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中国外交部网站1970年5月5日条目；央视网《资料：西哈努克自称中国为“第二个祖国”》；人民网《揭秘周恩来同西哈努克的特殊友谊》；《环球人物》2012年相关报道；财新《西哈努克与波尔布特的恩怨情仇》；财新《“独立之父”西哈努克逝世》；中新网《解密：毛泽东邀请西哈努克亲王留居北京内幕》；中新网《背景资料：柬埔寨太皇诺罗敦·西哈努克》；光明网《西哈努克欢迎乔森潘和农谢回归社会》；光明网《红色高棉旧账如何了》；柬埔寨文献中心王室成员S-21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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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3月19日上午，北京首都机场的停机坪上站了四十一个国家的驻华使节。
周恩来站在舷梯下面，等一位几个小时前刚被自己国家废掉的元首。
飞机从莫斯科飞来。
3月18日，金边发生政变，首相朗诺和副首相施里玛达趁西哈努克出访，废了他的国家元首职务。
消息压到他登机前才传到莫斯科。
他没有改道，按原计划飞了北京。
舱门打开，周恩来迎上去，当场表明北京的态度：柬埔寨的国家元首只有西哈努克一个，朗诺政权不被承认。
这句话的分量，金边那边很快给出了对照——7月5日，军事法庭缺席判处西哈努克死刑。
此后五年，他住在北京。
先住钓鱼台五号楼，年底搬进东交民巷15号，院子是清代的法国公使馆，中方专门修了游泳池和多功能厅，从上海调来西餐厨师，每年拨五百万元人民币，配警卫、配车队、配专机。
他在院子里办舞会，教中国外交官跳迪斯科，写歌，拍电影，日子过得比在金边还体面。
中国的援助也不是白给的。
柬埔寨的丛林战场拖住了美国在越南的一部分兵力，北京需要一个合法的柬埔寨元首站在自己这边，他需要一个大国替他撑住门面。
1975年9月9日，他回到金边。
机场撒花瓣，僧侣唱颂诗，王宫摆宴。
几天之后，他发现金边已经是一座空城，没有红色高棉的批准，他连王宫的门都出不去。
再往后三年，他被软禁在王宫。
能见的人越来越少，院子里一天比一天安静。
王室的其他成员被一批批送走，去了哪里，没有人告诉他。
1979年1月，越军逼近金边。
红色高棉在撤离前把他从王宫接走，塞进一辆车，送到国宾馆。
那一夜之后，他第二次离开柬埔寨。
照常理，一个人缓过手来，头一件事该是清算。
这件事，得从1970年那架飞机落地的时候说起。
【一】3月18日：政变、落地与一面旗
西哈努克的政治生涯，从一开始就跟“名分”绑在一起。
1941年，他十八岁，被法国殖民当局挑中继承王位。
1953年，他四处奔走，把独立从法国手里要了回来，从此多了“国父”这个称呼。
1955年3月2日，他宣布退位，把王冠交给父亲，一个多月后组建人民社会同盟，同年9月大选获胜，出任首相。
1960年4月3日，父亲苏拉马里特国王去世。
王位空了出来，他没有回去继位，而是让议会设立“国家元首”一职，自己就任。
这个位置有实权，能管政府、管军队、管外交，比虚君好用得多。
国王、首相、元首，他轮着当了一遍，靠的不是血统，是手腕。
外交上，他走中立路线。
1958年7月同北京建交，1963年11月拒绝美国援助，1965年5月同美国断交，1969年7月又复交。
两边都留门，两边都拿好处。
美国人嫌他不听话，北京把他当成东南亚最靠得住的朋友。
西哈努克港通往越南的那条运输线，就是那段交情留下的痕迹。
1970年3月政变前，柬埔寨国内的右派势力已经不耐烦了。
他们嫌中立路线挡了财路，嫌北越借道柬埔寨，嫌西哈努克一个人把国家抓得太紧。
朗诺手里有军队，施里玛达在王室里有名分，两个人凑在一起，缺的只是一个西哈努克不在国内的时机。
这个时机在1970年3月出现了。
政变只是一个开头。
