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死的最惨的人,大内久:他清醒地看着自己融化,被当白鼠强行续命8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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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澎湃新闻·瞭望智库《遭核辐射后83天,他成了“世界上死得最惨的人”》;丁香园《惨遭核辐射后,他被当白鼠强行续命83天》;新浪《放射性最强之人的赴死之路》;《国际放射医学核医学杂志》〈日本东海村核转化工厂临界事故及应急医学处理〉;NHK纪录片《日本东海村核临界事故——治疗核辐射83天的记录》;NHK《慢性死亡:辐射病的83天》。
本文据公开报道与医学文献整理,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99年9月30日,上午10点35分。

日本茨城县东海村的一家核燃料加工厂里,一只不锈钢桶的液面上,忽然腾起一道蓝色的光。

站在桶边的人离它只有65厘米。

他叫大内久,35岁,一个孩子的父亲,进厂前是高中橄榄球队的主力。

那道光只闪了不到0.2秒。

桶里的铀溶液在那一瞬间越过了临界点,链式反应开始了。

警报器响起来的时候,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他只觉得脖子、胸口、手臂上有一阵细密的刺痛,手指发麻。

十分钟后,他被抬出厂房,开始呕吐。

十二分钟后,他开始腹泻。

二十分钟里,他抽搐了十几秒,短暂地失去了意识。

那天下午三点二十三分,他被送进千叶县的国立放射科学研究所,人还是清醒的。

他还跟护士说话,说自己想回家。

医生看见他的时候也松了一口气。

这个人身上只有右手有点红肿,脸黑了一点,别的什么都没有。

没有烧伤,没有伤口,没有流血。

他自己走进的病房。

家属在走廊里哭完了又笑,觉得命保住了。

抢救组的医生也这么想,他们还开会讨论了出院以后的康复计划。

三天以后,这个人被转去了东京大学医院。

转院那天,他还是自己走上的救护车。

没有人告诉他,也没有人敢告诉家属,他接受的辐射剂量是17西弗。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

一个人在一年里能承受的安全上限,大约是1毫西弗。

17西弗是它的1万7千倍。

医学教科书上写着,8西弗就是百分之百的死亡率。

也就是说,从他被那道蓝光照到的那一刻起,他的死亡就已经注定了。

剩下的全部问题只有两个。

一个是,他能活多久。

另一个是,这段时间里,他会经历什么。

这篇文章要讲的,就是这83天。

不是讲核辐射有多可怕,那个词太抽象,抽象到让人麻木。

是讲一个清醒的人,怎样一天一天地看着自己的身体溶解。

他一直没有昏过去。

这是整件事里最残忍的地方。

死亡可以被麻醉,腐烂不能。

他从第一天到第83天,都知道自己身上正在发生什么。

他能感到皮肤在离开自己,能闻到自己的味道,能听见医生说“今天又掉了多少”。

他还能说话的时候,说过一句话。

那句话后来被写进了NHK的纪录片,也被写进了那本叫《慢性死亡》的书里。

他说:我再也受不了了,我不是一只小白鼠。

这句话为什么会被说出来?

人们习惯把核事故当成新闻来读。

新闻有周期,爆炸、撤离、道歉、调查,一个月就翻篇。

83天不是新闻的节奏。

它是一天一天过出来的。

第一天他还在笑,第十天他开始疼,第三十天他认不出自己的手。

第五十九天他死了一次,第八十三天他真死了。

这条线拉得很长,长到足够让所有人看清代价的形状。

这83天里,到底是谁在救他,又是谁在留他?



