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
CCTV央视综艺频道《艺术人生》2004年殷秀梅专访节目实录（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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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10 月，烟台飞天奖颁奖礼上，70 岁的殷秀梅压轴开嗓。
她一开口，台下那些年轻的同行，眼睛齐刷刷地直了。
这一嗓子，稳得像根定海神针。
唱了半个世纪，愣是没走样。
从《我爱你，塞北的雪》《长江之歌》，到后来的歌剧《红河谷》，大江南北，谁不知道她殷秀梅。
可台下的后辈大概想不到，眼前这位被掌声和聚光灯围着的老艺术家，这辈子，一天亲生妈妈都没当过。
她生在五十年代，赶上了文艺最好的年头，也错过了当母亲的机缘。
人到中年，她把自己那点柔软，一点一点，全捧给了一个孩子。
不是亲生的，是弟弟家的闺女。
1999 年，弟弟的孩子落地，没人顾得上带，她二话不说把孩子抱回了家。
这一抱，就是 26 年。
一个小姑娘从襁褓到长大成人，大大小小的事情，殷秀梅都放在心上，悉心照料。
26 年后，当年那个软乎乎的小丫头长大了。
有一天，她当着好些人的面，对姑姑说了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让见惯了大风大浪的殷秀梅，愣在原地，半天没接上话。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她又是为啥要说？ 咱们先把时间拨回到那个煤城姑娘的起点，慢慢往下讲。
【一】 殷秀梅是 1956 年 1 月生人，生在黑龙江鹤岗。
那是个煤城，满街都是矿井，烟囱一天到晚冒着烟。
她爹是搞地质测量的，那会儿干这行的人在煤矿上吃香，她家的日子，在当地算得上殷实，几个孩子没挨过饿。
家里姐弟一共五个，她排老三，上头两个姐姐，底下两个弟弟。
殷秀梅打小受宠，用现在的话讲，算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那一挂。
她小时候的理想不是唱歌。
那会儿她最眼馋的，是天上飞的东西。
学校上头隔三差五有飞机掠过，她常常跑操场上，仰着脖子瞪大眼睛看，看半天都不挪窝，心里琢磨着，往后要能当个飞行员，那得多神气。
可惜，这个梦她一辈子都没沾着边。
不过她歌唱得好，全校有名。
赶上那个特殊时期，全国各地都在抓文艺，鹤岗也要成立文工团。
团里一打听，说学校有个小闺女嗓子亮，就跑到学校把人要走了。
那一年，殷秀梅才 14 岁。
其实家里头一开始是不同意的。
爹妈都是踏实人，一门心思盼着几个孩子走读书的路子，死活不肯放她去团里。
可文工团舍不得这个好苗子，三天两头上门做工作，磨来磨去，14 岁的殷秀梅，就这么进了鹤岗文工团。
一进团才知道，这活儿不轻松。
团里天天排练，演员得身兼数职。
殷秀梅既是声乐演员，又得客串舞蹈，还得天天练功。
她是个倔脾气，心里有委屈不吭声，可憋不住，总要找地方撒撒火。
有一回排歌舞剧《白毛女》，她又要练唱，又要练舞，累得实在吃不消，跑去找团长打退堂鼓，说什么也不肯跳。
团长不松口，硬是把她按了回去。
这一下可把她气坏了，她憋着一肚子火，偏要出个洋相，给领导添堵——上台的时候，脚上蹬了一双黑呢绒袜子。
喜儿是谁？白毛女，从头到脚一身白，袜子也该是白的。
她倒好，黑袜子一蹬，往台上一站，全团都愣了。
团长气急败坏地来找她算账，问她这是要干啥。
她一甩头，不咸不淡丢下一句： “你再让我上去，我还不知道给你穿个什么呢！” 团长气得直跺脚，却也拿这丫头没辙。
倔归倔，舞还得练。
练芭蕾足尖功，她的脚趾头全磨破了，上完药，拿纱布棉花一层层包起来，连洗脚都只能洗脚后跟，前头的疮疤结了痂，才敢把纱布摘掉。
半年下来，她愣是看不见自己脚趾头长啥样。
就这么着，在文工团风里雨里熬了五六年，总算熬出点工龄，工作也稳当了。
可她做梦都没想到，一场变故，正搁前头等着她。
【二】
1975 年，鹤岗那边搞了一场运动，说是 1971 年以后参加工作的人，一律辞退，为的是堵住一些人走关系进单位的门路。
殷秀梅是 1970 年参加工作的，按理说不在这名单里。
可不知怎么的，她也跟着被卷了进去，稀里糊涂就成了“被辞退”的那一个。
这一辞，可就不是丢一份工作那么简单。
没了工作，工龄也清零了，前几年干的事，没人给你写证明，等于白干。
按当时的政策，得有两年以上工龄，才能重新分配上班。
殷秀梅连工龄都没了，摆在她面前的，好像只剩下下乡插队这一条路。
