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
张树军：《张国焘传》，红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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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孟坚回忆文稿（相关回忆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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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 12 月的多伦多，雪下起来没完没了。
城郊那所官办的老人病院里，暖气时断时续，病房窄得转不开身，一个屋里挤着两个半身不遂的老人。
靠窗那张床上躺着的，是八十二岁的张国焘。
三年前，七十九岁那年，他中了一次风，左半边身子从此不听使唤。
翻个身要攒半天力气，喝口水得有人扶。
那天夜里他想翻个身，毯子滑到了床底下。
他够不着，伸手去按床头的铃，人跟着栽了下去。
夜里没人来。
多伦多的冬天，屋里屋外差不了多少。
天亮之后，护士推门进来，看见他躺在地上，身上已经凉了。
12 月 3 日清晨 5 点起，他开始大吐大呕，折腾了将近两个钟头，人昏了过去，再没醒。
等护士跑去叫医生，气已经断了。
一个带过八万人马的人，末了死在一张没人管的床底下。
这话听着像编的，可翻遍公开的记述，情节就那么几条：毯子掉了，铃没响，人冻了一夜。
消息辗转传回国内，已经是几个月以后。
老部下、旧相识各有各的说法。
许世友晚年谈及这位旧上司，转述出来的说法大致是：党里头，除了那位伟人，谁也不是老张的对手，一般人很难和他周旋博弈。
这句话传得极广。
广到后来很多人只记住了前半句的“对手”，忘了后半句的内容。
说这话的人，当年在他手下当过军长，还在他屋里拿过酒喝。
二十四岁那年，他站在上海望志路一间楼房的餐桌旁，宣布一个党的成立大会开始。
八十二岁那年，他躺在一间异国病房的地板上，连按铃的力气都使不上。
中间隔着五十八年。
五十八年不算长，一个人从山巅走到谷底，也就这么点工夫。
十三位一大代表里，他是唯一一个死在国外的。
这个“唯一”，不是运气差，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下面这几段，就顺着这条线，从头走一遍。
【一】二十四岁主持大会的年轻人
张国焘是江西萍乡人，1897 年生。
他家在当地算得上名门，父亲张觐光既做官，又收租，还兼着经营，家里有一千担谷的地。
当年出席一大的十三位代表里，出身官绅人家的不少，像他家这样显赫又富有的，不多。
1916 年 10 月，他考进北京大学理科预科。
那几年北大的风气正在翻篇，蔡元培当了校长，陈独秀把《新青年》搬进了校园。
张国焘看了《新青年》，用他自己的话说，一眼就觉得这名字合乎口味。
1919 年 5 月 2 日，《国民》杂志社开例会。
十几个社员本来是来谈出版事务的，说着说着就说到巴黎和会上中国受的屈辱。
张国焘头一个提议：约集北京各校同学上街游行。
这个提议当场被采纳。
第二天，5 月 3 日，北大第三院大礼堂里坐满了北京十三所学校的代表。
张国焘第一个上台演说。
他一口萍乡口音，“群众运动”四个字念出来跟普通话差着十万八千里，台下有人听岔了，从此给他起了个诨名，也叫“群众运动”。
那年他二十二岁。
6 月 2 日，他和另外六名学生在街头讲演时被捕。
这一捕，把运动推上了高潮。
抓的人太多，北大法科、理科的楼房都腾出来关学生。
等到全国罢课、罢市、罢工铺开，北洋政府顶不住了，6 月 8 日，汽车把他们送回学校。
回校那天，他被人当成英雄欢迎。
再往后，他当选北大学生干事会副主任。
军阀盯上了他，李大钊劝他南下避一避。
他跑到上海找陈独秀，两个人聊党纲、聊党章，聊得火热。
1920 年 8 月他回了北京，由李大钊、张申府介绍，成了北京共产党小组的第三个党员，管组织和交际。
