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故宫博物院《开明难救的颓局——皇室旧影》、央视网《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始末》、新华网《汪精卫的“绝命诗”被改》、中国新闻网《“清朝最后格格”爱新觉罗·显琦去世》《辛亥刺客古都行踪》、澎湃新闻《最后的格格金默玉去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中国国家图书馆《显亲王府（肃亲王府）》及善耆后人回忆口述等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22年初春，旅顺，一间临海的老宅。
窗外的海风又冷又咸，扑得窗棂咯咯响。
屋里光线很暗，一床厚厚的棉被底下，躺着一个病得只剩皮包骨头的老人。
他说话都费劲了，喉咙里像拉风箱，可一双眼睛还倔强地盯着门口，像是在等什么人。
家人把他的一群子女挨个叫到床前。
老人枯瘦的手指一遍遍地比划，嘴里翻来覆去，念叨着几句车轱辘话——往后的日子，你们不能做民国的官，也不能做民国的民；要记住谁是恩人，谁才是自己人；要一直等，等机会来了，把老祖宗的家业，再一块一块地挣回来。
屋里没人敢接话。
只有此起彼伏的啜泣声，和窗外哗啦哗啦的海浪。
这位病危的老人，就是爱新觉罗·善耆，清朝最后一代肃亲王。
要说他临死前，为什么还惦记着这么一句话，得先从他头顶那顶传了十代的爵位说起；
要说那顶爵位，又得从三百多年前，一位敢跟皇帝争天下的老王爷说起。
他这一辈子，明明有机会把“王爷”两个字，活成另一种模样。
他怎么就一步一步，走到了要把亲生骨肉一个个往外送的地步？
那句翻来覆去的告诫，后来到底锁住了多少人？又放过了多少人？
您可能会想，一句临终叮嘱，值得这么大动干戈吗？
可您别忘了，说这话的人，不是寻常人家，是堂堂皇族的亲王。
他那句话，不是老人对孩子的念叨，是一盘棋的落子。
这盘棋的棋子，是三十八个活生生的孩子。
今天这篇，咱们就从这个临终的老人说起，把这事儿从头捋一遍。
【一】铁帽子王的家底
善耆这支的血统，往上数，得从清朝初年说起。
他的老祖宗，是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名叫豪格。
豪格这名字，搁当时的关外，那可是响当当的。
他自小跟着父辈打天下，骁勇善战，冲锋陷阵从不含糊。
入关前后那些硬仗，他立的军功一摞一摞，凭这份战功，成了清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
“铁帽子王”是个什么意思呢？搁今天打个比方，就是皇族里头最硬的几个“铁饭碗”——爵位世袭罔替，老子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代代不降级，跟铁打的一样，帽子永远在自家人头上轮，轮不到外姓人。
豪格的封号，也是有起伏的。
崇德元年，皇太极册封诸王，豪格晋了“肃亲王”。
后来他几起几落：一度因为掺和进一桩案子，被降过贝勒，转过年又复了肃亲王；
过两年又因事降过郡王，再靠军功挣了回来。
封号来回折腾，他这人的性子，却始终是硬的。
那会儿的满洲贵族，骨子里还带着渔猎民族的野劲儿，豪格更是其中的狠角色。
他领兵出征，屡立战功，是皇太极跟前数得着的能打仗的儿子。
肃王府后来能在八家铁帽子王里占一席，靠的就是豪格当年拿命挣来的军功。
可有句老话说得好，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
豪格这人的命，到底没好到哪儿去。
皇太极去世那会儿，皇位悬了空。
豪格论长论功，都觉得自己有份；
他的叔父多尔衮呢，也不肯让。
叔侄俩明里暗里较劲，斗到最后，是年幼的福临登了基，多尔衮成了摄政王，大权一把抓。
站错了队的豪格，往后的日子就难熬了。
顺治元年，他被人抓住话柄，说他在言语上冲撞了多尔衮，削了爵；
十月里虽然又复原封，可裂痕已经埋下了。
到了顺治五年，他又被人举发包庇部将冒功、还擢用了罪人的兄弟，这回是彻底栽了——革了爵，幽禁起来，没多久，就死在了圈禁之所，死的时候还不到四十岁。
