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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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新京报《山东济阳高考状元失踪17年 家人寻找多年未有线索》（2017年5月30日，中国新闻网转载）；红星新闻《高考状元出走17年 父母苦寻：回来吧，爸妈养你》（2017年6月15日）；澎湃新闻《消失的人｜高考状元、南大学生失踪廿载，近七旬父母心力交瘁》（2020年5月30日）
2000年4月19日，南京的天亮得早。
浦口校区的食堂刚开门，一个穿运动衣的小伙子走进来，排在打饭的队伍里。
他伸手往口袋里摸了一下，空的。他转过身，跟身边一个同学借了十块钱，说等下个月学校发了补助再还。
他买了一份早饭，找了个角落坐下，慢慢吃完。起身，把凳子推回原处，走出食堂的门。
这个小伙子叫张来玉，1981年生，山东济阳人。
1999年，他以济阳县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被南京大学材料科学系录取。
走出食堂的那天，他十八岁，入学还不到一年。
宿舍里，他的身份证在，学生证在，团员证在，借书证也在。床铺没动，被子叠得方方正正，要洗的衣服还泡在盆里。
那个学期的生活费，他早就借给了一个高中同学。
身上没有钱，兜里没有一张能证明自己是谁的纸片。一个人就这样走出了校门……
[一]【那一栏，是别人替他填的】
1999年那个夏天，张来玉参加的是他人生里的第二次高考。
他读书的成绩一直拔尖。高中三年，他多次拿全校第一。
三好学生的证书、奥林匹克竞赛的奖状，母亲一张一张按年份捋平，收在一处。这些纸片后来被摊在记者面前，从小学到高中，年份清清楚楚。
上高中那三年，他没住校，一日三餐在家吃。吃完饭把碗放下，小跑着回学校上自习。
爷爷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一家三代住在一起，房子不大。
他在家的时间不多，除了吃饭、睡觉，很少待在家里。
头一年高考，山东的规矩是先报志愿、后出成绩。
分数还没出来，志愿表就得交上去，估高了容易落榜，估低了容易白考。
他第一年就是在这个规矩下落了榜，报的是北京的高校，分数不低，人没被录取。同校有个比他高一级的女生，那一年考去了北京。
他没走成，留下来复读。女生在北京读大一，两个人开始书信往来。复读那一年，他想去的地方只有一个，北京。
关于他当年具体报的是哪所学校，几家媒体的记录并不一致。
新京报记的是北京大学，红星新闻记的是北京邮电大学。能对上的部分是同一个方向，他要往北走。
1999年，全国有二百八十八万人走进高考考场，他是其中一个。成绩揭晓，他是济阳县的理科第一名。
分数高到什么程度，齐鲁网转述过他母亲的回忆，他的成绩高出了清华、北大的录取分数线。
那年查分要打电话。他不敢自己查，是同学帮他查的。
一个县出了个状元，县城里是要动的。县里为他开了表彰大会，发了一千块钱奖金。
他拿到钱，转身全捐给了一位家里困难的同学。母亲后来提起这件事，语气里是高兴的，孩子成绩好，还懂事。
填志愿的时候，家里和学校老师的想法是一致的，稳一点。母亲菅庆英的说法是，为了保险，报了南京大学。
父亲张立新后来对记者说，全县状元，好几所大学给的条件都不错，不去个名牌，可惜。
志愿表上那一栏，落定的是南京大学材料科学系。
母亲后来讲过一句很实在的话，“我们劝了他，他也就没有表现得不高兴。”
国庆长假，他一个人坐车去了北京。
回来以后，日子照常过。上课，吃饭，打电话。1999年的冬天过去，2000年的春天来了。宿舍楼下的树发了芽，他读到大学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
一个十八岁的人，把想去的地方咽回去，把不情愿收起来，把志愿表交出去，人也就去了南京。
[二]【4月17日那通电话】
2000年4月17日的晚上，家里的电话响了。
这通电话，菅庆英后来对着记者回忆过很多次。她说那天跟往常一样，儿子话不多，说自己一切都好，她叮嘱他多吃点饭。
齐鲁网转述的细节更细一些。他说话有点迟疑，接起电话先没出声。
父亲先开的口，问他怎么样，他说“挺好的”；问他还有没有钱，他说“有”；问他要不要跟你妈说话，他说“不用了”。
