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
《人民日报》2005年7月31日报道（新华社通稿）
钱学森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官网
中国工程院官网·钱学森同志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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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想到，那个躺在病床上的老人，会说出这么一句让人后背发凉的话。
晚年那几年，钱学森大部分时间待在北京的家里。
门出得少，人也见得少，来看他的人，掰着指头都数得过来。
这个曾经把中国导弹送上天、让“两弹一星”从图纸变成现实的老人，一开口，往往不是回顾自己这辈子有多风光，而是往人心口上扎。
有一回，来看望他的人，听到他念叨一句话——“中国无论发展到哪一步，都不能丢掉这两样东西。”
这话一出，屋里先安静了几秒。
为啥让人后背发凉？说这话的人，是钱学森。
一个把毕生力气都花在给国家造导弹上的人，一个从大洋彼岸顶着“抵得上几个师”的名头被拦住、硬生生折腾五年才回到故土的人，一个亲手把中国航天从零带到世界前列的人。
这种人嘴里冒出的“两样东西”，分量能轻到哪去？
重得让人觉得，要是真丢了，那前面几十年流的汗、吃的苦、造出来的导弹，恐怕都白费了。
更要紧的是，这话他是冲着“中国无论发展到哪一步”说的。
言下之意，日子越过越好，越过越强，这根弦也不能松。
造导弹的人，不给国家松劲，反倒给自己人敲警钟——这事儿，搁谁听，心里都得咯噔一下。
这两样东西，未必是石头那么硬、铁那么凉的东西。
可你要是顺着钱学森这一辈子看下去，会发现越是他这样的人，越明白哪样东西看着轻，实则重。
往下读，你就知道了。
这份叮嘱，不是心血来潮。
晚年的钱学森，话越说越少，可一开口，就往根子上说。
他这一生，把数不清的“第一次”变成了现实，到了生命的末尾，却把最重的话，押在了最朴素的地方。
到底是哪两样东西，值得他这么惦记？
答案，得顺着他的脚印，一步一步挖出来。
他这一生，把数不清的“第一次”变成了现实。
可到了晚年，他惦记的，却是一件还没有完全做成的事。
先别急。
把时间拨回上世纪，看看这个叫钱学森的人，是怎么一步步走到那个病榻前的。
他这辈子，起点高得吓人，路却走得一波三折。
要说清这句“大实话”，得从他还是个上海青年的时候讲起。
【一】一个上海青年的“开挂”上半场
1911年12月，钱学森出生在上海，祖籍浙江杭州。
父亲钱均夫，是个读书人；母亲章兰娟，知书达理。
钱学森打小功课就好，小学、中学一路拔尖，1929年，他考进交通大学，读的是铁道机械工程，一门心思奔着当“詹天佑式”的工程师去的。
那时候谁能想到，这个抱着“交通振国”念头的青年，日后会在天上，跟导弹打交道。
在交大读书那几年，钱学森就把“学霸”两个字刻在了成绩单上。
校园里一直流传着他“两个100分”的故事——水力学考试，他考了100分；热工实验报告，又是个100分。
这还不算完，他交上去的实验报告，字迹工整，图表规范，连等号都画得跟直线一样，认真得让老师都挑不出毛病。
这份自律，他从求学一路带到做学问，成了身上最不好磨掉的印记。
中途他还生过一场伤寒，休学了一年，可一回去，功课照样拔尖，多年后还有人念着他这份“较真”。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飞机在上海上空投下炸弹。
这件事像一根刺，扎进了钱学森心里。
他头一回真切地觉得，光修铁路还不够，得去学那能“上天”的东西。
念头一起，就再也压不下去。
1934年夏天，钱学森以机械工程学院第一名的成绩，从交通大学毕业，考上了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
那会儿的庚款公费生，是全国尖子里再筛尖子，名额少得可怜，能考上的，都是实打实的人中龙凤。
钱学森能挤进去，靠的全是硬功夫。
他在国内又进修了一年航空课程，1935年，24岁的他，登上了去美国的船。
先到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一年时间，就把硕士学位拿了下来。
美国人看这位中国学生，眼神从好奇慢慢变成了服气。
麻省理工的老师劝他：留下来，前途不可限量。
钱学森没顺着这话往下走。
他转头去了加州理工学院，投到力学大师冯·卡门门下。
冯·卡门头一回见到他，看到的是个个子不高、仪表严肃的年轻人。
师徒一搭手，一个钻航空工程理论，一个抠应用力学，配合得严丝合缝。
没过多久，钱学森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并在冯·卡门的指导下，加入了加州理工一个研究火箭的小组。
当年在加州理工，这群人自己攒零件、自己搭试车台，在校园里鼓捣火箭发动机，又吵又危险，可钱学森一头扎进去就不肯出来。