一个多月后，美国和南越的军队打进柬埔寨，名义是清剿越共基地，战火从此烧遍整个印度。
支那
朗诺政权靠美国的钱和炸弹撑着，西哈努克在北京的声明里，把这场战争叫做侵略。
中立路线有个前提，国内得稳。
1970年3月，这个前提碎了。
朗诺是他一手提拔的首相，施里玛达是他的表兄弟，两个人趁着他在法国、苏联访问，调兵包围议会，议员在枪口下举手，废黜决议连夜通过。
3月19日的机场上，周恩来给足了规格。
四十一个国家的使节到场，这是接待现任元首的排场，不是接待流亡者的排场。
北京的表态直接把朗诺政权钉在“非法”的位置上，也把西哈努克从一个失去国家的人，重新变成一面还在飘的旗。
落脚点是钓鱼台国宾馆五号楼。
四天之后，3月23日，他在北京发表《告高棉同胞书》，宣布成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自任主席。
5月5日，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北京成立，他任国家元首，宾努亲王任首相，在柬埔寨境内作战的乔森潘任副首相兼国防大臣。
周恩来当天到他的住处祝贺，宣布中国正式断绝同朗诺集团的外交关系，并把北京西郊的友谊宾馆提供给这个政府办公。
5月1日晚上，伟人在天安门城楼上见了他。
他提到将来偿还援助，伟人的意思是这些物资不用还，中国不靠卖军火过日子。
5月20日，伟人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西哈努克多次和伟人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中方的支持是实打实的。
每年五百万元人民币的经费，警卫人员，汽车队，还有经“胡志明小道”运进柬埔寨的武器和物资。
那条路后来被扩建，卡车从几十辆增加到上千辆，中国援助柬埔寨的物资在几年里累积到几亿元人民币。
北京还给了这个流亡政府外交上的名分。
中国外交部在1970年5月5日当天宣布断绝同朗诺集团的外交关系，撤回驻金边的机构和人员，随后几年又推动友好国家承认民族团结政府。
西哈努克的名字出现在各国报纸上的频率，比他在金边当元首时还高。
有一件事得说清楚：钱和枪给的是民族团结政府，不是西哈努克个人。
这个政府的军队在丛林里，指挥权在波尔布特手里。
他在北京越受礼遇，越说明他手里只有一个身份，没有一兵一卒。
这就是他流亡五年的底色。
台面上是元首，台面下是旗子。
【二】东交民巷15号：体面日子与看不见的墙
钓鱼台五号楼没住多久。
那几年特殊时期正热闹，钓鱼台里住着“四人帮”的几位，院子里警察密布，一位外国元首住在里面，双方都不自在。
1970年下半年，伟人提了一句，该给西哈努克换个像样的住处，周恩来亲自挑中了东交民巷15号。
这处院子有来历。
清代是法国公使馆，民国时期一直是法国驻华使馆，1949年以后收归国有，长期当国宾馆用。
独门独院，位置在城中心，离北京医院很近。
1970年12月，院子修缮完毕，西哈努克带着莫尼克和随员搬了进去。
周恩来和邓颖超去看过，建议把这里叫“柬埔寨元首府”。
名字一改，性质就变了：这里不再是中国的宾馆，而是另一个国家在北京的元首官邸。
院子西楼设了柬埔寨王国首相府，友谊宾馆那边保留民族统一阵线的办公处。
住进去以后，日子是这么过的。
早上游泳，院子里的室内泳池是周恩来知道他爱运动以后专门修的。
下午打羽毛球，他发明了一种六人一边的打法，规则接近排球，图的是热闹，常拉友好国家的使节组队比赛。
吃饭由上海调来的西餐厨师郭万棠掌勺，郭万棠是上海有名的大厨，还是人大代表。
亲王从小受法国文化影响，爱吃法餐，厨房里中西两套班子并存。
北京医院派了保健医生金玉如，每周上门量血压、查心脏。
他身高一米六七，体重七十八公斤，医生一直盯着他的体重。
到了晚上，院子里常办舞会。
他放迪斯科音乐，拉着驻华外交官一起跳。
那个年代的中国，街上连喇叭裤都少见，一位外国亲王在自家客厅里教人跳迪斯科，传出去就是个奇闻。