直到多尔衮也倒了台，朝廷才给豪格平了反。
顺治八年，追封他为肃亲王；
顺治十三年，追谥了一个“武”字；
到了乾隆年间，还让他配享了太庙。
打这儿起，京城里就有了这么一支“肃王府”，香火一路传了下来。
肃亲王的爵位一代传一代：豪格之后是富绶，富绶那会儿改封号叫“显”，后来传到蕴著手里，乾隆四十三年又恢复了始封的“肃”字。
往后是永锡、敬敏、华丰，传到第九代隆懃，也就是善耆的父亲。
同治五年，也就是1866年，善耆出生了。
他是镶白旗宗室，字艾堂，正儿八经的皇族嫡系。
打小，家里就按宗室的规矩培养他，习武、读书、识礼仪，样样不落。
善耆从小就性子活络，脑子也灵，念书、习武都有模有样。
长辈们看这孩子读书习武的架势，都觉着将来是个能成事的主儿。
光绪十二年，善耆二十岁，被封为二等镇国将军。
光绪二十四年，他父亲隆懃去世，按宗法，由他承袭了肃亲王的爵位。
这一年，他三十二岁，成了肃王府第十代——也是日后最后一任肃亲王。
搁一般人看，年纪轻轻当了王爷，这辈子的荣华富贵，算是稳稳当当攥在手里了。
可善耆偏是个闲不住的人。
晚清那些年，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变乱四起，朝廷上下乌烟瘴气。
这位新上任的年轻王爷，一门心思想的不是怎么享福，而是怎么把这艘四处漏水的破船，想法子补一补。
善耆的父亲隆懃，是第九代肃亲王。
家里那点家底，传到他手里时，已经不比祖上风光。
可善耆没怎么掂量这些，他想得更多的，是这个国，还能不能救。
【二】一个一门心思想干事的王爷
晚清的烂，是三言两语说不清的。
官场里那些积弊，一桩桩一件件，压在底下的百姓头上。
可善耆偏偏是个不信邪的主儿，越是烂，他越想伸手去管。
头一件露脸的事，发生在庚子年。
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慈禧带着光绪仓皇出逃，一路逃到了山西。
逃到大同那会儿，太后下了一道旨，命善耆回京，会同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料理善后。
就是这一趟回京，让善耆结识了一个改变他后半生的日本人——川岛浪速。
川岛浪速是日军里的翻译官，甲午战争、八国联军那会儿，他都在日军里当通译，中国话说得比不少中国人都利索。
俩人在办善后的日子里熟络起来，越聊越投机，后来又拜了把兄弟。
这一拜，往深里说，给善耆往后的人生埋下了一根引线。
当然，这是后话，咱们先按下不表。
先说善耆在朝廷里干的漂亮事。
庚子之乱里，地处东交民巷的肃亲王府，被烧了个精光。
朝廷心里过意不去，便给了他一个“崇文门税务监督”的肥缺，算是补偿。
这差事有多肥？它是京城的税务总管，统管着崇文税务总局和二十三个分局，专收进京出京的各种货税。
按老规矩，收上来的税，扣掉该上缴的，剩下的尽可往自己口袋里装，一年下来，几万两银子是稳稳当当的。
朝廷还格外开恩，把该上缴国库的税额，从历年三十万两降到了十二万两——话里话外就是：你王府烧了，多留点银子，把宅子重新盖起来。
结果善耆不领这个情。
他一上任，先拿自己人开刀：凡是行贿受贿、仗势敛财的，一律撤职；
另起用一批年轻正派的人，还给手下涨了薪俸，明令禁止索贿、禁止私吞。
以前洋人带货进京不交税，他改成一律照交；
以前商民入关得先过“经纪人”一手，被抽一层厘金，他改成官府直接验货收税，把中间盘剥的环节生生掐断了。
这里头还有个旧毛病，他也一并治了。
原先崇文门课税有个五厘的定例，可实际收税的时候，官吏常常私自改税率——你给贿赂，就少收你；你不贿赂，就多收你。
善耆上任后，三令五申，一切照章办事，谁再敢仗势加税、索贿私吞，严惩不贷。
不到一年，崇文门收上来的税银，扣掉各级官吏的薪俸开销，净剩下六十多万两——比朝廷让交的十二万两定额，整整多了四倍。
善耆一两没留，全数上缴了国库。
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一桩奇事。
消息传到宫里，太后非但没夸，反倒撂下一句凉话：“要是都照肃王这么办，往后还有谁愿意当这崇文门监督啊！”
你细品这句话，里头透着的，是一个王朝烂到根子上的凉气——大家早就默认了，当官就是为了捞钱，你偏偏不捞，这不成心坏规矩吗？
