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汪精卫更可恨!如果没有他,日寇也许就连中国大门都进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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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年8月26日条目、中国新闻网《汉奸黄秋岳:因泄露蒋介石行踪被当局处决》、人民网《何人酿成抗战史上最大泄密案》、上海图书馆人物数据库、《文史精华》2024年第1期《"江阴封江泄密间谍案"系虚构》、萨苏《非常抗战》、《炎黄春秋》2023年第1期张伟《文学虚构的日本美女间谍南造云子》等。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凌晨,江苏江阴,长江水面。

海军部的老军舰一艘接一艘打开海底阀门,舰体缓缓倾斜,沉入江底。

"自强"号沉下去,"大同"号沉下去,"德胜"号沉下去,连招商局的旧商船也一艘艘跟着往下走。

这是国民政府酝酿了半个多月的一道水上封锁线,用意是把长江中下游的日本舰船堵在吴淞口以西,来一次瓮中捉鳖。

天亮之后,江对面的守军拿起望远镜看出去,江面空得吓人。

本该被堵在口袋里的那几十艘日本军舰和商船,早在八月六日、七日那两个通宵里,熄了灯火,顺流东下,一艘接一艘冲过江阴水面,跑到吴淞口外头去了。

口袋张好了,绳拉紧了,袋里什么都没有。

几天之后,淞沪会战在上海闸北打响。

逃出去的那些日本军舰掉头开进黄浦江,大口径舰炮对准中国军队的阵地一发一发地砸。

再往后,它们沿着长江继续往上,盯着南京的侧后背。

这不是哪一个前线指挥官的失误。

这是一场从最高统帅部会议室里头漏出去的绝密。

把这份绝密递到日本人手里的人,不是被敌人抓了俘虏熬不住刑的小兵,不是被重金收买的市井线人,是一个穿长衫、提笔能写旧体诗、每天夹着公文包从行政院大门走进走出的高级秘书。

汪精卫的名字,后来被钉在汉奸史的头一行。

可把一九三七年那个夏天的账本翻开看,比汪精卫先下水、下得更深、也更隐蔽的,是这位站在最高会议记录席上的笔杆子。



【一】 一九三八年那条退走的路

先说汪精卫。

汪精卫早年是同盟会里拿过命去拼的人。

一九一〇年他潜入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在牢里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那一年他二十七岁。

这笔字、这口气,搁在那个年代,是能让一代青年人热血上头的。

二十八年之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从重庆飞走,经昆明转河内。

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在香港发出致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上月发表的"和平三原则"。

一九四〇年三月,他在南京挂上"国民政府"的招牌,当起了日本人治下的代理元首。

骂汪精卫,骂了快九十年。

曲线救国、寡廉鲜耻、自绝于民族,这些词都该给他。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他飞走之前,国民参政会已经有人喊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

这句话是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提的,经参政会秘书处精简之后写进了大会决议。

汪精卫是在这种举国上下已经把"言和"两个字等同于"汉奸"的气氛里头,硬是从重庆飞走的。

他比谁都清楚自己走的是一条什么路。

可这里头有一个时间点,得拎出来看清楚。

汪精卫飞走,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

那时候淞沪会战打完了,南京丢了,武汉会战刚收场,广州也陷了。

正面战场打了整整十七个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徐州、广州、武汉,一座一座城市从中国军队手里滑出去。

重庆的工厂、机关、学校刚搬到四川的山沟里,全民族抗战这口气,已经憋得胸口发疼。

汪精卫就是在这种残局里头,替自己挑了另一条道。

他是仗打到一半,觉得这仗撑不下去了,才跳船的。

一九三七年八月的南京,局面完全是另一回事。

那个时候,国军正往上海调兵,几十万大军压向闸北,全军上下憋着一口气要在华东跟日本人见个真章。

最高统帅部连夜开会,封江、扫舰、扫虹口陆战队,一招接一招往下排。

就在这股气最足的当口,会议室里头有一个人,已经提前把刀递到了敌人手里。

汪精卫跳船,是在后半截。

这位开门的人,是在前头。

没有汪精卫,抗战顶多少一个在南京挂招牌的小丑,战场的大盘子不会塌。

可要是没有那道从最高会议记录席上漏出去的口子,江阴江面上那几十艘日本军舰一艘也跑不掉。

没有了长江上的日本舰炮,淞沪阵地上拿血肉去顶海军重炮的中国士兵,不会死得那么密;南京城下从江面压过来的那股压力,也不会那么沉。

这笔账,比汪精卫那一笔,要黑得多。



【二】 八月七日的那间会议室

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上午,南京国民政府大礼堂。

这一天开的是国防会议。

当天晚上八点,蒋介石以议长身份,在南京励志社又主持了一场国防联席会议。

到场的有国防会议委员、中政会委员,国民党在南京的主要领导人,政府各院会部的首长,三军主要将领,还有几个重要省份的主政者。

正式到会的二十八人,列席七人,加上秘书厅做记录的,一共四十一口。

这场会要定的事情只有一件:和,还是战。

会开到最后,形成了全面抗战的正式决定。

从这一天夜里起,中国不再在"和"与"战"之间留两头话。

军事上的部署,在这之前其实已经排了半个多月。

七月三十日,军政部在卢沟桥事件第二十次汇报会上,正式商定了阻塞长江、扫荡长江日舰的方案。

这个方案的胃口很大:把江阴这一段最窄的江面用老船和水雷堵死,再把南京上游中国海军能集中的舰只压下来,把泊在汉口、九江、安庆、芜湖一带的日本军舰和商船一并吞进口袋。