曾在15号院工作过的外交官回忆，自己不会跳，被亲王拉下场，几次下来也就习惯了。
他还写歌，那首《怀念中国》就是这段日子里的作品，后来在中国传唱了很多年。
他拍电影，自编自导，题材多是柬埔寨的传说和王室故事。
他带着家人游长江，看两岸风景，回来就写曲子。
外出有专列和专机，他去了中国很多地方，参观工厂、公社、部队，走到哪里都是红地毯和欢迎队伍。
那几年《人民日报》头版上，“西哈努克亲王”五个字出现的频率，比很多中国干部都高。
他在北京也不是完全闲着。
接见来访的各国左翼人士、签发声明、给海外支持者写信，这些事占去不少时间。
民族团结政府的政治局在友谊宾馆开会，他住东交民巷，两边隔着半个城，文件来回都要人送。
这样的日子，说“极尽奢华”不算夸张。
奢华的另一面，是极不自由。
他签的每一份声明都要经过民族团结政府的政治局，他见的每一个人，英萨利都在旁边。
院子里的服务员、警卫、司机都是中方的人，对他恭恭敬敬，却没有一个人能替他做一个政治决定。
也是在这段时间，坊间开始传他和一位中国女演员的故事。
1973年，现代京剧《杜鹃山》在北京上演，杨春霞演的柯湘红遍全国，“柯湘头”成了姑争相模仿的发型。
娘们
亲王看了戏，对这位演员十分倾心，托人表达过想娶的意思，被婉言谢绝，理由说法不一，有说他身边已有几位夫人，有说身份与体制都不合适。
这位落难亲王在北京的五年，过得不像是寄人篱下。
他的家人也跟着他过这种日子。
莫尼克王妃常陪他出席宴会，两个小儿子西哈莫尼和纳林卡朋跟在身边，后来都平安长大。
留在金边的其他子女，走的是另一条路。
体面是真的，自在是假的。
一个人被供在院子里，吃最好的菜，游最干净的泳池，却连自己国家的战况都要靠别人转述，这种日子过五年，心里会攒下什么东西，只有他自己知道。
【三】1973年，他走过胡志明小道
1973年3月初，西哈努克做了一件让外界意外的事：去柬埔寨的“解放区”看一看。
路线是从北京秘密出发，经河内，穿过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从柬埔寨北部的上丁省入境。
越共方面给足了排场，一百五十人的护卫队，一所流动医院，一个法式菜厨师班随行，警卫里甚至配了防空部队。
他在解放区见到了乔森潘、胡荣、符宁。
这三个人以前都在他的政府里当过部长，后来走进丛林，成了红色高棉的核心。
他当面问了一个很实在的问题：你们在我政府里当部长的时候，从来不好好干活，如今在这穷山沟里，怎么干得这么起劲。
乔森潘的回答大意是，他们在他的政府里越卖力，他的权力就越大，革命反而越没有希望。
这句话让他闷了好几天。
他听懂了：这些人不是来给他当部下的，是来接管国家的。
他们在他的政府里领薪水，在丛林里攒力量，两边都不耽误。
三个月后，他在铁托安排的一座小岛上见了意大利记者法拉奇。
他一面说自己绝不赞同共产主义，一面又盛赞解放区的组织效率，还判断柬埔寨将来变成共产党国家恐怕无法避免。
一个君主公开承认自己的国家可能落到共产党手里，听着矛盾，放在他身上却顺理成章：他看的不是意识形态，是力量。
谁能把美国人赶走，谁就能坐江山，而他手里没有那样的力量。
那次视察持续了几个月。
他去了上丁、柏威夏、暹粒等地，在吴哥窟前拍了照片，身边是红色高棉的干部和越共的护卫。
随行的流动医院和法餐厨师班，比解放区本身更能说明这场战争是谁在支撑。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的军队开进金边，美国支持的朗诺政权垮台，柬埔寨战争结束。
新政权急需把西哈努克从北京请回去。
他们打的旗号是“民族解放”，不是“共产革命”，国家元首还挂着他的名字，他回不回去，直接关系到这个政权在联合国还有没有合法性。
他答应了。
1975年8月26日，他去医院向病重的周恩来辞行，当面说明自己回国并不代表赞同红色高棉的极端政策，而是为了中国和周恩来，愿意牺牲自己的看法。
周恩来听完，转身对在场的乔森潘讲了一番话，意思是走向共产主义的步调要慢一点、谨慎一点，不要想着一步跨到共产主义阶段。