可善耆这么一折腾，也把不少权贵的财路给断了。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没过多久，庆亲王奕劻参了他一本，善耆这崇文门监督，干着干着，就被罢了官。
善耆没被这一棒子打趴下，接着干。
善耆做事，讲究一个“快”字。
他接手崇文门，整顿得又快又狠；办警政，铺得又广又急。
可他越是想快，越是发现，这座老大帝国，每一步都走得拖泥带水。
光绪二十八年，他当上了步军统领，兼任工巡局大臣。
打这儿起，他一门心思在北京城里搞起了“市政建设”。
他在工巡总局之外，设了中、东、西三个分局，拉起一支新式巡警队伍——中国近代的警察制度，就是从这支队伍起的头。
他还把警务学堂改办成巡警学堂，在各城区设了消防队，专门提拔那些勇敢尽责的年轻人，送进学堂深造，好培养出一批像样的警察骨干。
其实早在光绪二十七年，清廷就成立了警备学堂，善耆推荐川岛浪速去当了学堂的“客卿”总监。
后来的巡警学堂、消防队，都是顺着这条新式的路子，一步步搭起来的。
他张罗着给京城架了第一批电话线，让王府、衙门、公共场所头一回用上了电话；
他整修王府井大街，提议把神机营的操场改成东安市场；
大街上那种西洋新式马车，也是他张罗着引进来的，慢慢替掉了老式马车。
连外国公使馆那一带，他都设了分巡处，专门负责治安。
从工巡局到警备学堂，再到后来的民政部，善耆一心想的，是把京城这套治安、市政的摊子，往“新式”上带。
搁当时的人眼里，这些做法新鲜得扎眼，可就是这份新鲜，让北京城慢慢有了点近代城市的样子。
他管交通，管得还挺严。
手底下有个管京师治安的下属，叫许世英。
有一回，善耆的福晋不守交通规矩，被许世英当场罚了十块银元。
这要搁别的王爷，怕是要发作了——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可善耆不但没恼，反倒夸许世英办得对。
他那一套新式巡警，跟旧步军衙门的兵丁，没少起冲突。
善耆主张干脆废掉旧步军统领衙门，可守旧派死活不答应，还撺掇着二万多旧兵跑到庆亲王那儿告状。
到了1904年2月，善耆的步军统领和工巡局大臣差事，就这么被免了。
善耆那些年，是干一件，黄一件。
可每黄一件，他下回还是要伸手去管。
这份“轴劲儿”，搁在他这样的王爷身上，是少见，也是遭人恨。
光绪三十三年，善耆升任民政部尚书，管起了全国民政这摊子事。
他在全国推行警政、户口、卫生、市政建设，样样都想往前推一把。
那时候办这些事，缺钱缺人，处处掣肘，可善耆是真下功夫。
他手底下那班人，好些后来成了民国时期的能吏，比如许世英，后来就当过北洋政府的内务总长。
要说善耆的“开明”，最出彩的一件事，得数1910年那场大鼠疫。
那年年底，东北爆发了大规模的鼠疫，很快蔓延到京津一带。
善耆接到信儿，雷厉风行：一文钱一只，公开收购老鼠；
派出医生，对疑似病亡者逐一检测，一旦发现，立即火化；
还在报纸上公布疫情，教老百姓怎么防疫。
靠着这一套在当时称得上“硬核”的办法，疫情被一步步压了下去。
到了第二年四月，他还牵头张罗了一场大会——邀了包括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在内的十一个国家的一百多位专家，由防治鼠疫立了大功的伍连德主持，办了场“万国鼠疫研究会”。
这场会，被后世看作中国近代史上头一回国际学术会议。
善耆这人有多“开明”，再讲一件小事。
他主张君主立宪，一心想让朝廷开开眼。
有一回，他壮着胆子向太后进言，劝她看看西洋那些新鲜玩意儿。
他花心思从英国、法国运回一大堆东西——沙发、摇椅、望远镜、留声机，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八音盒，据说像钢琴那么大，十六个人都抬不动，一打开盖子，上面那些小木人有的跳舞、有的敲锣、有的打鼓，好听极了。
他本意是想让太后见识见识，“人家的文明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咱大清朝别再妄自尊大了”。
结果呢？东西还没往宫里送，外头就传出话来：肃王这是要篡位吧！
