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晚年执笔写回忆录,将近代大批风云人物骂了个遍,却唯独对这两人保持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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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版);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网《徐向前大事年表》;湖南日报、新浪军事、党史文献研究院网站刊载的蔡申熙生平文章;维基百科“张国焘”“白雀园肃反”“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等词条。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在加拿大多伦多士嘉堡的一家养老院里去世,享年82岁。

他是1976年突然中风的,右半边身子瘫痪,此后一直卧床。

他的死因,各处说法对不上。官方传记写的是病逝,也有资料说,那天夜里被子和毯子滑到了地上,他按铃叫护士,没人理会,天亮前就不行了。

12月5日,他被安葬在多伦多的一处公墓。

老人留下的东西不多,分量最重的是一部书稿,逾九十万字,题目叫《我的回忆》。

四十多年前,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是五四运动里最活跃的学生之一。

中共一大开会,主持会议的就是他。

后来红四方面军几万人的队伍,一度由他一个人拍板。

这样一个人,晚年躺在异国他乡,能做的事只剩一件:把自己经历过的一切写下来。

书里写了建党,写了国共合作,写了南昌起义前后的风云,也写了长征路上那场闹得天翻地覆的分裂。

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蒋介石,几乎每个响当当的名字,都被他拿到笔下点评一番、挑剔一番。

不少读者合上书,第一印象是:这个人,没几个看得上的。

可是翻到写鄂豫皖苏区、写红四方面军的那几章,有两个名字,笔调变了。批评的话少了,评价的话多了,措辞也客气得多。

张国焘骂遍了天下人,唯独对这两个人,始终保持敬意。



【一】一部在海外写成的书

要弄清楚书里的敬意从哪儿来,得先弄清楚这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

1948年底,张国焘举家迁到台北;1949年冬,又移居香港。

1949年到1952年10月,他当过《中国之声》杂志的社长。

1966年,他开始为美国堪萨斯大学撰写《我的回忆》,中文版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刊登。

《明报月刊》是金庸1966年创办的杂志,在当时的华文世界很有影响。

1968年,张国焘举家移居加拿大。

动笔在六十年代中期,成书在七十年代前期,写作过程贯穿他移居加拿大前后。

内地读者见到它,要晚得多。

书里写的是什么,一句话讲得清。

它主要记述张国焘叛党以前的政治经历,对建党前后、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前夕的重大事件都有述评。

以东方版为例,第一册从五四运动时期写到孙中山逝世,后面几册一路写到长征和抗战前夕。

建党时的争论,党内的路线斗争,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的拉扯,作者几乎件件在场。

对它的评价也分成两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史学里,张国焘被定性为叛徒;在大陆以外,这部回忆录被不少人视为还原延安时期派系冲突的重要史料。

他为什么动笔,有个流传颇广的说法:一所美国大学请他写回忆录,每月给2000港元的报酬,他爽快地答应了。

不管动机里有多少稿酬的成分,这本书有两重身份是躲不开的。

它是证词,也是自辩。

读它的人得做两件事:把事实挑出来,把判词放一边。判词,指的是作者对别人的好恶。

好恶这东西,最能看出一个写作者心里装着什么。接下来咱们就从这里入手。



【二】从北大图书馆到异国养老院

要看懂书里的好恶,得先看看写书的人走过一条什么样的路。

张国焘1897年11月26日生于江西萍乡。

191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后转入本科,其间结识了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并深受其影响。

五四运动里,他是学生领袖;中共一大会场上,他是主持人。

红军时期,他的位置更高。

1931年,上海的中共中央陆续派旷继勋、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到鄂豫皖苏区担任政治领导。

1931年5月,鄂豫皖苏区第二次反“围剿”还没结束,张国焘就召集会议,传达中央的决定: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中央分局、省委和军事委员会。

从这个时候起,苏区的军政大权,基本握在他手里。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成立。

往后几年,这支队伍从鄂豫皖转战到川陕,又在长征路上与中央红军会合。

1935年6月12日,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达维会师。

会师之后,路线分歧越闹越大。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要另立中央。这一步走出去,就再没有回头路。