江阴这地方,江面骤然收窄。

从清末起就在这修炮台,民国以后一直是挡在长江口内的第一道门闩。

门闩一落,上游就是封死的桶。

这个计划的军事价值,当时参谋本部心里清楚得很。

日本在长江里没有陆军,可军舰多。

从汉口到上海三千多公里的水道上,从明治时代起就靠着不平等条约,让日本炮舰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后,日本人沿这条水道往上运兵、运炮、运侨民,中国海军反而不能自在地巡。

这一刀要是扎扎实实地扎下去,日本人往后几年沿长江西进、打武汉、打长沙,整个节奏都得被打乱。

按最初的盘算,封锁线合拢之后,海军第一舰队把上游那几十艘日本军舰一艘一艘吃掉。

陆军在上海这边把虹口陆战队压在租界里头。

两头一起动,华东这盘棋就活了。

这种会,得有人做记录。

记录席上坐着两位。

一位是委员长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蒋介石的"文胆",从一九二七年起在蒋身边起草文件,一辈子清廉,家里连件像样的皮袍都舍不得做。

另一位,是行政院那边派来的主任秘书,穿一件灰布长衫,鼻子上架一副圆框眼镜,笔底下旧体诗做得漂亮,南京城里的旧派文人见了他都要拱手喊一声"秋岳先生"。

陈布雷是浙江慈溪人,报人出身,早年在上海办《商报》,文笔犀利,被蒋介石看中延揽进幕府。

他在侍从室里头管的是蒋介石本人的讲话稿、手令、机密文件,一辈子没娶小老婆,没置产业,连给自己老娘做寿都要找朋友借钱。

这种人,日本人拉不动。

另一位记录的秘书,是福建侯官人,前清进士的儿子,京师译学馆出身,早稻田大学留过学,北洋政府里头做过国务院参议,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被延揽进行政院。

他在行政院里头管的是机要文件的收发、誊抄、归档。

所有最高会议的记录稿,最后都要在他那间办公室里头清一遍,才送呈蒋介石和各院部长。

会一散,记录稿要誊清,机要电令要下发,前线的调动要靠这两位秘书的手一道一道转出去。

也就是从这一天夜里起,日本人那边,开始动了。



【三】 江面上消失的舰队

八月十二日,陈绍宽指挥老军舰自沉江阴。

这支海军部长七月二十八日才从柏林只身飞回南京。

他走之前,还在英国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顺带考察欧洲海军、订购德国潜艇。

七月十七日他从柏林拍电报回来,说即率人员回国枕戈待命。

人一到南京,就被压到江阴江面上指挥沉船。

船沉下去,封锁线合龙。

江对面的守军举着望远镜往上游看,本该看见的日本舰队,一艘都不在了。

往前倒六天。

八月六日、七日,汉口、九江、安庆、芜湖、南京,沿线泊着的日本军舰和商船,同一个夜里拔锚。

船上的日本侨民事先接到国内命令,扔下店铺、扔下家当,被赶上船。

这些船不点火炉、不鸣汽笛,关了灯,顺流东驶。

八月七日一整天,它们一艘接一艘从江阴水面溜过去,一口气退到吴淞口外。

实际上,日本人从七月二十八日就开始在长江沿线撤侨。

八月一日到十日,上海《申报》连续发了十几篇报道,跟踪长沙、汉口、九江一带的日侨撤退、日企关停、日舰东驶。

日本人撤侨这件事,在外交途径上也跟中国地方当局打过招呼。

问题在于:江阴封江这一手,是参谋总部压在最底下的一张牌。

日本人偏偏赶在封锁线合龙之前,把船撤得干干净净。

更让南京这边心里发毛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

八月十三日,淞沪会战在闸北打响。

八月下旬,蒋介石亲赴上海前线督战。

他的行踪,日本人摸得异常准。

八月二十六日,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从南京乘车去上海,途经嘉定附近,被两架日本飞机追着轰炸,机枪子弹打中他的脊骨和肝脏,几乎送命。

