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贵州军区收到一封信，司令员杨勇很诧异：他竟然还在世！

1950年，贵州军区机关，司令员杨勇和政委苏振华正在处理军务。一封寄来的信被送到桌前，信封上同时写着两人的名字，落款却是一个多年未曾听闻的名字：孔宪权。

信中没有长篇叙述，只有几句话。孔宪权写道，自己曾在娄山关负伤，左腿中弹，无法随部队继续行动，后来被留在当地百姓家中养伤。如今腿脚残疾，生活困难，只能向组织求助。

杨勇读完，神情立刻变了。他拿着信沉默片刻，才说道：“孔宪权还活着，实在太好了。”苏振华也十分意外。对他们而言，这不是一封普通求助信，而是一个失散多年的老战友重新出现。

孔宪权这个名字，曾在红三军团中颇有分量。黄克诚还称他是“打不死的程咬金”。这句话并非夸张，他在战场上多次负伤，却总能从险境中坚持下来。遗憾的是，娄山关一战之后，他与部队失去了联系，许多人一度以为他已经牺牲。

1911年2月，孔宪权出生于湖南浏阳一个农民家庭。旧社会的贫困，使他很早就明白，单靠一家人的辛苦劳作，很难摆脱困境。红军进入湘赣地区后，打土豪、分田地，许多农民第一次感到，世道或许能够改变。

1930年，19岁的孔宪权报名参加红军。刚入伍时，他只是普通战士，却有两个特点十分突出：敢冲，且机灵。敢冲，意味着关键时刻不退缩；机灵，则让他不会只凭蛮劲作战。

1930年12月30日，第一次反“围剿”中的龙冈战斗打响。红军面对的是国民党军第十八师，战斗异常激烈。孔宪权在战斗中表现突出，并参与了俘虏敌军师长张辉瓒的行动。此后，他逐渐得到上级重视。

战场上的成长很快。孔宪权先后担任班长、连长、营长等职务，还做过彭德怀的传令排长。职位变化带来的，不只是肩章和命令，更是对部下生命负责的压力。他开始学会判断地形、掌握火力，也学会在混乱中迅速作出决定。

1932年，经黄克诚介绍，孔宪权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一个从农家走出的年轻战士来说，这意味着更严格的纪律，也意味着必须把个人生死置于部队任务之后。他没有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却在一场场战斗里补上了这些功课。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孔宪权所在的红三军团随队转移。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红军的军事指挥逐步走向正确方向。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回师贵州，准备夺取遵义，而娄山关正是必须突破的要点。

战斗前，孔宪权带侦察员勘察地形，还抓获过几名掉队的敌军士兵，从他们口中获得了一些情况。2月25日，娄山关战斗展开。红军从多个方向发起进攻，孔宪权带领突击队冲在前面，一直打到黑神庙附近。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他陷入绝境的，不是第一次冲锋，而是敌军援兵赶到之后。突击队人数不断减少，只能依托战壕和树木抵挡射击。弹药越来越少，继续隐蔽只会被困死，孔宪权便带着战士改用刺刀和马刀，向敌军阵地逼近。

混战中，他的左腿胯骨附近中弹。伤势严重，六发机枪弹造成了骨骼损伤，但他仍从地上捡起一支有子弹的步枪，向敌军射击。直到增援部队赶到，他才因失血和疼痛昏迷。

孔宪权被送进遵义城内的教堂救治。医生取出弹头和碎骨，经过处理后，他仍无法立即行动。养伤期间，他与胡耀邦相识。夜里伤口疼痛，孔宪权常在梦中喊着“杀”，胡耀邦便半开玩笑地说：“你这是还在战场上呢。”孔宪权听后很不好意思，连忙向周围伤员道歉。

黄克诚、杨勇、苏振华等人也曾前去看望。得知孔宪权的伤情后，黄克诚感叹道：“你真是打不死的程咬金。”这句评价后来在战友之间传开，也成为孔宪权军旅经历的一个特殊注脚。

红军继续行军时，孔宪权的伤口尚未痊愈。部队曾用担架抬着他走了一段路，但他的左腿逐渐肿胀，已经无法跟上行军速度。1935年3月29日，部队抵达贵州后，只能把他安置在当地百姓家中，并留下银元、医生和通讯人员。

孔宪权休养半年多，终于能够下地，可左腿已经短了近10厘米。等他恢复行走，再去寻找部队时，红军早已转战远方。没有联系办法，也没有明确去处，他只能留在贵州，靠挑担、泥瓦活和零碎手艺养家，乡亲们称他为“跛子瓦匠”。

多年过去，残疾加上劳累使他的生活越来越困难。1950年，他偶然得知杨勇、苏振华在贵州任职，才鼓起勇气写信。杨勇回信后，又帮助他联系黄克诚。黄克诚出具证明，孔宪权的党籍得以恢复，失散十五年的组织关系终于重新接上。

1951年，遵义会议纪念建设筹备委员会成立，孔宪权被调去参与筹备工作。遵义会议纪念馆建成后，他出任第一任馆长，负责整理史料、接待老战友和推进纪念馆建设。

1988年11月7日，孔宪权在贵州逝世，享年78岁。胡耀邦发来唁电，曾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也以各自方式记住了这位从娄山关血战中活下来的红军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