可她偏不走这条路。
她不像别的伙伴，又哭又闹，四处申诉。
她一声不吭地躲在家里，一脸无所谓。
闲着没事，她天天拿个半导体收音机，往厨房一站，对着收音机学唱样板戏，连过门都学得滚瓜烂熟，日复一日，跟上班似的。
就这么在家待了十个月。
十个月后，政策又调整了，当初被误辞的人，要被重新落实复职。
殷秀梅算是个焦点，最先被想了起来。
市里把她和几个同批被误辞的人，一起复了职，让她回文工团接着干。
可还没等她回团报到，黑龙江歌舞团先找上门来——要借她，代表黑龙江，去广交会上做汇报演出。
殷秀梅一听，拔腿就走，连团里都没顾上回。
这一走，她再没回鹤岗文工团报到。
广交会这趟差，听着风光，可真到了跟前才知道有多折腾。
先是黑龙江各个地市、县里的文艺团体和艺术院校，层层选拔，凑一堆人上台比。
殷秀梅一看这阵仗，倔脾气又上来了。
她嫌电报里没跟她说清楚，自己没准备演出服，也没乐队伴奏，看着别人规规矩矩在那儿排练，心里不是滋味，说什么也不肯上台，撂了挑子。
她这一撂，可苦了底下的人。
那天省里的领导正好来审查节目，非她上台不可。
黑龙江歌舞团一大帮人，满哈尔滨地找她，跟一群无头苍蝇似的，转了一整天。
后来有人提了一嘴，说她姐姐在电梯厂上班。
一群人又跑到电梯厂，上下打听，实在没着落，就在厂区宿舍那块儿绕圈，扯着嗓子喊她的名字。
还真让他们给喊着了。
殷秀梅一个人躲在三楼宿舍里，听见动静出来一瞧，正好撞见这两个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人。
两个人不由分说，生拉硬拽，把她弄到省歌舞团。
团里领导赶紧借了套演出服，临时找了个拉手风琴的伴奏，仓促上阵。
殷秀梅自己也稀里糊涂，一不留神，抢在报幕员前头就窜上了台，想着随便唱两句，应付过去得了。
结果第二天一出结果，全傻眼了——现场这么多人，就殷秀梅一个被选中了。
广交会上，她是主唱女高音，被安排在头一把交椅上。
头一回见识全国那么多歌舞团的阵仗，她紧张得头天晚上都没睡着觉。
可越是压力大，她越是来劲，硬着头皮上去搏了一把。
这一搏，搏出了大动静。
演出圆满完成，掌声雷动。
更要紧的是，好几家中央的文艺团体，都盯上了她。
中国广播艺术团和中央乐团，都想把她挖过去。
殷秀梅想了想，选了最先看中她的广播艺术团。
她的理由特别朴素：做人做事得讲个先来后到，不能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来回摇摆。
来接她进京的，是姜昆。
殷秀梅在家待了几个月，正是想家的时候，赖着死活不肯走。
姜昆好说歹说，她才哭哭啼啼地跟着去了。
到了车站买车票，她赌气一声不吭，连搭理都不搭理姜昆。
姜昆在一边直纳闷：旁人一听能进京，高兴得跟什么似的，这姑娘怎么反倒跟受了多大委屈一样。
到了北京，她的舞台一下子开阔起来。
1979 年，我国第一部电视剧《青春啊青春》播出，她唱了剧里的主题曲，后来又录了《妈妈教我一支歌》。
这两首歌，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成了她的成名作，也成了几代人心里忘不掉的旋律。
正当年纪轻轻就唱出名堂的时候，殷秀梅却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决定——她要去上学。
她说，自己想踏踏实实系统地学一学，让基本功更扎实些，好些外国歌也不会唱，小时候听得太少。
她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沈湘。
几年的专业学习下来，她的理论和技术，都比从前上了个大台阶。
七十年代后期起，她就能频频出国演出了，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一场场唱下来，国外的同行都夸她嗓子有底子，劝她留学。
她摆摆手，说中国的土地大得很，自己还没走遍呢，能把歌唱好，就是最大的本事。
事业一路走高，眼瞅着就到了顶端。
可就在这时，她的人生，却拐进了一段让人揪心的路。
【三】 殷秀梅的第一段婚姻，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很草率的。
两个人经人介绍认识，没处多久，就匆匆定了婚事。
可就在举行婚礼那天，她自己心里，其实已经打定了主意——这段日子过不长，早晚得分手。
果然，两个人性格习惯样样合不来，话也说不到一块儿去，跟机器似的，每天机械地安排任务、完成任务。
殷秀梅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性子，凑合了几年，这段婚姻潦草收场。