第二天，伟人又对乔森潘交代：不要虐待亲王和他的妻子莫尼克，不要强迫他们干重体力活，也不要让西哈努克辞去统一阵线主席的职务。
这两段叮嘱，后来都应验了，也应验得不彻底。
莫尼克和两个小儿子被允许留在王宫，其他孩子就没有这个待遇。
8月30日，他飞往河内。
9月9日，专机降落在金边。
舱门打开，等着他的是极盛大的场面：撒花瓣的姑娘，唱颂诗的僧侣，晚上的王宫宴席。
9月12日，金边为他举行归国仪式，他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演讲，痛骂美国。
热闹只维持了几天。
他很快发现，金边几乎是一座空城。
近两百万市民在进城后的一周内被赶往农村，理由是城市盛产“资产阶级”。
商店关门，货币取消，学校停课，医院清空。
没有红色高棉的允许，他不能走出王宫半步。
他不是被骗进去的。
周恩来提醒过，伟人打过招呼，他自己也在解放区亲眼看过那些干部的眼神。
他仍然登上了那架飞机，他要的东西只有金边能给：一个落到实处的“元首”名分。
名分拿到了，代价在后面。
【四】1976年4月2日：一份辞呈，一张死亡名单
1976年1月5日，民主柬埔寨颁布新宪法，国名改了，制度改了，西哈努克这个“国家元首”在新宪法里找不到位置。
他很知趣。
3月初，他主动向“革命组织”递交辞呈，4月2日发表声明，宣布“退休”。
声明写得客气，说自己身体不好，不能再承担工作。
签字的时候，他大概已经明白，这张纸换不来自由，只能换来一个体面的说法。
退休之后，他被安置在王宫，实际上是被软禁。
活动范围限于自己的住处，偶尔外出必须经过批准，而且由乔森潘陪同。
外国元首来金边想见他，当局一律以“亲王不愿会客”为由挡回去。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去世。
他多次申请赴京吊唁，没有获准。
同年9月9日，伟人去世，他连一封像样的唁电都发不出去。
那个在他落难时给了他红地毯、给了他院子、给了他五百万元经费的国家，两位老朋友先后走了，他连临了的一面都见不到。
1978年初，邓颖超访问金边，想见见这位老朋友，柬方只让她在西哈努克的宅子外面转了几圈。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面子，都进不了那道门。
更冷的还在后头。
他想在生日那天见见儿孙，请求被驳回，理由是“要考虑共产主义建设，不要光想着家庭生活”。
他的其他孩子早就被送往农村。
莫尼克和两个小儿子靠着伟人那句招呼，被允许留在王宫。
剩下的亲人，一个个被带走，此后再也没有消息。
两个儿子、三个女儿、至少十五个孙辈死在集中营里。
1976年到1978年，内部清洗一轮接一轮，符宁这样的元老死在S-21的刑讯室里。
S-21集中营前后关过一万五千人，多数是红色高棉自己的干部。
王室成员被送进同一套机器，一点也不奇怪，在这个政权眼里，旧贵族和旧干部都是要清理的“旧人”。
红色高棉执政不到四年，柬埔寨七百万人里死了一百五十万到两百万。
王室这点血，在这个数字里连零头都算不上，可对西哈努克个人来说，那是全部。
1978年的一次内部清洗杀了十万人，处决的人太多，子弹不够用，行刑改用棍棒和斧头。
这段日子，他后来在采访里提得很少。
他只说过，活得太久，对他是一种负担。
1979年1月5日夜里，一辆奔驰车开进王宫，把他和莫尼克接走，送到金边的国宾馆。
在那里等着他的，是波尔布特。
会客厅里没有记录员，也没有第三方在场。
波尔布特提出了一个请求，西哈努克没有拒绝。
几个小时后，金边机场的跑道尽头已经能听见越军的炮声，一架从北京飞来的专机降落，接走了他和家人。
直到很多年后，当人们把1979年1月5日夜里那场没有记录的谈话，与第二天清晨那架专机的起飞时间放在一起看，才意识到中间隔着的那几个小时，决定了柬埔寨此后二十年的走向，也决定了西哈努克余生要背的那笔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