善耆气得不行，索性把这些宝贝都留在了自己家里，自个儿摆着玩。
后来他的小女儿还回忆，小时候就玩过那架大八音盒。
至于那次进言，据说太后听了很不高兴，把他和另一位王爷一起轰了出来。
善耆出了宫，大哭了一场，觉得这大清朝，怕是真没救了。
你看，这样一个思想活泛、一心干事的王爷，放到太平年月，怎么着也该是一等一的能臣。
可偏偏，他生在了大清气数将尽的当口。
他越使劲，就越撞得满头包。
他那些“开明”的做法，在当时非但不被认可，还处处得罪人。
更要命的是，他心里那杆秤，始终是向着大清的。
这，就注定了这个“开明”的王爷，终究会活成一个拧巴的人物。
【三】放走刺客的王爷
要说善耆“开明”到哪一步，最典型的一件事，是1910年那桩震动全国的“刺摄政王案”。
那一年，摄政王载沣掌着大权。
革命党人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几个人，密谋在北京城里干掉载沣，想用这颗脑袋，来“振奋天下人心”。
他们算准了载沣每天出行要经过什刹海的银锭桥，便去骡马市大街的“鸿太永”铁匠铺，订了一口能装五十磅炸药的大铁罐，1910年3月31日深夜，摸黑到桥下去埋。
那会儿几个人各有分工。
喻培伦先一步去了东京买炸药，陈璧君则回了南洋老家筹款，汪精卫和黄复生留在北京，张罗着把这事儿办成。
哪知道天不遂人愿。
埋到一半，惊动了附近人家养的狗，犬声四起。
几个人手忙脚乱，抬头一看，桥头上还影影绰绰站着个人。
到底是谁发现的那口铁罐，史料说法不一：有说是位半夜出来方便的居民，撞见桥下有人便报了警；也有说是位赶大车的，媳妇三天没回家，大半夜出来找媳妇，瞅见桥下有人，以为是奸夫，点起灯笼就要捉奸。
甭管哪种说法，结果都一样——警察闻讯赶来，在桥下起出了那口装满了炸药的大铁罐，还有一截电线。
当时的清廷，早已悬了十万两白银的重赏，要汪精卫的人头。
北京的警察办案，也有几分机灵。
铁罐像是新打的，他们便不声张，悄悄派人在全城的铁匠铺挨家排查；
报纸上还放出假消息声东击西，稳住刺客。
果然，铁匠铺的老板认出来了——这铁罐，是“守真照相馆”订做的。
4月16日，汪精卫和黄复生，就在那家照相馆里落了网。
这案子，放到大清律例里，是妥妥的死罪——胆敢谋刺摄政王，按律是要满门抄斩的。
好在五年前，凌迟、枭首、戮尸这三样重刑已被废除，可死罪依旧是跑不掉的。
负责审理这起大案的，正是当时统领全国警察机关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
审案那几天，场面很特别。
4月25日，清廷法部开庭。
物证、人证往堂上一摆，汪精卫压根儿没想抵赖，大大方方承认自己就是主谋，说杀了载沣，就是为了“振奋天下人心”。
黄复生也抢着说自己是主谋。
两人一个劲儿把罪往自己身上揽，恨不得把对方摘得干干净净。
善耆坐在堂上，越看心里越不是滋味。
他这辈子见过的贪官污吏、谄媚之徒，一抓一大把，几时见过这样视死如归、把生留给别人、把死留给自己的读书人？
他心里头明镜似的：眼前这位，不是普通的亡命之徒，是个有真才实学的才子，是个孺子可教的读书人。
按常理，这案子该怎么判，载沣不用说都是要杀的。
善耆却反复掂量，竟说动了载沣。
他讲了一通道理：您别杀他。这愣头青来刺您，压根儿就没打算活着回去，他要的，就是让您把他宰了，好成全他“杀身成仁”的名声。您要真杀了他，“汪精卫作为同盟会骨干，亲身谋刺摄政王杀身成仁”这事儿就定了——他成了楷模，咱倒成了众矢之的，这不正中他的下怀？反过来，咱要是不杀他，反倒显出无边恩德，民心自然就往咱这边靠了。
这里头，还有善耆府上一位家庭教师的功劳——那是个革命党人，叫程家柽，就住在善耆府上教书。
他向善耆进言，说杀了革命党，只会火上浇油，让局面更失控。
善耆听了进去，心里那杆秤，往“不杀”那边，又沉了沉。
1910年4月29日，清廷下了判决：称汪精卫、黄复生“误解朝廷政策”，情有可原，格外开恩，免去死罪，改判永远监禁。
汪精卫在狱中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饮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绝命诗，认命等死。
