失望,进而出现信用事件并通过实体经济放大投资放缓。
2. 高利率与私募信贷:偿债成本的追赶尚未完成
市场借款成本已远高于存量债务的实际偿付成本,所以即使不再新增借款,借款人的压力也会上升。加息周期本身就经常与某种冲击同时出现——2023年地区银行危机就是利率上升暴露证券账面亏损的例子;附图列出的历史重合包括拉美债务危机、储贷危机、黑色星期一、墨西哥危机、亚洲危机、俄罗斯/LTCM、互联网泡沫破裂、美国楼市崩盘、英国 LDI 与 SVB/瑞信事件
私募信贷与次贷的类比,不应过度引申:私募信贷美元规模与2006–2007年次贷相近,但经济规模已翻倍;扩张速度更慢;有赎回限制;直接财富效应更小,因此放大风险远低于2008年。已有警示信号(BDC 新资金流入减弱、实物付息利息增加、再融资压力),但违约仍有限,不应视为系统性事件迫近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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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区分有三点:1. 赎回门槛只能提供流动性保护,不能修复偿付能力;结构与最终持有人(包括保险公司)分布不透明,损失难以识别;2. 流动性支持无法修复受损的资产负债表,向不透明非银敞口提供支持会引发资格、损失分摊和干预门槛的难题。3. 更一般地,加息周期本身就经常与某种冲击同时出现——2023 年地区银行危机就是利率上升暴露证券账面亏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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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紧绷的财政状况与非银放大器
高公共债务加持续通胀,同时压缩了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空间,下一轮协同支持更难推出。
一旦财政可持续性受到质疑,主权借款成本上升会通过金融条件收紧和增长放缓,放大已有的私人部门脆弱性。
放大渠道也变了:欧洲主权危机时是银行–主权循环,现在更值得关注的是主权–非银反馈循环——2022 年英国LDI危机是先例,而IMF估计对冲基金的主权债敞口自2022年以来翻了一倍多。黑天鹅星期一、LTCM、LDI 的经验表明干预可以遏制源自银行体系之外的市场压力,但不能保证未来的流动性冲击在经济上同样温和。主权重新定价、杠杆化放大、政策反应受限三者叠加,可能比过去更难解决。
结论
2008年之后没有大危机,不是因为风险消失了,而是因为改革后的银行更具韧性、政府干预更快、但风险被转移到了非银和主权——这两个新落点,恰恰是下一次危机最可能从中长出来、同时政策最难施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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