【一】那道蓝光之后,最先垮掉的不是皮肤

先把事故讲清楚。

先把时间往回拨一点。

1999年的日本,核能是国策。

这个国家缺油缺煤,能源几乎全靠进口,核电被当成出路。

东海村就是这条出路的起点。

1966年,日本第一座商用核电站在这里发电。

从那以后,这个村子周围聚起了一圈核设施,研究所、燃料厂、验堆。

当地人早就习惯了。

有人在这里干了三十年,孩子在这里上学,房子买在厂区外两公里。

对他们来说,核不是新闻,是邻居。

那天上午的警报,很多人以为是演习。

直到广播里开始让人关窗、别出门,他们才意识到不对。

出事的地方叫JCO,是日本一家核燃料加工厂,专门给实验反应堆做铀燃料。

那天上午,三名工人要给“常阳号”反应堆准备一批原料。

一个是35岁的大内久,一个是比他年长的筱原理人,还有一个是54岁的班长横川丰。

正规流程是这样的:把氧化铀粉末投进溶解塔,用硝酸溶掉,再用泵打进缓冲塔,一步一步来。

这套流程慢,费时间,也费人工。

厂里为了赶工期,默许了一套快得多的野路子。

拿不锈钢桶,拿漏斗,直接往沉淀槽里倒。

沉淀槽是个圆形的槽子,它的铀临界质量只有5.5公斤。

临界质量这个词听着玄,说白了就是“超过这个量,自己就会烧起来”。

他们倒了7桶。

槽子里的铀累积到16.6公斤,是临界质量的将近3倍,是厂里规定批量的7倍。

第7桶倒下去的那一刻,槽子里冒出了蓝光。

那道蓝光不是灯,是中子与伽马射线在液体里跑出来的切伦科夫辐射。

大内久手扶漏斗,离槽子0.65米。

筱原理人站在旁边,1米。

横川丰在几米外的办公桌后面,中间还隔着一道墙,2.6米。

三个人的距离,决定了三个人不同的命。

大内久17西弗,筱原理人约10西弗,横川丰约3西弗。

这几秒钟里发生的事,用医学的语言说,叫急性辐射综合征。

用人的语言说,叫“身体里所有会分裂的细胞,被一起打断了”。

人为什么能活着,靠的是细胞不停地死,又不停地生。

皮肤的表层二十八天换一遍,肠道的黏膜几天换一遍,血液里的白细胞活几小时到几天。

这条流水线一旦断了,人就从一个整体,变成一堆不会再更新的零件。

这里有个物理上的细节,很多人没注意。

辐射的强度随距离的平方往下掉。

0.65米和2.6米,差了四倍的距离,强度就差十六倍。

三个人站在同一条线上,命却被这道平方分成了三份。

中子还有另一个本事,它能穿墙。

横川丰躲在几米外的办公桌后面,中间隔着一道墙,他还是被照了3西弗。

这也是当年救援最棘手的地方。

现场没有配专门测中子的仪器,也没有能挡住中子的防护服。

消防队员和急救员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戴着普通手套就冲进去了。

有几个人就这么被照了。

后来统计,厂区内外一共有213人受到不同程度的照射。

这213个人里,真正出现急性辐射综合征的只有三个。

那间厂房里还有别的工人。

有人跑出去了,有人隔着窗看见蓝光,有人事后才知道自己也在里面。

事故之后,附近居民被要求关窗闭户,学校停课,蔬菜停收。

三天里,整个村子都在等一个说不清的消息。

他们离得太近,近到那道光几乎是贴着皮肤亮起来的。

医学上把急性辐射综合征分成几个阶段。

头几天叫潜伏期,人看起来还好,最多有点恶心、发红、发麻。

这一段时间最容易骗人。

大内久就骗过了所有人,包括他自己。

他那会儿还能跟护士开玩笑,心里盘算着出院以后带孩子出去玩。

轻松只维持了不到一周。

后面就是发病期,一个器官接一个器官地垮。

辐射杀人不见血,它杀的是“更新”这两个字。

送到医院的头几个小时,三个人的症状并不一样。

大内久吐得最凶,脱水最厉害,体温38.5度。

医生按经验判断,呕吐来得越早,剂量越高。

他在一小时内就吐了,还腹泻,还短暂失去意识。

这个信号在当时就说明,他受的剂量已经超过了10戈瑞。

后来用染色体做的生物剂量估算,给出的数字是20戈瑞以上。

用血里的钠-24反推中子注量,给出的吸收剂量是14戈瑞上下。

不同方法算出来的数字有出入,方向是一致的:这是一个从未有人活着走出来的剂量。

