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央视网《艺术人生》专访、中国新闻网人物报道、中国广播艺术团名家档案、《光明日报》人物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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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里天黑得早。
北京城西一处老楼的楼道，声控灯亮一下灭一下。
一个穿棉大衣的女人抱着襁褓上楼，脚步放得很轻，怕惊着怀里的孩子。
孩子刚几个月，睡得正沉，脸蛋被棉被捂得发红。
她把孩子放在床上，蹲下身，把被角一层层掖好，又伸手探了探孩子的额头。
这个女人叫殷秀梅。那年她四十三岁，在台上唱了二十多年，台下过的却是另一副日子。
那天她从弟弟家把孩子抱走，走的时候只留下一句话，孩子我带走。弟弟站在门口，手还扶着门框，半天没动。
谁也没料到，这一抱，就是二十六年。
那时候的殷秀梅，已经是全国都认得的嗓子。《我爱你，塞北的雪》在收音机里播了十几年，春晚的台子她上过许多回。
她四十出头，没生养过，演出排到了第二年。弟弟家添了孩子，本该是件喜事，可那间屋子里腾不出人手。
孩子半夜醒了一回，她把奶瓶温上，抱起来喂。喂完了拍背，拍了很久，孩子才打出那一声嗝。
窗外开始飘雪，楼下有人推着自行车经过，车铃响了两下。
天快亮的时候，她把孩子放回床上，自己坐在床边靠着墙。
二十六年，一个孩子从襁褓长成大人……
[一]【煤城出来的姑娘，和那个爱画画的弟弟】
一九五六年一月，黑龙江鹤岗。天寒地冻，煤矿的烟囱冒着白气。
殷秀梅就生在这座煤城。父亲做地质测量，常年在外跑，母亲在煤炭公司上班。
家里孩子多，她排行老三，上面两个姐姐。矿上人家日子都紧，她家还算殷实，至少不缺口粮。
小时候她没想过唱歌。学校操场上方常有飞机低空掠过，她仰着头看，心里想的是穿上军装、开上飞机。
十四岁那年，鹤岗成立文工团，团里的人到学校挑苗子，听她唱了几句，就把她要走了。
文工团的日子不好过。演员少，活儿杂，她既要唱，也要跳，还要跟着练功。
排芭蕾那阵，足尖立久了，脚趾磨破，上药、缠纱布、再穿鞋，半年都没看清过自己的脚趾头。
苦归苦，她那股倔劲也在那时候显出来。排练偷工减料被批评，她不服气，嘴上不说，心里记着。
一九七五年，矿务局整顿用工，一刀切地清退一批人，她也在名单里。工龄一下没了，工作也没了。
那十个月，她天天守着半导体，站在厨房里跟着学唱样板戏，一句一句抠，连过门都不放过。
复职的通知下来，她并没有马上回鹤岗文工团上班。黑龙江歌舞团借她到哈尔滨参加选拔，说要代表黑龙江去广交会做汇报演出。
她接到电报就去了，到了才知道要穿演出服、要带伴奏带，别人都规规矩矩在排练，她站在一边，说什么也不肯上台。
省里那天正好审查节目，一群人满城找她。她姐姐在电梯厂上班，人是后来在厂区宿舍那边找回来的。
回去没多久，黑龙江歌舞团借她到广交会做汇报演出。她从鹤岗一路唱到广州，又从广州唱进了北京。
中国广播艺术团把她留下，她考进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拜在沈湘教授门下。沈湘是男高音，也是声乐教育家，教她怎么把嗓子里的那股劲收住、放稳。
一九八四年，第一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她拿了三等奖。同年她第一次站上央视春晚的台子，一连唱了几首。
此后《我爱你，塞北的雪》《党啊，亲爱的妈妈》《青春啊青春》《妈妈教我一支歌》《中国大舞台》，一首一首传开。
台上的光越亮，台下的坎越硬。她头一段婚姻走得很急，办喜事那天心里就凉了半截，两个人的性子根本搁不到一处。
拖了几年还是散了。散了以后，她一个人过了近十年。
直到一九九八年，她去兰州演出，在飞机上遇见一个法国人，菲利普·佩蒂。