多年后回想起来，他自己都说，那会儿是真喜欢干这个。
这份“喜欢”，后来成了他一辈子的底色。
冯·卡门对这个学生，是打心眼里欣赏，多年后提起他，还常念叨这个学生的才华。
1941年前后，他解决了一个航空领域悬了很久的难题——柱壳轴压屈曲。
成果一亮相，整个学术圈都认账。
到了四十年代末，钱学森已经是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领域的顶尖人物，主持过喷气推进中心的工作，在空气动力学和火箭技术上，都留下了分量十足的手笔，名气响遍美国。
1947年，他回国探亲，在上海和音乐家蒋英成了婚。
一个钻研导弹的，一个唱歌的，一个讲“理”，一个讲“美”，偏偏这么一对，后来并肩走了一辈子。
婚后，两人一同回到美国。
一个中国青年，在别人的地盘上，把学问做成了国际顶尖。
搁谁身上，这都算“开挂”的人生了。
这样的日子，按理说，谁舍得走？
【二】想回家，被硬拦了五年
钱学森想回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新中国成立那阵子，他在美国早站稳了脚跟，可心里一直惦记着回去。
按他自己的话讲，是“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
美国人比谁都清楚他的分量，一听他要走，立刻急了眼。
1950年，钱学森带着妻子蒋英，行李都收拾好了，船票都买好了，准备举家回国。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洛杉矶海关把他拦了下来。
理由是他的行李里带着一大摞草图、笔记和照片，被说成跟美国国防有关的“绝密文件”。
一家人被扣住，只能灰头土脸地折回加州理工学院。
那段时间，家里人也跟着没个安生，钱学森这边被人盯着，蒋英那边也得应付各种盘问。
那阵子，联邦调查局吊销了他的安全许可。
1950年8月，美国移民局还对他下了禁令，人不许离开美国。
后来他一度被扣留，费了好大的劲才保释出来，可从此落了个软禁的下场——不准离开洛杉矶，行动处处受监视，还得定时接受查问。
那五年，他连洛杉矶都没能迈出去过一步。
这一关，就是五年。
被软禁的钱学森，日子不好过。
白天被人盯着，出门遛弯都有人跟着，去哪都得先盘算盘算。
可越是这样，他回国的念头越压不住。
1951年，移民局那边弄出一纸裁决，说他“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要把他驱逐出境——可又因他“掌握机密信息”，驱逐暂时搁置，只许他在一定范围内活动。
说白了，就是不让他走，也不让他好过。
那阵子，美国海军部有人撂下过一句狠话：钱学森一个人，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宁可把他毙了，也不能放他回中国去。
这话传开，反倒成了他“身价”的最好注脚。
被这么一群人盯着、防着、困着，那份滋味，外人很难想象。
可钱学森偏偏越是被拦，回国的念头越倔。
他一遍遍向移民局提要求：我要回国，我要回去。
在旁人看来，这像是在跟整个美国较劲。
被限制的日子里，他也没闲着。
正是在那五年里，他写出了一部后来在全世界都很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工程控制论》。
你没听错，就是被人盯着、限制着自由的那几年，他把一部硬核著作整了出来。
书里的控制论思路，后来成了中国航天系统工程的一块理论地基。
这部书后来在学界影响不小，被译成了多种文字。
一个身陷软禁的人，还能静下心写出这样一部书，这份定力，搁谁都得服气。
对一个铁了心要走的人，办法总比困难多。
他在等，等一个能把话递出去的机会。
【三】一张小香烟纸，撬开了回国的门
机会，真的来了。
1955年，中美两国在日内瓦进行大使级会谈。
谈着谈着，美方撂下一句话：没有证据表明，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想回去。
这话传到钱学森耳朵里，他心里有了主意。
就在1955年7月，一封信漂洋过海，到了陈叔通的手里。
写信的人，正是钱学森。
这封信写得挺费劲——它写在一张小香烟纸上，藏在一封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里，悄悄夹带出来的。
为啥要这么拐弯抹角？
那会儿钱学森身边有盯梢的，正经信件根本递不出手，信一寄出去，还没出洛杉矶，可能就被拆开看过。
他只好把求救的话，用极小的字写在纸片上，托亲戚转交，赌一把这封信能漏过监视的眼睛。
信里的意思很直白：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
陈叔通是他父亲的老友，收到信一读，立刻明白分量，当天就送到了周恩来手上。
周恩来那边，很快就有了动作——这封信被转到了正在日内瓦参加会谈的中方代表手里。
这封信一到，局面就活了。
8月1日，日内瓦会谈继续，中方代表把钱学森这封信亮了出来。
你不是说“没有中国人想回去”吗？