谁也没想到，等来的竟是不杀之恩。
善耆还常常到狱中去，跟汪精卫谈论天下大事，谈论诗词文章。
汪精卫对这份恩情记了一辈子，后来著文回忆，说了一句：“救我命的是肃亲王。”
消息传到海外，孙中山仰天长叹，说了一句：“失精卫，断吾臂。”
这一案，善耆放走的不只是两条命，还有清廷最后一点“仁德”的体面。
可这点体面，救不了将倾的江山。
读到这里，你八成会觉得，善耆这人可真够“开明”的，连刺杀自家摄政王的刺客都敢放。
可你回头再看，就咂摸出味儿了——他放汪精卫，是惜才，更是为朝廷算计。
他欣赏革命党人的人品才学，可他心里那杆秤，从头到尾都偏向大清的江山。
他要的，不是让革命成功，而是让大清在民心上多攒几分，好缓过这口气。
善耆在这案子上的一念之仁，谁也没想到，日后竟会以另一种方式，应在他自己的家人身上。
这是后话，咱们到结尾再说。
善耆这一案，办得让人挑不出错，却也让不少人捏了一把汗。
放走要杀摄政王的刺客，这事儿搁哪个朝代，都是要担大干系的。
可善耆认定了，值得。
善耆这名字，后来在史书里，褒贬不一。
可搁当时看，他就是个一门心思想把旧船修好的王爷。
一个心向旧王朝、又真心敬重对手的王爷，活在这个王朝的末日里，注定是一出拧巴的戏。
他这边厢放走刺客，那边厢，大清的气数，却是神仙也救不回来了。
【四】国没了，他哭得最凶
1911年10月，武昌的新军哗变，革命的烽火迅速烧遍各省。
不到几个月，十几个省接连宣告独立，大清的天下，眼瞅着就崩了。
1912年2月，隆裕太后带着年幼的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清朝正式宣告结束。
皇亲国戚们，有的隐居，有的观望，有的忙着改换门庭另寻出路。
善耆呢？他痛哭流涕，死活不认账。
传说当时王公大臣们在那份退位诏书上签字画押，独独善耆，是那个拒绝在退位诏书上签字的亲王。
其实打庚子那年拜了把兄弟起，善耆跟川岛浪速，就不再是普通交情了。
复辟无门之后，他能托付的人，满打满算，也就剩这个日本把兄弟了。
国没了，他还不想认命。
在把兄弟川岛浪速的安排下，善耆带着一家老小，悄悄避到了日本人控制的旅顺。
旅顺是日本人占着的租借地，善耆一大家子寄居在那儿，日子过得并不舒坦，可他一门心思扑在“复辟”上，这些，他都顾不上了。
到了旅顺，他一天没闲着，摇身一变成了“宗社党”的骨干，一心要复辟。
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他先后两次发动“满蒙独立运动”，想把满蒙从民国手里再“挣”回来。
头一回是在1911年，赶上日本政府跟北洋政府谈和，黄了；
第二回是1915年，日本政府转头扶了别人，又黄了。
那几年，他对日本人的情分，是实打实的。
有记载说，明治天皇去世那会儿，他一个堂堂的清室王爷，竟然穿了丧服，为天皇斋戒服丧。
搁外人眼里，这事儿透着说不出的别扭——一个中国人，给别国的君主服丧，图的又是什么呢？
那两次独立运动，一败再败，把善耆的耐心，也磨得差不多了。
他算是看明白了——靠别人，靠不住；能靠得住的，只有自己这一支血脉。
复辟的路，一条接一条地堵死。
善耆左思右想，把最后的希望，全押在了下一辈身上。
他这辈子，娶了一位正福晋、四位侧福晋，一共生养了三十八个孩子——二十一个儿子，十七个女儿。
对这些孩子，他的安排是分门别类的：学军事的，学工矿铁路的，学师范交际的，各派各的用场。
他把孩子们一批一批往国外送——除了老大、老二、老三分别去了英国、德国、比利时，其余的，几乎全被送去了日本。
他给孩子们立的规矩，翻来覆去就是那一句：不能做民国的官，也不能做民国的民，要紧记是谁帮了咱，等着有朝一日，把大清挣回来。
就在这满盘棋里，有一个决定，谁也没想到会掀起惊天的浪——他把自己最小的几个女儿里的一位，亲手送给了把兄弟川岛浪速，当养女。
那个六岁就被亲爹送出家门、送进日本家庭的皇族格格，二十多年后，竟成了一个全国皆知的名字，成了许多人茶余饭后、乃至史册里绕不开的一个存在。
一个末代王爷，为什么要亲手把自己的骨肉送进日本人的家门？
那句翻来覆去的告诫，究竟要把这三十八个孩子，引向一条怎样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