那人是法国一家跨国公司的驻华代表，在中国工作多年，中文说得顺。
两个人的日子过下来了。她提的条件很实在：不改国籍，不搬出国，不放下话筒。
一九六二年，鹤岗另一个孩子出生了。这个男孩叫殷会利，比她小六岁，是家里最小的一个。
弟弟从小爱画画。别人家孩子在矿上疯跑，他拿支铅笔蹲在墙根，一张纸能画一下午。
一九八三年，弟弟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装潢设计。
弟弟的学费、生活费、画布和颜料，还有出门写生的路费，她一个人全兜了。
弟弟毕业后先在出版社做美术编辑，后来调到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任教，从讲师做到教授、博士生导师，还当过学院的院长。
他画的焦墨人物自成一格，设计的邮票更多：《野骆驼》《马鹿》《钟楼与清真寺》《白马寺与大菩提寺》《第二十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弟弟一门心思在画上，婚事一拖再拖，三十多岁才成家。弟媳在医院上班，三班倒，家里的事常常顾不上。
一九九九年，弟弟家里添了个女儿。
孩子来了，日子却没跟着松下来。
[二]【她没生过孩子，却把当妈这件事做全了】
孩子抱回的那一夜，她几乎没睡。
婴儿认生，换了个地方就哭，奶也不肯吃。她把孩子抱在怀里，从卧室走到客厅，再从客厅走到厨房，一走就是半宿。
孩子哭累了才睡，她也不敢躺下，坐在床边靠着墙眯了一会儿。
天亮以后，她洗了脸，上妆，上台。台下坐满了人，没人看得出这个人在台上唱得那么稳。
嗓子不能哑，眼睛不能肿，这两条她自己给自己定下了规矩。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熬下来。她把演出的行程和孩子的作息对着排，能推的推掉，推不掉的尽量当天来回。
孩子的吃穿用度，她一件件亲手挑。头上的小发夹要夹得住，又不能硌头皮；袜子只买纯棉的，化纤的磨脚。
奶粉、饼干、玩具、画册，全挑好的买，她自己那件大衣一穿好几年。
孩子三岁那年，夜里发过一次高烧。她给孩子裹上被子，抱着就往医院去。
挂号、验血、守着吊瓶，一直守到天亮。第二天团里有演出，票早卖出去了，她照样上妆上台。
台下的观众看见的是那个唱了几十年的殷秀梅，看不见她裤脚上还留着医院走廊的水渍。
孩子稍大一点，她带着去法国婆家小住。那年冬天下了雪，孩子第一次见这么厚的雪，在院子里跑，摔了一身。
她把自己最拿手的东西往外掏。她买了一架钢琴，摆在屋里，一心想把唱歌的本事传给孩子。
孩子坐上琴凳，手放上去，弹了没几下就溜了。孩子喜欢的是画笔，跟在她爸爸身后涂涂抹抹，一画就是半天。
换别人，多半要急，觉得白花钱、白费心。她没急，把琴罩盖上，任由孩子去画。
央视《艺术人生》做她那期节目，她在台上提起过这个孩子。
那几年她的名气到了顶。文华奖、金唱片奖、德艺双馨的称号，一个接一个落下来。
她把能请的假都请了，请不下来的就把孩子托给弟弟弟媳，演出结束连夜赶回来。
孩子上学以后，接送、开家长会、买文具，她一样不落。
她给孩子腾出朝南的那间屋。小床、矮柜、一盏能调亮度的台灯，一样样置办齐。
孩子上小学，书包是她挑的，铅笔盒是她买的，连包书皮都是她一张张裁好、一本本包上。
孩子小学三年级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姑姑》。写完了老师让家长签字，她拿着笔停了半天，签上自己的名字。
她自己的那个空缺，很少有人提起。四十二岁再婚，想要孩子，身子和日程都不答应。
她在采访里说过一句很轻的话：老天给了一副好嗓子，再贪心就过分了。
话说得豁达，日子还得自己过。她把那份没处放的劲，全放在了这个孩子和这个弟弟身上。
[三]【一声“姑姑妈妈”，一喊就是二十多年】
孩子学说话晚，先会喊的是“姑姑”。喊顺了口，孩子自己又添了两个字，把姑姑和妈妈拼在一处，喊她“姑姑妈妈”。
第一次听见这个称呼，她愣了好几秒，没应声，转身去厨房端了碗水出来。
后来这个称呼就定下来了，一直没改过。
