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没想到！外媒发布民调结果：最敌视中国的，是这两个国家

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的评价，往往不是由某一次外交争端决定的，而是历史记忆、国家利益、媒体舆论和安全政策长期交织的结果。2026年7月，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一份全球民调引起关注，日本和以色列的对华好感度都处于明显低位。一个是中国的邻国，一个与中国相隔遥远，两个国家为何会在对华认知上出现如此相似的负面趋势？

这份调查覆盖37个国家和地区，访问人数超过4.5万人。全球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评价的比例中位数为51%，负面评价中位数为39%。日本的正面评价只有11%，以色列为19%。特别是以色列，正面评价从2025年的33%降至19%，一年减少14个百分点。这个变化值得关注，因为它说明以色列社会对中国的认识正在经历明显转向。

需要注意，民调测量的是公众对中国的整体好感，并不是专门调查是否支持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日本11%的数据是受调查国家和地区中的最低值，以色列19%则处于历史低位。标题所说的两个国家之所以值得重点讨论，关键就在于它们的负面评价已经有了相当突出的数据支撑。

日本的情况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中日两国从地理位置到经济结构都有密切联系，日本企业在中国拥有长期经营基础，中国市场也与日本制造业供应链存在紧密联系。按正常的国际关系逻辑，长期经贸合作应该有助于增进社会了解，可现实中的政治关系并没有随着贸易往来同步改善。

历史问题是其中无法绕开的因素。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实有大量档案和史料可以证实。日本社会内部虽然存在正视历史、坚持和平路线的力量，但部分政治人物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错误言行，以及围绕靖国神社的争议，长期损害中日之间的政治互信。

这种历史问题还会影响两国民众对现实事件的理解。当日本政界出现淡化侵略历史的言论时，中国社会自然会产生警惕；当日本国内的政治讨论不断将中国塑造成安全威胁时，两国民间交流也容易受到影响。历史认知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现实合作就很难获得稳定的社会基础。

比历史问题更直接的，是日本近年来的军事战略变化。日本已经不满足于过去以本土防卫为主的安全安排，而是在不断扩大远程打击能力、调整西南方向部署，并加强与美国的联合军事生产和训练。这些变化使中国不得不更加关注日本军事政策的实际走向。

2026年1月9日，日本政府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534名受访者中，68%将中国军事技术进步以及中国在日本周边和南海的活动列为最主要的安全担忧。三年前同类调查中的这一比例为61%。另外，94%的受访者对日本自卫队持正面评价。

这组数字比简单的外交口号更值得研究。它说明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安全担忧，已经成为支持防卫政策调整的重要社会背景。政府强调周边风险，媒体持续关注海空军事活动，社会对防卫力量的认可度上升，扩大军事投入便更容易获得国内支持。

2025年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谈及台湾地区局势时，将特定情形与日本可能行使集体自卫权联系起来，引发中日外交关系严重紧张。中方要求日方纠正错误言论，强调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不允许外部势力干涉。这场争议此后一直影响两国政治互信。

进入2026年，这场风波并没有因为时间推移而自动消失。日本政界与中国保持接触的同时，军事合作仍在推进。2026年8月，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试图为两国关系寻找缓和空间，但日本政府最高层并没有就此前争议作出令中方满意的纠正。

10月28日至29日，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的东盟防长会议期间，日本与美国又达成新的军事生产合作安排。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两国将建立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联合生产设施，涉及F-35战机使用的AMRAAM导弹。日本方面还以中国舰艇通过大隅海峡为由，强调加强地区威慑能力的必要性。

这个进展值得重视。过去日本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很多时候依赖美国提供武器装备；现在双方开始进一步加强日本境内的导弹组装和检查能力。这意味着日本不仅在增加防卫预算，也在提升军工生产体系的参与程度。对于地区安全格局而言，军事工业合作比一次普通的联合演习更具有长期影响。

11月3日，NPR又报道了日本面对周边核大国压力时的外交困境。报道涉及日本与俄罗斯关系恶化，以及日本社会对美国支持力度的担忧。这说明日本的安全环境并不只是中日之间的问题，东京同时需要处理与俄罗斯、朝鲜以及美国之间的复杂关系。

从军事观察角度看，日本现在面临一个值得注意的矛盾：一方面希望依靠美国增强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又需要承担越来越多的军事建设成本。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防能力发展，是日本制定安全政策时无法回避的现实，但日本不能把自身的所有安全问题都归结为中国，也不能以安全焦虑为借口突破战后国际安排。

以色列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则是另一条完全不同的故事线。以色列与中国没有日本那样复杂的近现代战争历史，两国过去在农业、医疗、科技和基础设施领域有过合作。以色列拥有较强的创新产业，中国市场则有庞大的消费需求和产业配套能力，双方原本存在不少互利空间。