1921 年 5 月，他动身去上海筹备大会。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他被推举主持会议。
会上选出三人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李达管宣传，张国焘管组织。
会上也有人不服他。
有代表私下里说这个人跋扈，权力欲重。
这话在当时只是小声嘀咕，谁也没想到，它会变成一句预言。
大会开完，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公开做职工运动，主任还是他。
1922 年，他带着团去苏联参加远东民族会议，列宁在病中接见了他。
这一段履历，放在当年的党内，是相当亮的。
亮归亮，暗处也有。
1924 年 5 月，他被北洋军阀逮捕，在狱中供出了北方十一名负责人，名单排在头一个的就是李大钊。
两年后李大钊遇害。
这件事，当时没掀起多大浪。
1927 年之后，他几起几落。
1931 年初从苏联回国，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
那一年他三十四岁，手里握着党政军三摊事，成了那片红色区域说一不二的人。
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越长越快，人越拉越多，从几万滚到八万。
张国焘管得细，抓得紧，也抓得狠。
1931 年，他在河南光山的白雀园搞了一场大肃反。
许继慎、曾中生这些给根据地立过大功的将领，一个在这轮肃反里丢了命，一个几年后也没能保住。
后来有研究者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名录》统计，仅团以上干部受这场肃反之害牺牲的就有七十五人，其中死在白雀园的是二十七人。
川陕那一次再肃反，被杀掉的干部群众数以万计。
许世友就是在这个年月里走进他麾下的。
这个河南新县的汉子，八岁进少林寺习武，打仗不要命。
张国焘待他确实不薄：一般的红军官兵不能随便进他的屋，许世友能；他那儿有好酒，许世友看见就能拎走；部队缴获了酒，先让许世友挑。
那阵子，根据地里有干部看不惯张国焘的一些做法，私下开会发牢骚，把许世友也叫去了。
许世友一声不吭。
逼到末了让他表态，他说了句实在话：张是中央派来的代表，反对他，不就是反对中央吗？中央总比我们这些人高明。
这话传进张国焘耳朵里，他听得受用。
往后，许世友一路被提拔，成了四方面军的主力军长之一。
权力这东西像酒，刚入口暖洋洋的，喝到后头就上头了。
1931 年到 1935 年，张国焘手里的兵越来越多，脾气也越来越硬。
他自己大概没觉得，可跟他共事的人，心里慢慢都存了个疙瘩。
【二】雪山脚下那场会面 1935 年 6 月，夹金山的雪还没化。
25 日，红一方面军翻过雪山，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也就是今天的四川小金，会了师。
那天场面很热。
两支队伍隔了两年多，忽然在山沟里撞上，抱着哭的不在少数。
张国焘和那位伟人八年没见，握了手，也抱了。
热闹底下压着一本账。
红一方面军一路长征，减员极重，枪少、衣薄、人困；红四方面军八万人，兵强马壮，粮弹充足。
这本账，张国焘心里算得清清楚楚。
6 月下旬，两河口开会，定下北上的方针：到川陕甘去，建立根据地，迎接抗日。
会上张国焘点了头。
点完头转身，他心里的算盘珠子还在拨。
他觉着自己兵多，说话该有分量。
于是不断向中央提要求，要职位，要权，要“改组”。
这些话摆到桌面上，气氛就变了味。
9 月，中央率右路军先行北上。
张国焘给右路军里的人发密电，想让部队跟他走。
事情露了，他索性带着左路军掉头南下，重过草地。
10 月 5 日，在卓木碉，他召集高级干部开会，宣布另立一个“中央”，自任头目，还给已经到陕北的中央发电报，说你们不能再打中央的旗号。
这一步迈出去，性质就变了。
前面那些争权、要位，还能算路线之争；到了另立中央，就是分裂。
许世友跟着南下了。
他带的红四军，一次一次往草地里趟。
沼泽地表面上看着是草，一脚下去就是泥，人陷进去，拉都拉不出来。
缺粮，缺盐，缺药，走着走着身边的人就少了。
后来他跟人回忆，那阵子看着大批战士长眠在水草地里，心里对“南下”这条路开始犯嘀咕。
