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13！联合国表决杜特尔特案，美俄联手反对ICC，中国选择弃权

11月2日，纽约联合国总部会议大厅内，电子计票屏上清晰浮现三组数字：93票支持，13票反对，36票弃权。

美国、俄罗斯与以色列罕见地并列于13张反对票阵营——三个在多数国际议题中立场迥异的国家，此次却同步按下红色表决键。而中国未选择站队，亦未明确反对，而是投下关键一票：弃权。更耐人寻味的是，这场看似常规的年度报告表决，背后竟悄然牵动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命运轨迹。

中方为何不与美俄同频发声？这张未落于“赞成”或“反对”的弃权票，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战略深意与法理立场？

93：13！美方强调“主权豁免”，俄方直指“政治操弄”，中方点明ICC“双重失范”

据央视新闻报道，联合国大会日前以93票赞成、13票反对的结果，通过国际刑事法院（ICC）2024年度履职情况决议。美俄两国明确表达反对，中国则作出审慎弃权决定。中方同时郑重敦促ICC全面终止将司法程序工具化倾向，坚决抵制选择性追责与标准不一的实践偏差。美方强调，ICC无权对非缔约国公民及盟友实施单边司法干预；俄方则严正指出，该法院已实质性蜕变为干涉他国内政的政治平台，呼吁立即启动机制性改革乃至解散程序。

回溯历史，联合国成立初期即有设立专责审理灭绝种族罪行的常设国际法庭构想，但该倡议长期处于讨论阶段。直至1998年，全球逾120国代表齐聚罗马，以120票赞成通过《罗马规约》，四年之后，国际刑事法院正式挂牌运作。其创设初心极为明确：捍卫人类共同正义底线，依法追诉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与侵略罪责任人，尤其在国家司法系统失效或缺位时，承担起补位性司法职能，成为全球法治秩序中不可或缺的“终极守门人”。

然而，在后续运行中，ICC逐步背离设立初衷，日益显现出明显的地域倾斜与政治依附特征。其早期受理案件几乎全部集中于非洲大陆，被外界广泛称为“非洲专属法庭”。从乌干达上帝抵抗军暴行、苏丹达尔富尔危机、肯尼亚大选后流血冲突，到科特迪瓦权力交接动荡、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覆灭过程中的暴力事件，ICC均迅速介入调查起诉。表面观之，似因非洲地区冲突频发、证据易得；深层剖析可见，这些案件多由西方国家主导推动，实际构成美欧借多边司法渠道深度介入非洲治理结构的制度化路径。

阿富汗调查案成为ICC公信力转折的关键节点，直接触及美国不可触碰的战略红线。2017年，时任检察官本苏达正式申请启动对阿富汗境内美军涉嫌战争罪行为的调查授权；2019年，预审分庭驳回该申请；次年上诉分庭逆转裁决予以批准。此后受阿富汗政府延期配合请求、塔利班重新掌权等现实变局影响，该案长期悬置。2021年新任检察官卡里姆上任后，迅速将调查重心转向阿富汗内部武装团体行为，对美军相关指控则不再推进。此举暴露其执法逻辑的根本矛盾：面对强势力量则退避三舍，聚焦弱势主体则穷追不舍，司法独立性与专业性双双蒙尘。

如果说阿富汗调查尚属试探性触碰，那么ICC随后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以色列高级官员及哈马斯军事指挥官发出逮捕令，则彻底将其卷入高烈度地缘对抗漩涡。需特别指出，俄罗斯并非《罗马规约》缔约国，且根据国际法基本原则，国家元首享有绝对刑事管辖豁免权；此案既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亦缺乏充分法理支撑，ICC的越界操作不仅引发强烈主权反弹，更坐实了外界对其沦为“大国博弈附属品”的质疑，自身权威根基持续松动。而针对以色列的系列司法动作，更激化与西方核心盟友关系，招致美方新一轮精准制裁，机构生存空间遭受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挤压。

由此观之，当前ICC的司法裁量已高度弹性化，其判决尺度随对象强弱而浮动，追责强度随政治风向而调整，公正性与中立性这一司法生命线，正在实践中加速消蚀。

孙磊大使在联大发言中精准嵌入两个法律术语：“退出后持续管辖”与“部分要素管辖”——字字千钧，句句直指杜特尔特案的核心症结。

这两个术语，每一个都精准刺入杜特尔特案的法理神经末梢。

联大审议杜特尔特案相关决议，中方弃权表态，为菲律宾前领导人保留法理尊严空间

我们先厘清事件完整脉络：菲律宾于2019年3月17日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退出《罗马规约》，核心动因正是防范ICC介入杜特尔特执政时期开展的全国性禁毒行动。马尼拉当时的法律预判十分清晰——一旦完成退约程序，ICC对该国事务的司法管辖权即告终结。

但七年后的2026年4月22日，ICC上诉分庭作出终局裁定，确认对杜特尔特案拥有完全管辖权，驳回辩方提出的四项实体与程序性异议，并拒绝保释请求。法官援引《罗马规约》第127条第2款作为核心依据：国家退出不影响退出生效前已启动的调查与诉讼程序；且涉案行为发生期间，菲律宾仍为有效缔约国，故ICC对相关犯罪事实保有法定管辖权。