可他那会儿还能说话。

9个小时后的血液检查,把真正的问题摊开了。

正常人血液里的淋巴细胞占白细胞的25%到48%。

他只剩1.9%。

淋巴细胞是免疫系统里第一批冲上去挡枪的兵,它们不是减少,是几乎被抹掉了。

医生们开始查染色体。

显微镜下的景象让做了几十年放射医学的人也说不出话。

找不到一条完整的。

有的断成几截,有的粘成一团,有的像被揉过的铁丝。

染色体是细胞分裂时要照着抄的那张图纸。

图纸碎了,细胞就没法复制自己。

一个人身上有几十万亿个细胞,从此全部停在原地。

老的死了,新的不来。

这不是伤,这是“不能再长”。

第三天,他转到了东京大学医院。

接诊的是急诊医学的权威前川和彦。

他看了一眼,就明白这是个必死的人。

他还是把人收了进来。

他后来对劝他放弃的同僚说了一句话,意思大概是:让病人死掉,是医生的耻辱。

这句话在当时听着像担当。

到了第83天再回头看,它像一句判词。

抢救组开始组建。

十三个科室的专家,急诊、皮肤科、消化科、感染科、输血科、放射科、细胞治疗与移植,一个不落。

每天早上七点查房会诊,八点定方案,下午六点再开一次会,核对当天的情况。

一个月里,美国、法国、俄罗斯、德国的放射医学专家都被请了过来。

消息在日本传开得很快。

那天中午12点40分,时任首相小渊惠三收到一份紧急报告。

报告里写着,茨城县的核燃料厂发生了临界事故。

电视上开始播厂区的画面,村口的路上拉了警戒线。

那天的作业单上,只有三个人的名字。

一个国家的核工业出了这样的事,面子比人命先疼。

所有人都在找一条路。

医学文献里翻遍了,连科学界存疑的疗法也列进了备选。

这条路的第一道关卡,是白细胞。

没有白细胞,一次普通的感染就能要命。

他被推进了无菌病房,空气要过滤,进出要消毒,连家属探视都得隔着玻璃。

白细胞的问题有办法,至少看起来有。

移植。

这是整件事里第一个真正像“希望”的时刻。

那点希望只亮了十天。

十天之后,医生们才明白,他们修补的是一个已经漏到底的水桶。



【二】第七天,妹妹的血流进了他的身体

配型的人是有的。

他的妹妹。

妹妹到医院来,跟医生说的话被记了下来。

她说:要多少血就说,救救我哥哥。

1999年,干细胞移植在白血病治疗里已经不算新鲜事。

用在核辐射病人身上,是人类的第一次。

第7天,妹妹的外周血干细胞输进了他的体内。

医学上这叫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前面没有先例。

手术过程不算复杂,像输血。

难的是等。

等十天,看那些细胞能不能在他的骨髓里扎根,能不能开始造白细胞。

这十天里,病房外的家属在折千纸鹤。

一只一只,叠得整整齐齐,堆在窗台上。

病房里的他,靠输液和输血维持。

半天之内,护理记录上贴了十几张蓝色的贴纸,每一张代表一次输血。

到了第六天,血小板掉到2.6万。

正常人12万到38万,低于3万,血就开始止不住。

护士给他扎针,要按住很久,按久了还是会渗出一片。

第十天,消息来了。

妹妹的细胞活了。

白细胞开始往上走。

医生们松了一口气,这个方案在纸面上成立了。

家属隔着玻璃看他,觉得有戏。

他自己也高兴,虽然那会儿他已经开始疼了。

那点高兴没撑多久。

新的白细胞是妹妹的,是健康的,是可以分裂的。

可它们活在一个被辐射泡透的身体里。

血浆里的放射性、受损组织释放出来的东西、反复的感染,一样样消耗它们。

更麻烦的是,移植进来的细胞本身也开始出问题。

有资料提到,移植后的细胞出现了新的异常,免疫系统反过来攻击他自己。

这条路走不通了。

移植失败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一个更冷的事实。

辐射伤的不只是骨髓。

骨髓是造血的工厂,可工厂要有厂房、要有管道、要有供电。

血管的内皮细胞被伤了,组织基质被伤了,免疫调节的网络也乱了。

单换一批工人进去,厂房已经塌了

还有一个更隐蔽的麻烦。