更早的一件事，也在他心里落下了影子。
1933 年夏天，一天傍晚他急着回去报告情况，推门就进了张国焘的屋。
屋里那位正搂着文工团的女同志调笑。
前方打得正紧，后方是这么个光景。
许世友当时没说什么，退了出来。
有些印象，一旦落下，就抹不掉了。
南下的仗不好打。
1935 年 11 月，百丈关一役，部队吃了大亏，伤亡很重。
川康边那块地方人烟稀少，养不起这么多兵。
局面僵在那儿，外头的人开始使劲。
共产国际派回来的张浩从陕北发电报，说国际上认陕北的中央是对的。
任弼时、贺龙带着红二方面军上来，也明确反对另立。
里外一夹，张国焘撑不住了，只好取消那个“中央”，同意北上。
1936 年 10 月，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
场面还是热闹，人心已经不是原来的心了。
从懋功到会宁，一年零四个月。
这一年多里，四方面军来回过了三遍草地，多少人埋在了那条路上。
这笔账，后来在延安被摆到了桌面上。
【三】延安的窑洞与那个清明节 1937 年 3 月，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延安。
两万多人马折在河西走廊，军首长董振堂、孙玉清、陈海松都牺牲了。
消息传达那天，抗大的操场上哭声一片，会都开不下去。
3 月 31 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
批判张国焘，成了延安的一件大事。
批判会开起来，火气就上来了。
有人批着批着，把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一起捎上了。
四方面军出身的学员被整得灰头土脸，走在路上都不敢大声说话。
许世友坐在会场里，越听越憋。
有一天他实在坐不住，站起来说了几句：张国焘犯了分裂的严重错误，生活作风也不检点，可他对革命也出过力，刚来鄂豫皖那阵子是有成绩的；不能一竿子把人打死，更不能把四方面军几万指战员一起算进去。
话没说完，有人当场顶了回来：还有第二个张国焘？你许世友替他辩解，典型的托洛茨基！
许世友哪受得了这个。
他骂了娘，话说得很难听。
会场一下子炸了，批张国焘的会，转成了批许世友的会。
“打倒”的口号此起彼伏，他气得胸口发堵，一口血喷了出来，被抬去了医院。
事情没到头。
他在病床上越想越不通：南征北战，身上八处伤，没功劳也有苦劳，这么整下去，说不定哪天就轮到自己被枪毙。
几个老部下来看他，一个个都哭。
他一横心，出了个主意：回四川去，找老部下刘子才，那边还有一万多人。
4 月 4 日夜里 10 点，原定出发。
3 日上午，说好一起走的王建安反悔了，把事报了上去。
下午 4 点，抗大吹集合号，保安处的人围了教室。
来抓他的人没带枪。
许世友一看，心里松了口气，拳脚收了回去，转身一个鲤鱼打挺，借着矮墙翻上了房顶，站在上头喊：有种的上来的，上来一个，老子一脚扫一个。
底下的人仰着头，没辙。
刘伯承赶来了，仰着脸劝：世友，下来嘛，有问题下来讲，待在屋顶上总不是个事。
他这才跳下来，被五花大绑送进了窑洞。
案子报上去，有人主张枪毙，说他是主谋、首犯，态度还恶劣。
批件到了那位伟人手里，被压了下来。
他先托人捎去一条“哈德门”香烟，又让刚回延安的徐向前去看看，做做工作。
接着，伟人两次走进那孔窑洞。
头一回，看见许世友还戴着手铐，他让警卫员赶紧解开，坐在土炕上给许世友点了支烟，慢慢讲张国焘的错误在哪里。
第二回，他一进门就脱了帽子，说：世友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辛苦了，我向你表示敬意。
他又说：张国焘对鄂豫皖有过贡献，这是事实；他分裂党、分裂红军，这也是事实。
四方面军的干部，是党的干部，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
他的错误由他自己负责，跟你们这些人没关系。
你想回四川，不是要造反，是一时想不通。
许世友听到这儿，眼泪下来了。
1937 年 7 月，禁闭处分撤销。
1938 年 1 月，党籍恢复。
这个结，算是解开了。
那头，张国焘的检讨一点也不轻松。