从条约文本看，该条款表述确凿无疑，但在实际适用中却导致马尼拉2019年的退约声明，在海牙司法体系内被解构为“效力不完整”状态。一个主权国家郑重宣告“终止参与”，换来的却是“可退出，但退出前之事我仍管到底”的司法回应。这种技术性解释虽具条约基础，却在执行层面实质性切割了国家退约权的完整性：名义上赋予退出自由，实质上架空退出实效，使退约这一主权行为的实际权重大幅缩水。

杜特尔特案还裹挟着难以忽视的本土政治变量。2025年3月，他自海外返菲抵达马尼拉机场时，即遭菲律宾国家警察依据ICC逮捕令当场拘捕，次日即被押送至海牙。值得注意的是，马科斯政府2022年执政初期延续前任政策，明确表示不承认ICC对菲司法管辖；直至2024年11月，其立场突然发生根本性转向。这一时间节点，恰好与马科斯家族同杜特尔特家族公开决裂、政治同盟彻底瓦解高度重合。在此背景下，ICC签发的逮捕令已难以被视作纯粹中立的国际司法行为，事实上已被纳入菲律宾国内权力更迭与家族清算的复杂棋局之中。正如杜特尔特之女、现任菲律宾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所言：“当法律成为清除异己的利器，正义便已悄然缺席。”

中方对此案始终秉持理性克制态度。杜特尔特被捕后，官方表态仅限于“持续关注事态进展”“主张避免将司法问题政治化”，从未升级为对当事人个体的公开声援。这种克制蕴含深刻现实考量：ICC已深度嵌入菲国内政治斗争肌理，外部力量若高调介入，反而可能被反向利用，使海牙逮捕令被包装成“抵御外国干涉”的民族主义旗帜。

但克制绝不等于立场缺位。11月2日联合国大会现场，中方代表的正式发言，将杜特尔特案暴露出的管辖权法理断层，首次以权威外交语言载入联合国正式会议记录。通篇未提一人之名，未用一句煽情修辞，每一项陈述皆紧扣《罗马规约》具体条款与司法实践矛盾，精准锚定案件本质。对于曾以务实外交推动中菲关系走出低谷的前菲律宾领导人而言，这份写入国际组织正式档案的法理关切，其分量远超任何情绪化表态或象征性声援。

杜特尔特只是表象，ICC真正面临的，是系统性公信力危机

深入剖析可见，ICC当前困局早已超越单一国家个案范畴，演变为一场关乎国际司法体系存续根基的结构性危机。

中方在联大发言中明确指出，近年来该法院在管辖权边界界定、与非缔约国互动规则、国家元首豁免适用标准等关键领域持续暴露出原则性偏差，多国政府与法学界已就其履职方式与裁判尺度提出系统性质疑。此类争议，早已不是菲律宾一国的孤立困境，而是全球多边司法治理能力失衡的集中体现。

国际司法机构的权威，从来无法靠一纸逮捕令或一纸管辖裁定自动生成。其真正生命力，源于三项不可替代的基石：一是规则制定过程的广泛共识性，二是各国基于主权自愿接受管辖的合法性认同，三是对所有国家、所有行为体一视同仁适用统一法律标准的坚定实践。一旦法律解释随对象身份而伸缩，司法尺度随地缘格局而偏移，甚至主动迎合特定政治议程，其公信力便注定走向不可逆的衰减轨道。

当前ICC还面临来自美国的持续高压。10月9日，美方再度扩大制裁清单，首次将ICC整体机构列入制裁范围；11月2日法院向联大提交年度报告时，首席检察官只能以预先录制视频方式远程发言。一边是单边制裁步步紧逼，一边是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提供财政与道义支持——两种截然相反的姿态并存于同一时刻，其内在张力本身即是对国际司法独立性的尖锐拷问。

美方基于本国利益否定ICC正当性，不能反向推导出ICC所有行为天然合理；ICC承受美方不合理打压，亦不构成其回避其他国家正当关切的理由。二者属于不同维度的法律与政治命题，必须严格区分、分别审视。

回归菲律宾本土语境，杜特尔特与马科斯两大政治家族关系彻底破裂，使本案叠加了异常复杂的国内权力博弈底色。马科斯政府2022年上台初期坚持不配合法院立场，2024年11月却出现戏剧性转向，随后杜特尔特即被移交海牙。菲国内两大家族矛盾持续白热化，外界自然产生合理追问：国际司法程序是否正被本土政治力量策略性征用？司法正义能否在家族恩怨与权力倾轧中保持纯粹？

中国既未介入菲律宾内部家族纷争，亦未对杜特尔特个人作出无条件无罪背书，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中方缺乏清晰立场。恰恰相反，中方通过联合国正式外交渠道，将国家主权神圣性、退约后管辖权效力边界、“部分要素管辖”原则适用限度、国家元首豁免权保障等核心法理命题，系统性呈现在国际社会面前。此举本质上是对ICC的一次清醒提醒：司法机构不能只沉迷于个案推进的速度与数量，更须深刻反思自身权力的法源基础、行使边界与正当性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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