孩子在的时候，家里总有动静。放学回来，门一开先喊一声姑姑妈妈，书包往沙发上一扔，人就贴过来。
孩子慢慢长高，她的行程也越排越满。有一阵子她一年到头在飞机上、火车上、各地的剧场里，行李箱常年不收拾。
人在北京的日子，她就把孩子接来住几天，教孩子认字，陪着看电视，夜里给孩子掖被角。
孩子上中学，个子蹿起来，衣服一年一换。她挑衣服的眼光跟挑演出服一样细。
弟弟家的日子也慢慢宽裕起来。弟弟在北京买房子，她拿出不少钱帮着凑。
她自己的家，过得其实很简单。她不太会做饭，锅一热就手忙脚乱，索性常去弟弟家蹭饭。
孩子念完中学，考上了美术学院，走的是她爸爸那条路。
再往后，孩子要出国留学。走的那天，她送到机场，站在玻璃外面看人过安检。看人影一点点变小，直到看不见了才转身。
孩子走了以后，家里安静了不少。她还是照常演出，照常在电话里问孩子吃得好不好、画得顺不顺。
孩子大一些，开始帮她做事。演出服要按顺序挂，颜色深的放一边，浅的放一边。
这个称呼后来传出了家门。团里的同事听孩子喊过一次，也跟着叫。
孩子选专业那年，家里意见不统一。她只提了一条：学自己喜欢的。
二〇二五年，孩子学成回国，个子比她高出一头，说话做事都稳当了。
那年腊月，一家人凑在一处吃饭，桌上摆了满满一桌子东北菜。
[四]【那顿年根底下的家宴】
二〇二五年腊月二十三，北京城西一家不大的馆子。外头零下好几度，包间里暖气开得足，玻璃上蒙了一层白雾。
人来得齐。弟弟殷会利到了，弟媳也到了，一家人围着一张圆桌坐下。
桌上摆的全是东北菜：酸菜白肉、酱骨头、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还有一盘刚出锅的粘豆包。
殷秀梅坐在靠里那个位子。她那年六十九岁，一件深色毛衣，脖子上搭了条围巾。
她刚结束一场演出没几天，嗓子还有点哑，说话声音比平时低。
侄女坐在她右手边。二十六岁，个子高，肩膀窄，学生气还没退干净。
落座以后，她先把姑姑面前的茶杯挪近了些，又把那盘酱骨头转到姑姑跟前。
饭吃到一半，桌上聊起了旧事。弟弟说起八十年代在北京念书那几年，说起姐姐宿舍那间小屋。
弟媳说起医院三班倒的日子，说起孩子小时候她常常赶不上做晚饭。
有人提了一句，这孩子刚抱回来那年冬天，北京下了好大一场雪。
她放下筷子，说那年的雪是真大，楼道里的灯坏了半个月。
满桌人都笑了。笑声里，侄女也笑，笑完了却不说话了。
她把筷子横在碗上，坐直了身子，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包间里那股热乎气，就在这时候慢下来。
她正低着头，给侄女碗里夹一筷子酸菜，手停在半空。她抬眼看过去，看见的是孩子认真起来的那张脸。
侄女先喊了一声“姑姑妈妈”。
这一声，她听了二十六年，一天也没断过。
从孩子学说话起，到上学、到出国、到回国，喊的人越来越高，声音越来越稳。
台上的掌声她听了几十年，早就听惯了，台上台下上万人的场子她也不怵。偏偏这三个字，每次都让她把身子坐直。
粘豆包是压轴端上来的，还冒着白气。年根底下的馆子人多，隔壁包间的说笑声隔着墙传进来。
酒过三巡，桌上那壶茶已经续了两回。弟弟把杯子往桌心推了推，几个小辈也把筷子放下了。
她抬眼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又看了看侄女。
这个孩子从小在她跟前长大，什么话都藏不住，可这一回，脸上看不出要说什么。
屋里静得能听见隔壁桌的碗筷声。
侄女张了张嘴，把话说了出来。
就是那几句话，把包间里所有人的表情都换了一遍。弟媳先低下头，手背在眼角来回蹭。
殷秀梅手里的茶杯慢慢放回桌上，杯底磕在桌面上，发出一声轻响。
她的手一直抖，抖到几次都没把杯子放稳。
那天在场的人都说，谁也没有想到，一个二十六岁的姑娘放下筷子，能说出这样一段话。
更没有人想到，这段话会让这位在台上唱了四十多年、见惯了大场面的歌唱家，坐在那儿半天没缓过劲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