这是一起震惊国际的外交事件,英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

蒋介石那一天自己也在上海,他比许阁森早到一天。

坊间后来传过一种说法,说蒋介石本来要坐许阁森那辆车,临时改了主意才躲过一劫。

这种说法经不起档案推敲——蒋介石八月二十五日就到了南翔前线,许阁森二十六日才从南京出发,两个人根本不在同一条路上。

可有一件事是真的:蒋介石在上海前线的具体位置,日本人那几天摸得格外清楚。

消息报到蒋介石那里,他把戴笠和徐恩曾叫了去。

后来他跟身边的人讲,长江里的舰船刚撤、他自己在上海前线的行踪紧接着就被日本人摸得一清二楚,两件事摆到一块,后背发凉。

他下了死命令:在最高层里头,把这个人挖出来。

排查圈先从外围收。

参战部队的无线电兵、江阴要塞的炮兵、海军部的译电员,一个一个过筛子。

过完一圈,外围干净。

视线往南京城里收,往行政院、往侍从室收。

知道封江计划全貌的人,一只手数得过来。

参加会议的大员里头,哪一个出去讲一句话,都会有旁人听见。

真正能在不被任何人察觉的情况下,把整套计划原原本本抄出去的位置,只有两个——那两个做记录的秘书。

陈布雷那条线,不用查。

跟着蒋介石十几年,家里几口人、每月几个钱、跟谁来往,门儿清。

剩下的那一个,是行政院派来的那位。

南京警备司令部这边悄悄成立了一个专组,不挂牌、不立案,对外只说是"查一件案子"。

特工开始二十四小时轮班,跟在那个人身后。

跟了不到两个星期,几条蹊跷的线头,一根一根冒了出来。



【四】 呢帽底下的那张小纸条

那个穿灰布长衫的行政院秘书,每天的路线是这样的:早上八点半从夫子庙附近的公馆出门,步行到行政院上班;中午在国府路一家馆子吃午饭;下午三点左右,必拐进新街口一家西餐馆,喝一杯咖啡,看一刻钟报;四点前回院。

这种路线,头几天看不出问题。

特工跟到第七天,发现一个细节。

他进那家西餐馆,脱外套的时候,总爱把头上那顶深灰色呢帽,挂在门口衣帽架左边第二只铜钩上。

他坐的位置,离衣帽架不到三步。

坐满四十五分钟,他起身走。

走的时候,帽子有时候戴在头上,有时候不戴——不戴的时候,他是空着手出门的。

第二天他再来,那顶帽子又回到了铜钩上。

特工把这个规律记下来,再去查那个衣帽架。

衣帽架是餐馆的,谁都能挂。

可仔细一比,他第一次挂上去的那顶,和第二天戴走的那顶,帽檐上一道极细的裂纹位置不一样。

两顶一模一样的帽子,被人在铜钩上掉了包。

第二条线,落在他儿子身上。

他儿子二十六岁,刚从日本回来不久,托关系进了外交部国际司当科员。

这年轻人三天两头往汤山跑。

汤山在南京城东,那时候有军政部的一处陆军招待所,对外挂温泉疗养的牌子。

特工跟到汤山,看见他在招待所舞厅里,跟一个姓廖的女服务员贴得很近。

这个"廖小姐",二十出头,说话带一点辽东口音,履历表上写的是辽宁人,九一八之后流落到关内。

第三条线,是他和一个日本人的私交。

这个人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首席馆员,公开头衔是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手下的参赞。

此人表面上管中日文化交流,常常在使馆设私宴,请南京城里的中国文人吃料理、喝清酒。

这位长衫秘书,是宴席上的常客。

两个人在席间谈汉诗、谈京都旧雨、谈明治以来的掌故,从不谈公事。

三条线,单拎哪一条出来,都够不上罪。

可把它们摆到一块:一个能接触最高会议记录的秘书,一顶在西餐馆衣帽架上掉包的呢帽,一个在汤山招待所里和他儿子跳舞的"廖小姐",一个和他诗酒往来的日本使馆参赞。

所有线头,都拽回同一个人身上。

专组决定收网之前,先做了一次试探。

他们抓了那个常常在西餐馆附近打转、专门来取帽子的朝鲜裔中国人,从他口里撬出了接头的全部规矩。

特工做了一顶一模一样的呢帽,帽衬里头塞了一张纸条,纸条上是半份伪造的江阴新部署。

到了下一个接头的下午,这顶假帽子被悄悄挂上了左边第二只铜钩。

那位长衫秘书第二天来咖啡馆,熟门熟路伸手去摘那顶帽子。

当他的手指捏住帽檐、把帽子从铜钩上摘下来的那一刻,守在街对面的特工看见他帽衬里头露出半截白纸边。

那不是一份普通的调防名单。

那是三天前最高国防会议上刚刚通过、还没来得及用电报发下去的、决定整个华东战局走向的绝密方案。

他把它从会议室带出来,叠成指甲盖大的一个小卷,塞进了自己每天戴在头上的那顶呢帽里。

而当专组把那顶帽子从他头上摘下来、一寸一寸翻开帽衬的时候,他们看见的,远不止这一份江阴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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