他体内残留着放射性核素,钠-24、磷-32这些由中子打出来的东西,还在往外放。

也就是说,那道光进了他的身体,没有出来。

外面的人把他叫“世界上放射性最强的人”。

这个说法其实不准确。

被照射不等于变成放射源,他不会照到别人。

可这个标签传得很广,传得比真相快。

一个被标签化的人,很难再被当成一个人来看。

那间病房里的护士每天要花几个小时给他换药。

一层一层地揭,一点一点地清,再一层一层地包。

换完药,人已经脱力。

第二天早上,同样的流程再来一遍。

换药的护士在记录里写过那间病房的味道。

那种味道会跟着人走进走廊,走过的人下意识屏住呼吸。

她们每天照常上班,照常走进去。

医学上有个词叫“多器官衰竭”,写病历的时候是四个字。

落到一个人身上,是一个器官一个器官地熄火。

先熄的是皮肤。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也是最容易被辐射打穿的一道墙。

上皮细胞不能更新,老的角质层还在,底下已经没有新的顶上来。

第8天,他右手的皮肤开始发黑、起皱、渗液。

第26天,那只手已经认不出是手。

护士给他换药,用的是医用胶带。

胶带贴上去,再揭下来,皮就跟着一起下来了。

这不是形容。

这是护理记录里写得清清楚楚的操作困难。

后来连胶带也不能用了,可没有完整的皮可以粘。

医生试过植皮。

从别处取皮,贴上去,等它长。

长不住。

创面没有可以附着的基底,新皮贴上去,过几天就滑下来。

他身上能取皮的地方也越来越少。

再往后,脸上的皮开始脱落。

眼睛里的血管破了,血水从眼角往外流。

嘴唇、口腔、舌头,黏膜一层一层地掉。

他慢慢地不能清楚地说话了。

无菌病房里的探视是要隔着玻璃的。

妻子每天来,站在玻璃外面,用对讲机说话。

他点头,或者摇头。

后来他连点头的力气都不太有了,就眨眼睛。

护士说,那段时间最难的不是换药。

是换完药以后,站在床边,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

说什么都像撒谎。

说“会好的”,谁都知道不会。

说“再坚持一下”,坚持到哪儿去,没人知道。

她们大多数时候不说话,只是把被子拉平,把管子摆正,就出去了。

有一段时间他还能发出声音,说的是“停下来”“我想回茨城”。

还有一句,是对着医生喊的。

妈妈,别丢下我一个人。”

这句话被记录在救治团队的回忆里。

一个35岁的男人,在无菌病房里喊妈妈。

旁边站着的护士转过身去。

体液的流失是另一个方向上的崩塌。

皮肤没有了,血管里的水就从创面往外渗。

一天渗出2到4.5升。

有的记录写得更狠,说血液和体液一天能流失20升。

输进去,渗出来,再输进去,再渗出来。

输血科的人推着车子在走廊里跑,血袋一袋一袋挂上去。

他的身体像一个筛子,怎么灌都灌不满。

疼痛的问题在那时候已经无法回避。

医生给他用了异丙酚镇静,用了芬太尼止痛。

每小时200毫克芬太尼,这个剂量在开颅手术里才会用到。

用这么大的量,他还是会疼。

疼的地方不是伤口,是全身。

没有皮肤的人,连空气碰一下都是疼的。

到这一步,救命这个词已经变味了。

抢救组每天做的事情,是补液、输血、换药、抗感染、维持呼吸。

没有人再提康复。

前川和彦后来承认,他能做的只是“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这四个字,在那间病房里的意思是:不让这个人死,也不让他好。

家属每天下午三四点被叫去小会议室。

前川把当天的检查结果、X光片、用的药、剂量,一项一项讲给他们听。

妻子、父母、妹妹、妹夫,一家人并排坐着。

他们听得懂的部分不多,可他们每天都来。

他们还在等一个奇迹。

病房里的那个人,等的不是奇迹。

他等的是结束。

他清醒的时候说过,他不想再做小白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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