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征税，只能哄着富人花钱？中国内需困局，被经济学家一语戳穿

提振消费的口号已经提了很多年。从购物补贴、以旧换新，到各类鼓励居民把钱花出去的政策，基本思路都是想办法让手里有钱的人多消费。

标题中“哄富人花钱”的说法，指向的正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时，单靠刺激高收入群体增加消费，能否真正带动整体内需？

这句话听上去务实，实际上指出了内需疲软背后最难处理的问题。钱为什么没有流到普通居民手里，居民为什么不敢花，这些问题最终都要回到同一个话题上，就是蛋糕怎么切。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先富起来的人吃到了大肉，普通人也还能喝到肉汤。分配格局即便是二八开甚至一九开，那“二”或者“一”的部分增长得也比较快。

加上前些年房价在账面上一直上涨，很多较早买房的60后、70后分享到了经济发展的红利，对分配的不满并不明显。

进入经济新常态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高位接盘楼市的90后、00后逐渐成为舆论主体，普通人工资增速又明显放缓，讨论分配的声音因此更容易引起广泛共鸣。

李迅雷的判断同样建立在对财富分布的长期观察上。

围绕财富结构的讨论，常常指向同一个现象：中国居民的储蓄和资产分布存在差异。这个问题在消费端表现得比较直接：一线城市高端消费相对活跃，部分三四线城市和老工业城市的日常消费则偏弱，同一时期的消费数据呈现出明显分层。

2025年开年后，源于2024年9月一揽子政策的刺激效应逐步消退，居民消费价格重新回到偏弱通道。

把2025年1月和2月的物价数据合并比较，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低于2024年同期，2月CPI同比下降0.7%，物价表现阶段性走弱。

从宏观数据看，2025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5.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现也不差，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2024年9月之后政府端加大财政和货币投放的基础上。

与宏观增长形成反差的是就业数据。按照奥肯定律的一般规律，经济增速上升应当伴随失业率下降，但同一时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在2月一度升至5.4%。

经济增长没有充分转化为就业和收入，说明政策投放带来的增量依然没有有效汇集到居民部门。

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出口，这几年真正起支撑作用的一直是出口。据海关总署数据，2024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5.45万亿元，同比增长7.1%，贸易顺差7.06万亿元，同比扩大13.6%。

大量外汇收入帮助经济相对平稳地度过了两重压力，一是房地产调整带来的信贷收缩，二是部分资金换汇离场带来的货币收缩。

2025年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美国加速推动制造业回流，并把关税战推向高位。我国对美直接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虽然已经不到15%，但如果把经东南亚和墨西哥转口的商品计算在内，对美出口的实际比重仍然更高。

美国同时对越南、印度、墨西哥等主要转口地公布了不同税率，相关措施随后又经历暂停和调整，意图是限制中国商品经第三地进入美国市场。

无论关税博弈最终如何落地，有一个趋势已经清楚：一些国家的保守势力为了遏制中国，可以不顾本国经济基本面和居民物价压力，采取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做法。

剩下的两驾马车里，投资的一条腿房地产仍在等待企稳，另一条腿基建则面临可投项目越来越少的局面。政策重心于是转向了长期不被重视的消费。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年度重点任务的第一项，消费第一次排在科技、教育和改革之前。

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也从2024年的1500亿元增加到2025年的3000亿元。与过去只提口号相比，这次中央拿出了真金白银。

但数据显示，资产价格依然低迷，消费增长主要靠刺激而不是内在动能。在对未来收入预期偏悲观的情况下，居民仍在去杠杆，表现为减少新增借款、压缩非必要支出、提前偿还贷款。

在信用货币体系下，新增货币大多来自信用扩张。

政府依托国家信用发行国债和地方债，企业通过公司债、股票再融资获取资金，居民则通过房贷、消费贷向银行借款。

目前的情况是，政府在大量举债，企业和居民借款意愿却明显减弱，不少主体选择提前还款、修复资产负债表。

无论政府还是企业借来的钱，最终都要通过工资、转移支付等渠道流向居民，而居民在消费端面临两个主要约束。第一是资产。

我国居民资产中住房占比较高，房价持续下跌让账面财富不断缩水。前几年决策层确立了“先立后破”的思路，对房地产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底线，放松政策是分步推出的。