问题在于，中东地区长期冲突使以色列社会的外交认知带有很强的安全色彩。特别是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问题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焦点。中国始终主张停火止战、保护平民、扩大人道主义援助，并支持通过政治途径落实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民族权利。

这套立场与以色列政府部分政策诉求存在明显差异。中国强调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主张通过谈判解决长期争端；以色列政府则更加关注自身军事安全目标。双方对地区局势的判断不一致，容易造成外交认知上的隔阂。

2026年5月，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公布的民调提供了更具体的证据。调查显示，53.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以色列不友好或具有敌意，25%认为中国是友好国家或盟友，还有21.5%没有明确判断。这个结果说明，以色列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已经出现较明显的负面倾向。

这项调查还有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细节：以色列不同社会群体对中国的评价并不一致。该机构公布的细分数据中，58%的犹太受访者认为中国不友好或具有敌意，阿拉伯受访者中的这一比例为34%；阿拉伯受访者中有43%认为中国是友好国家或盟友，而犹太受访者中这一比例为21%。这说明不能把以色列社会看成意见完全一致的整体。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一个重要解释是，不同群体对中东冲突的经历、信息来源和政治立场存在差异。中国在巴以问题上支持政治解决方案，并不意味着中国反对以色列普通民众的安全诉求。可在战争持续的环境下，公众容易通过本国媒体和政治叙事理解外部国家的态度，复杂外交立场也就可能被简化成支持谁、反对谁的二元判断。

2026年中东局势还出现了新的变化。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及其后续外交安排，使以色列社会对安全保障、美国支持和地区力量平衡的关注进一步加深。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2026年7月公布的调查显示，37%的受访者认为伊朗赢得了此前的战争，43%认为冲突没有明确胜负，认为以色列获胜的只有15%。这些数据说明，以色列社会内部对于安全形势和战争成果也存在明显分歧。

中国在这种环境中坚持政治解决争端，既考虑到中东地区平民的生命安全，也考虑到全球能源运输、国际贸易和地区稳定。霍尔木兹海峡关系到世界能源供应，一旦冲突扩大，亚洲和欧洲国家都会承受能源价格、海运保险和供应链成本上升的压力。中国维护地区和平，具有明确的国际公共利益基础。

日本和以色列还有一个共同的外部背景，那就是美国的战略影响。日本是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军事盟友之一，以色列则与美国保持长期安全合作。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政策环境，会影响这两个国家的安全判断和外交选择。

不过，不能把两国对华负面观感全部归结为美国的影响。日本有自己的历史认识问题、海洋争端和防卫政策转向；以色列则有自身的中东安全需求和对地区外交立场的判断。美国的战略因素只是其中一环，并不能替代对两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分析。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国际变化：2026年全球民调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在对中国转为负面。皮尤研究中心报告指出，意大利对中国的正面评价达到51%，西班牙达到54%，两国都出现明显上升。报告还指出，在25个受调查国家和地区，中国获得的评价高于美国。国际舆论并不是由少数西方国家完全决定的。

对于中国而言，这意味着不能只盯着少数国家的负面评价，更需要研究不同国家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对华认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资和人员交流，正在为国际合作提供更多实际机会。国际形象不能只依靠宣传塑造，更需要长期合作积累信任。

日本和以色列的民调结果也提醒中国，经济往来并不一定能够自动消除政治分歧。日本企业与中国市场有着密切联系，但历史和安全问题依然影响两国关系；以色列曾与中国保持科技合作，但中东冲突又使双方在外交立场上出现距离。国家利益的复杂性，远远超过贸易额能够解释的范围。

接下来需要关注的是两个方向。日本方面，2026年11月即将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为中日高层接触提供一个重要外交场合。日本是否愿意采取实际行动改善政治互信，关系到两国能否重新建立稳定沟通渠道。

以色列方面，观察重点则是中东停火进程、伊朗问题以及中国与以色列的经贸科技关系能否维持正常沟通。中国不会因为部分民众的负面评价而改变维护国际法和地区和平的原则，也没有必要把正常外交分歧扩大成对整个以色列社会的敌意。

归根结底，这份民调真正值得重视的，不只是日本11%、以色列19%这两个数字，而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环境如何塑造公众对中国的认知。日本的负面评价与历史问题、安全战略和军事政策紧密相连，以色列的负面评价则受到中东战争、外交立场和安全焦虑的深刻影响。中国需要保持国防上的清醒，也要保持外交上的战略耐心。面对误解不回避，面对压力不退让，面对合作机会不放弃，才是处理复杂国际关系更可靠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