1936年6月6日,在共产国际和朱德等人的压力下,他正式宣布取消“临时中央”。

又过了两年,他自己走了。

1938年4月,他借着去祭黄帝陵的机会离开陕甘宁边区。

到了武汉,他发电报说当晚抵汉,不告而去,希望在汉口派些工作。

伟人发电报试图挽留,周恩来、博古也在饭店与他见面,劝他留下。

他没有听。

投到国民党那边之后,他并没有拿到多大的实权。

1948年底去了台北,1949年冬又到香港,位置一步步往下落。

曾经在党内排第二梯队最前面的人,成了没有部队、没有舞台、没有听众的流亡者。

这条坡度是理解《我的回忆》的钥匙。

一个人从高处摔下来,最难受的往往不是穷,而是没人再把他当回事。

写书,成了他重新开口的唯一办法。每一页后面都压着一个念头:我要把我这个版本,留在历史里。

有了这个念头,书里的好恶就好理解了。

他挑剔别人,多半在为自己的失败找原因;他夸奖别人,往往是那个人身上有他自己没有的东西,或者那个人,他不好意思再骂。

要分辨哪一句是挑剔,哪一句是真心,光看他写了谁不够,还得看他写的那个人,在他的人生里站在什么位置。



【三】“骂遍所有人”,这话有几分准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对中共领导人多有诋毁,只对两个人始终保持敬意,大加赞赏。

这个范围里,书中几乎所有军人,都在同一块地盘上出现过:大别山区的鄂豫皖苏区,大巴山区的川陕苏区,还有长征路上的川西北。三段路,三个舞台。

鄂豫皖那段,是起点。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下辖红四军、红二十五军,共三万人。

川陕那段,队伍打出了名堂。

长征那段,规模最大:1935年3月29日到4月21日的强渡嘉陵江战役,将近十万人放弃川陕根据地,向西挺进。

在这三段路上,张国焘身边有过很多带兵的人,有的被他提拔,有的被他撤职,有的被他处决。

他们在书里的下场不一样,书外的下场也不一样。

筛选的结果有一个共同点:这几个人都是军人,都在鄂豫皖那一段出现得最密集,而且都和张国焘有过“正面交集”,既有合作,也有过不去的坎。

那个坎,就是1931年秋天的白雀园。

【四】1931年秋天的白雀园

1931年的鄂豫皖,是大别山区一块不大的红色地盘。

这年春天,中央把张国焘派了过来,5月他传达决定、改组机构,手里攥住了这块地盘上最大的权。

夏天,红军内部为一件事吵了起来:往哪儿打。

张国焘要打安庆,威逼南京。

前线带兵的几个人认为不现实,主张南下,打出去扩大地盘。

1931年8月,红四军挥师南下,张国焘却来信强硬要求部队北返;部队到了湖北英山,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等人开了鸡鸣河会议,抵制张国焘的东进主张,一致通过了《向中央分局的申明书》。

这件事,张国焘一直记着。

9月13日,陈昌浩赶到红四军军部,宣布张国焘的命令:免去曾中生的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陈昌浩接任。

政治委员在红军里是最高领导者,有最后的决定权,甚至有权逮捕同级指挥员。

9月底,张国焘主持策划了“白雀园大肃反”,红四军一万五千人,三个月内被杀掉两千五百多人。

白雀园在河南光山县,一个不起眼的村镇。

第十二师师长许继慎、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被抓了起来,张国焘亲自审问。

罪名是“改组派”“第三党”“反革命”。

1931年11月,许继慎被杀害于光山白雀园,时年30岁。他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当过红一军军长。

同一个11月,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宣告成立。一边是成立大会,一边是刑场。

这场风暴持续了几个月,从军队卷到地方。

1931年12月18日,中央分局还发出文件,规定地方上肃反的对象,除了改组派、第三党,还包括各种“异己分子”。

鄂豫皖苏区一大批早期的领导干部,就这样倒下了。

那段日子,只要手里有枪,就得选边。

有人跟着张国焘走,有人被拖上审判台,有人沉默。

还有两个军人,用两种完全不同的办法,把自己的态度留在了纸面上。

一个人,联名写了份报告,白纸黑字反对张国焘打安庆的方针。

另一个人,推掉了张国焘亲手递过来的职位,而且推了不止一回。

这两个人,后来都被写进了《我的回忆》,而且都写得很好。

其中一个人的牺牲,让张国焘在书里留下了一段少有的、不带讽刺的文字。

另一个人,活到了1990年,是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之一。

而当后来的读者翻到《我的回忆》里写鄂豫皖的那几章,才会明白,白雀园那年秋天留给他的不只是一笔洗不掉的血债,还有两个他到老都绕不开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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