第二天，4月18日，天黑了以后，宿舍里热闹。七八个同学围在屋里打牌，喊声笑声不断。
就在这时候，有人翻出了他的一封信，当着满屋子的人喊了一句，“张来玉，你惨了，女朋友把你甩了。”
那封信是从北京寄来的，写信的人，是那个女生。
红星新闻记下的场面是，他火了，没有发作，只喊了几声“你滚”。
牌局散了，各睡各的。宿舍熄了灯，楼里安静下来。
第二天早上，他穿上一身运动衣出了门。那天是星期三，上午排了课。
食堂里，同学碰见了他。他身上没钱，借了十块钱，买了一份早饭。
齐鲁网的报道里写，他跟同学说的是等学校下个月发了补助再还。学校当时每个月给学生发十块钱补助。
十块钱，正好是一份早饭的钱，也正好是他一个月能领到的补助。那份补助还没发，他先借着。
吃完饭，他走出食堂。上午的课，他没去。任课老师点名，点到这个名字没人应，派人到宿舍找他，宿舍没人。
4月20日，电话打到了张立新的单位。学校问的是，张来玉两天没去上课，是不是回家了。
澎湃新闻的记录里，这通电话的日期是4月21日，打来的是辅导员。两家媒体差了这一天，能对上的部分是，学校先自己找，找不着，才通知家里。
张立新当天就往南京赶，同去的是张来玉的大伯。
母亲接到电话时的原话，新京报记的是三个字，“吓傻了”。
[三]【泡在盆里的衣服】
学校找过的地方不少。浦口校区周边，火车站，汽车站。几天下来，一无所获。校方向当地警方报了案。
张立新和大伯在南京待了五六天。宾馆、车站、码头，一趟趟地转。他哭得站不住，一条有用的线索也没带回去。
那年7月，菅庆英和姐姐去了一趟南京，把儿子的东西打包收好。
下一学年学校可能要搬校区，她还特意嘱咐辅导员，搬的时候一定告诉她。
她在那间宿舍里看到的情形，后来反复讲给记者听。
东西没整理，要洗的衣服还泡在盆里，水都凉了，像是还要洗。
她的判断很朴素，“这就有点感觉他没有要走。”
关于他离校这件事，家里跟学校之间签过一份协议。菅庆英的说法是，不是学校组织的活动，是个人原因出的事，学校不管。
从校门走出去的那天起，他的身份证一直留在南京那张床上。
[四]【十块钱，一盆衣服，一个没带走的身份】
三样东西，摆在一起看，是不通的。
盆里泡着的衣服，说明他原本打算回来洗。
借来的十块钱，说明他连一顿早饭的钱都没有。
留在宿舍的身份证，说明他不打算用“张来玉”这个身份去坐车、住店、找活干。
2000年的中国，一个人要出远门，得买票，得登记；要在外头落脚，得出示证件；要在陌生的城市待下去，得有一份能证明自己是谁的东西。
他身上只有十块钱，兜里干净得像刚洗过。
可他还是走出了那道门。
走的时候，他没有带包，没有带换洗的衣服，也没有跟任何人说他要去哪儿。
同宿舍的人以为他去找老乡了，以为他散散心就回来。那天晚上床位空着，大家也没当回事。
第二天白天，床位还空着。到了晚上，还是空的。有人开始觉得不对。
第三天，学校才把电话打到山东。
那年7月，母亲去南京收他的东西。她打开柜子，翻遍了箱子和抽屉，一封信也没找着。
同学跟她说的说法是，那封分手信被舍友翻出来以后，他一把火点了。
信里写了什么，没有人再看过。写信的女生后来托人转告记者，事情已经过去，自己不愿多谈，具体什么时候提的分手，也忘了。
一封被烧掉的信，一盆没洗完的衣服，一张留在宿舍的身份证。
这三样东西摞在一起，指向的是同一个意思，他没打算走远。
可事实是，他从一座有六个城门的城市里走了出去，从此没有回来。
从南京浦口到山东济阳，六百多公里，火车要坐一整天。
他身上那十块钱，买完那份早饭，剩不下几个钢镚。
一个连身份证都没带的人，在2000年买不了一张长途车票，住不进一家旅店，也办不了一张用工登记。
他没带走的，不只是证件。
他带走的，是那个早上食堂里借来的十块钱，和一身没换的运动衣。
一个人要走，得先有个去处。住处要钱，车票要钱，吃饭要钱，落脚的地方要证件。他身上这两样都没有。
一个人要躲，得先把自己这个人藏起来。他没带证件，也就没打算藏。
他没打算藏，也没打算走远。他打算的是回来洗那盆衣服，等下个月补助发下来，把那十块钱还上。
可他还是走了。走得干干净净，连一个目击者都没有留下。
而当他跨出浦口校区校门，融进南京清晨薄雾里的那一刻，所有人都不会想到，这短短几步的别离，会让这个山东家庭，陷入长达二十六年无边无际的寻找与煎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