这白纸黑字写着要回去的人，是谁？
美方一时哑口无言。
没过几天，1955年8月，美国政府通知钱学森：你可以走了。
从1950年被拦下，到这一刻，整整五年。
五年里他挨过软禁、挨过查问、挨过“驱逐出境又不让走”的来回折腾，到头来，是一张巴掌大的香烟纸，替他撬开了回国的门。
后来有人打趣说，那大概是世界上分量最重的一张香烟纸。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带着妻子蒋英，还有一双年幼的儿女，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
船在海上晃了二十来天，一家人待在船上，只要想起船是往家的方向开的，心里那份踏实，就比什么都强。
10月8日，船抵香港九龙。
那天，他跨过罗湖桥，从香港进了深圳——中国科学院派来接他的朱兆祥，就等在桥的那一头。
上午十一点多，人到了深圳地界。
这一步，从加州到深圳，他走了整整五年，也走了整整半个地球。
这一步迈出去，中国航天的齿轮，才算真正转了起来。
后来有人替这笔账算了算：钱学森在美国被拦了五年，可他这一回国，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等于被狠狠往前推了一把。
10月28日，钱学森到了北京。
这一脚踩上故土，才算真正把自己后半辈子，交到了这片土地手里。
接下来的事，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四】造导弹的那些年，和他临终前的“反常”
回国后的钱学森，几乎是脚不沾地。
1956年，他受命牵头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新中国第一个专门搞火箭导弹的研究所，挑起了新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
同一年，他还参与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喷气火箭技术，被他列了进去。
往后十来年，他经手的事，件件都是“第一次”。
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可他硬是带着这支队伍，趟出了一条从无到有的路。
1960年11月，在他参与组织下，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东风一号”，在酒泉试射成功。
那是中国人自己搞出来的第一枚导弹，从仿制到自主，一步步稳扎稳打。
1966年10月27日，又是一个划时代的节点——用中近程导弹运载核弹头的“两弹结合”试验成功，导弹飞得正常，核弹头在预定距离和高度实现了核爆炸。
从这一天起，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导弹核武器。
1970年4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中国的航天事业一步步铺开。
钱学森的名字，跟“两弹一星”这四个字，牢牢绑在了一起。
那会儿条件简陋，设备、人手都紧巴，计算靠人一笔一笔地算，可就是凭着这么一支队伍，把导弹一步步从图纸变成了实物，把卫星一步步送上了天。
很多年后回头看，那段日子，是中国航天最苦、也最亮的几年。
到这儿，故事讲到这里，你八成会觉得：这就是一个科学家功成名就的圆满剧本。
造导弹，造卫星，报效祖国，寿终正寝——没啥好说的了。
可偏偏，剧本到了尾段，偏出了“岔子”。
晚年卧床之后，钱学森不怎么谈自己造了多少导弹、立了多少功。
他翻来覆去念叨的，是一句让屋里人听完都后背发凉的话——
“中国无论发展到哪一步，都不能丢掉这两样东西。”
国家都发展到这一步了，导弹也上天了，卫星也转起来了，他还说“不能丢掉”——那这“两样东西”，八成是比导弹、比卫星、比一堆看得见的硬家伙，更要命的东西。
要不然，一个用一辈子去跟“硬科技”打交道的人，不会在临终前几年，翻来覆去地叮嘱这句话。
可他偏偏点到为止，不肯再往下细说。
屋里的人想问，又不知从何开口。
老人只是反复念叨这一句，那神情，像极了交底的老匠人，又像是在给什么“押注”。
越是这样，越没人敢接茬，那句话悬在半空，谁也不知道它落下来，会是多大的响动。
让人脊背发凉的地方，恰恰就在这里——他越是欲言又止，越是让人抓心挠肝地想知道：能被这位造了一辈子导弹的老人，用“不能丢掉”四个字死死盯住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而当这个把一辈子交给导弹的老人，在临终前几年，终于把那句憋了很久的话，一字一句说出口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想到——那句看似平常的“大实话”，会在日后的很多年里，被一遍遍翻出来咀嚼，让无数人心里发紧、后背发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