2024年三季度经济明显走弱后，房地产的定位有所上调，政策目标转向推动市场止跌回稳，以免拖累消费。第二是债务。

从经济周期、人口周期和城市发展周期看，房地产都已进入下行阶段，背负房贷的家庭在收入预期不明朗时，更倾向于还债而不是消费。

人口结构让这个问题更加复杂。

人口结构让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国家统计局2026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出生人口792万，为有统计以来的低位，总人口连续第四年负增长。

人口减少和老龄化加深，意味着住房需求进一步收缩，医疗和养老支出压力持续上升。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工资上涨一千元，抵不上一场大病可能带来的十万元开支，增加的收入首先会被存起来防身。预防性储蓄不降下来，补贴撬动的消费就很难持续。

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多年，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提高的阶段。相关研究曾根据不同国民收入核算口径测算这一时期居民收入占比的变化，但由于统计口径和核算方法存在差异，具体比例并不完全一致。

原因在于，改革前农产品价格和工人工资长期被压低，改革后按劳分配得到确立，私营经济迅速发展，企业之间争夺劳动力，职工工资随之上涨；农产品价格逐步放开，农民收入也明显提高。

转折出现在2000年前后。第一个转折来自企业端。2001年加入WTO后，出口导向型经济正式确立，出口企业依托廉价劳动力为发达国家提供中低端制成品，资本回报率很高，企业更倾向于把收益用于再投资而不是提高工资。

随着竞争加剧，劳动密集型企业主要依靠压低人力成本维持利润，而大量农民工进城使劳动力供给十分充裕，制造业劳动报酬占比从此持续下降。

第二个转折来自政府端。1998年7月房改启动，福利分房制度结束，商品房时代开始。此后几年，个人住房贷款推广、住房分配货币化、房企上市和期房预售放开、土地招拍挂制度确立等政策相继落地，土地财政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

房地产长期拉动经济增长，政府收入占比明显提高，但这部分收入很大程度上来自居民部门：居民拿出积蓄并通过房贷预支未来收入买房，支撑了信贷扩张和经济高速增长。

企业赚了钱，多用于扩大生产或留存，很少进行二次分配；政府收入则会通过财政支出再分配。问题在于，长期以来财政支出偏重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新城扩建和配套建设又推高了土地价格，形成循环。

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投入占GDP的比重相对偏低，从居民部门获取的收入没有充分用于减轻居民负担。

再分配还存在行业和地区之间的差异。出口退税等政策长期支持外贸企业，土地供应、基础设施投入和居民住房支出之间也存在复杂的利益传导关系。

不同产业获得的政策资源、资本回报和就业吸纳能力并不相同，房地产、金融和互联网企业在部分年份利润较高，但吸纳的就业有限，承载大量劳动者的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工资增长则受到多种因素制约。

地租经济已经难以为继，继续加大基建投入的边际收益越来越小，再分配需要转向。要让消费取代房地产成为经济支柱，就要提高财政用于民生的比例，推动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和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明显上升，主要途径是加大社保、医疗、教育投入，减轻居民养老、看病、上学的压力，逐步扭转“不敢花”的储蓄习惯。

企业部门同样需要调整，增长成果如果主要停留在企业账面而没有进入居民收入，即便GDP较快增长，消费也难以同步提升。让企业主动多给劳动者分配并不容易，较为现实的第一步是切实落实劳动法。

纠正收入分配失衡对消费的压制不可能一蹴而就。多年形成的结构性失衡，需要对经济和财政体系进行整体重构，改革难度很大。只有当政策重心从“哄着有钱人花钱”转向让大多数人有钱可花、敢于花钱，内需才可能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