3 月的会上，他痛哭流涕，作了检查。
会开完，位置还留着，边区那边也给了职务。
人前低头，人后不服，这两样在他身上并存了很久。
1938 年 4 月，清明。
他作为代表，去陕西中部县祭黄帝陵。
这本来是件例行公事。
祭完，他与国民党方面的蒋鼎文搭上了线，随后由特务护送，去了武汉。
他走的时候，妻子杨子烈还带着孩子在延安，事先一点不知道。
消息传到她耳朵里，她急了，跟组织上说：我去武汉，把他劝回来。
伟人批了五百元法币作旅费，还说：你能把张国焘找回来，就是共产党大大的功臣。
杨子烈带着孩子、带着行李去了西安。
在八路军办事处，她哭得厉害，说要劝丈夫回头。
林伯渠看得很明白：孩子行李都带上了，还劝什么？
她到了武汉，一去不回。
4 月 18 日，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同一天，边区政府也发布命令，免去他的所有职务。
9 月，共产国际作出决定，批准开除。
从这一天起，他站到了原来那支队伍的对立面。
往后四十一年，他再没跨过那道门槛。
【四】他以为自己是去当座上宾的
到武汉那阵子，张国焘心里是有底的。
他觉着自己这块招牌够分量：建党的元老，带过八万人马的主将，从对面过来的级别最高的一位。
随便哪一条拿出来，都该换个像样的位置。
落脚的地方是武昌一栋小洋楼，负责他安全的是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萍乡同乡。
陈立夫上门谈工作安排，他提了自己的想法：办一份刊物，从思想上做文章，唤醒青年，别再上那边的当。
他说准备都齐了，就差钱。
这话递上去，迟迟没有回音。
等来的是一句话。
重庆方面单独见了他，指了指身边的人，说：我想请张先生给他帮帮忙。
这个“帮忙”，是去军统。
他后来挂了个空头军衔，实际干的活，是给特务系统当“政策研究”的招牌。
军统的头子戴笠起初对他寄望极高，觉得凭这张牌能把对面搞垮。
开宴会前，他向朋友介绍张国焘，用的是这样一句：明天你来吃饭，就能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
张国焘说要办训练班，戴笠马上挑最优秀的学员送来；他说要在边区设策反站，戴笠马上照办。
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那两年他确实卖力。
讲课、写材料、设计策反，一样不落。
可有一件事，是他怎么使劲也办不到的。
对面那支队伍的规矩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
他写出去的信，撒出去的旧部，回音寥寥。
策反站设了一个又一个，真正能钻进去的没几个；派人拿着信件去太行山那边活动，人没回来，事也没成。
戴笠的脸，慢慢就沉了。
有一回，戴笠在他的一份报告上批了十几个字：凡是能叛变共产党的人，也会随时叛变我们。
这十几个字，比什么都管用。
往后，给他派的“秘书”变成了监视他的人，专车取消了，出门要个车，来的是辆破三轮。
军统里的人对他也不再客气，小鞋一双接一双。
他对朋友说过一句：我是身家不清白的人。
后面的故事，很多人只听过一个模糊的版本：他晚年穷困，住养老院，冻死在加拿大。
可他到底穷到什么地步，那四十一年里有没有想过回头，为什么每一次都没回成——这些细节，藏在几份很少被人翻出来的材料里。
1980 年 1 月，台湾一本杂志登出一篇回忆文章，作者是蔡孟坚。
文章里引了杨子烈在电话里的几句哭诉，讲的就是多伦多那一夜：大雪不止，他转身时毯子掉在床下，自己够不着，想叫人也无人来助，暖气关着，只能咬牙受冻；3 日清晨 5 点起大吐大呕，两小时后昏过去，再没醒。
寥寥几句，把一个人的临终那一夜钉在了纸上。
同一篇文章里还捎带了一个细节：他死后，家里凑不出丧葬费，是托人向台湾那边开口，才寄来几千美元。
一个曾经手握八万人马的人，末了连一副棺材都要别人掏钱。
可真正让人绕不过去的，是另一件事。
从 1938 年 4 月那个清明节的早晨算起，他还有整整四十一年。
这四十一年里，至少有三次，门是虚掩着的，只要他抬脚，就能回来。
三次，他都没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