离婚之后，她一个人过了整整十年的单身生活。
那十年，她一门心思全扑在事业上，歌一场场唱，奖一个个拿，活成了别人嘴里妥妥的“女强人”。
可只有她自己清楚，忙归忙，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守着空屋子，心里头那份空落落的滋味，并不好受。
本以为这辈子就这么一个人过下去了。
没想到，命运在一个特别普通的日子里，给她安排了一场意外的相逢。
那是 1998 年，殷秀梅 42 岁。
一趟航班上，她正跟人聊天，邻座一位法国男士，一直盯着她看，末了干脆主动凑上来搭话。
这位先生叫菲利普。
一场飞机上的偶遇，两个人竟一见如故。
分别之后，菲利普开始下苦功学汉语，就为了让这段缘分能接着往下走。
一年半以后，殷秀梅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一个外国人，用一口纯正的汉语，约她吃饭，把她吓了一跳。
用她自己的话说，简直不敢相信这人会说汉语，跟突然开了窍似的。
就是这么一份惊奇，把两个人越拉越近。
后来，他们在法国举行了婚礼。
菲利普出身不错，家里人待她也好，把象征家族荣誉的功勋宝石戒指，戴到了她手上。
婚后，菲利普很迁就她。
她性格直，有时候说话跟刀子似的，菲利普也不恼，反倒用一句玩笑话，说她“挺独断”，还带点“霸权主义”色彩，让她哭笑不得。
可正是这份没脾气的包容，让她后半辈子，终于安定下来。
菲利普尊重她的底线：不移民、不改国籍、不放弃歌唱事业。
两个人相守多年，感情一直很稳。
只是有一件事，始终绕不开——两个人没有孩子。
殷秀梅再婚的时候，已经是高龄，演出又排得满满当当，全国各地到处跑，压根抽不出完整的时间，也冒不起那个风险。
她自己在节目里也坦然说过：老天给了我一副好嗓子，已经得到了很多，再贪心，就过分了。
嘴上说得豁达，可骨子里，那份没能当上妈妈的遗憾，一直都在。
她心里那点柔软，也一直没处安放。
这份没处安放的柔软，到头来，全落在了娘家弟弟身上。
她底下有两个弟弟，跟她最亲近的，是小她六岁的殷会利。
这孩子从小就爱画画，天赋极高，是老师眼里出了名的好苗子。
1983 年，殷会利考上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就是后来的清华美术学院。
这份耀眼的成绩背后，是姐姐的托举。
那会儿殷秀梅刚在北京站稳脚跟，工资不高，演出任务却重得很。
她二话不说，把弟弟的学费、生活费全包了下来，一分钱不让家里操心。
连弟弟买画布、买颜料、出去写生的路费，她都提前准备得妥妥当当。
每逢周末，弟弟会来她租住的小屋改善伙食。
她屋里不大，可一开火，满屋子都是饭菜香。
她自己舍不得吃穿，给弟弟花钱，却从不心疼。
弟弟也没辜负这份心意。
毕业后，他先是做了几年美术编辑，后来又到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教书，一路带出了不少学生，还成了圈里很有名气的画家。
他设计的《昆虫》《野骆驼》等邮票，国内外都叫得上号，焦墨人物画更是独树一帜。
一个人把自己活成了行业的翘楚，才算真正对得起当初姐姐的用心。
殷会利，做到了。
可也正是这份事业心，让他成了个“顾不上家”的人。
他一心扑在创作和教学上，日常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1999年，女儿降生，小两口一下子被照顾新生儿这件事困住了。
【四】 那是 1999 年，殷会利的女儿出生了。
小家伙白白嫩嫩，软软乎乎，一落地，就是一家人的心头肉。
可欢天喜地之后，紧跟着的，是一个摆在眼前的大问题——孩子，谁来带？ 弟弟是个把工作看得比天还大的人，白天在学校教书，回了家还要闷头搞创作；日常琐事挤在一起，很难分出足够精力照料襁褓里的婴儿。
消息传到殷秀梅耳朵里，她没多说一个字。
没过几天，她提着大包小包，出现在了弟弟家门口。
尿布、奶粉、小衣服、小被子，一样一样，齐齐全全。
她弯腰把软乎乎的小侄女抱起来，往怀里一搂，转身就走。
“我给你们带。”她就撂下这么一句。
那时候的殷秀梅并不知道，她这一抱，抱走的，不光是弟弟手忙脚乱的那点为难，更是往后的整整二十六年里，她自己一点一点，重新体会养育孩子滋味的漫长岁月。
她更不会想到，二十多年后，这个被她从小抱大的小姑娘，会当着满屋子人的面，说出那样一句，让她半天接不上话的话。
她抱走孩子的那个下午，弟弟家楼下，夕阳把一大一小两个影子拉得老长。
路过的人谁也没多想，只当是姐姐疼侄女，接去玩两天。
谁又能想到，这一接，就是二十六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